泉坛往事 ▏饱受争议方药雨

《泉坛往事》一书，是马传德先生以其亲身经历，依据与其父马定祥的生前谈话和遗留材料，加多方努力，经多年从各个渠道获得的不少第一手资料写成。作者对清末民初中国泉坛涌现出的俊彦们，一一予以深刻的描写，披露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的高尚情怀、生活趣事、收藏秘闻和人生悲欢等一些不为人知的生平经历。

丁福保、张叔驯、方药雨、罗伯昭、张季量、陈仁涛、张䌹伯、郑家相、王荫嘉、蒋伯壎、李荫轩、王希贤、戴葆庭、沈子槎、孙鼎、杨成麒、李伟先、王亢元、施家幹、张璜、耿爱德、千家驹、马定祥、罗斯、邬德华、徐寄庼、蒋仲川、秦子帏、王守谦……他们在振兴近代中国文化、钱币收藏和研究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绝不应被历史尘埃湮没。

我们特从书中节选部分精彩内容，陆续呈现给大家。

方药雨其人

天津方药雨与上海的张叔驯、重庆的罗伯昭并列，有“南张北方西蜀罗”之誉称，为当时古钱界最负盛名的三大收藏家之一，事实上，三者之中方药雨集藏古钱的历史最早。

海内古钱藏家有两位姓“方”的，人称“二方”。当时有不少人搞不清楚，二人其中一人为“江都方”方地山，是民国一大狂人也。方地山名尔谦，字地山，以字行，又字无隅，江苏江都人，擅长书法和楹联，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楹联家，时被称之为民国“联圣”。而另外一人“宁波方”自然就是方药雨了，方地山自称大方，称方药雨为小方，而方药雨尊其为老方。

张䌹伯在1936年曾著文介绍“二方”：

津门二方，泉界耆宿，久享盛誉。地山自号大方，药雨则尊之为老方。大方泉界奇人也，于泉好奇而不求备，收圆钱而不收刀布，重纪元而略铢两，尤嗜宋徽诸钱，尝自称徽宗忠臣。好泉垂四十年，冬夏衣袷多囊，囊中累累皆泉也，寒暑无间，不嫌其赘……

据郑家相说，方地山唯泉币是好，在民国初年，其所藏古币称富一时。早年沪上诸大钱币收藏家皆与其有所交往，1917年，方地山曾来沪上与泉界同好聚会，当时在上海广东路，他和张䌹伯、郑家相、张叔驯、郑希亮、程云岑、邓秋枚和宣愚公等人一起品茗谈泉，并各自拿出最近新得的古钱互相品鉴，其中以方地山拿出的钱币最多。郑家相后来曾撰文：“独大方所携最多。在其衣袋间出泉十余串，每串三十或四五十不等，大小不一。唯钱经摩擦，色泽如新，真伪难辨。串中虽多伪品，而珍稀亦不鲜……予戏问之曰：‘先生置如许古泉于衣袋间，不亦重乎？’地山曰：‘予冬日袋十六斤，夏日八斤。视古泉为第二生命也，何重之有？’”

郑家相称方地山性格豪爽率直，谈吐幽默风趣，很受泉界同好推崇。故方地山有很多集泉逸闻佳话，也在泉坛之中流传。如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是他的入室高徒，他们除了有师生之谊，还是儿女亲家，袁克文长子娶了方地山的女儿。两家定亲时，双方没有用世俗的聘礼，而是各自出了一枚珍贵的古钱币交换，算是完成了定亲仪式。到了结婚那天，也没有大办婚宴，仅仅在家中简办，当时方地山还即兴写了一联，以示纪念：“两小无猜，一个古泉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婚。”

方地山与方药雨都爱好收藏古钱，二人互有交往，早年有位泉界同好写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件趣事，文中这么写道：

方地山嗜古钱，累累囊中皆是也，方药雨先生讥之，谓钱之朴茂，悉在古色斑斓，若久置囊中，磨擦精光，形存神失矣，先生曰不然，必如此，始知为大方之古钱，相与抚掌。

从此事中，说明“二方”皆是“嗜钱如命”的收藏家，一位是不忍钱失去古意，而置于匣中又加保护，一位是将心爱之钱时时摩挲，日夜相伴……两者都有各自的爱好的方式，虽大方的玩钱方式并不太妥，但各人爱好不同，他这种自得其乐也无可厚非。

方药雨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原名方若，字药雨，初名方城，字楚卿，号劬园，自号古货富翁，小名谒宝。浙江定海人，方药雨祖上世代务农，后来稍有土地，到了他父亲一辈，不料家道开始中落，逐改行行医。方药雨为老大，下有两弟四妹，因家庭人口众多，生活贫困，父母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幼时就进私塾念书，由于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古文诗词、书法绘画、八股文章无所不精。19岁时方药雨通过县试中了秀才，是个才华非凡，出类拔萃的人才。因为他官员考核优异，所以被清廷升职，最高官职曾任知府。

1893年，方药雨经同乡介绍，谋得天津北洋学堂文案一职。后来方药雨的才华得到认可赏识,先后曾担任北洋大学堂教授，《国闻报》主笔,《天津日日新闻》社社长，利津公司经理，天津日租界华人绅商公会会长，日伪天津法院院长等职。

投敌为人生最大污点

1937年八年抗日战争开始，同年天津沦陷，方药雨当了天津治安维持会组成的天津地方法院的院长，由于这一职位是日本人赋予的，所以他在当时被视为投敌的汉奸。关于他的这段历史，方药雨的同乡，当代古典文学家，一代文史大家，资深出版人金性尧先生曾在其文集《金性尧集外文编》中写道：“一个大汉奸的塑成，和那些为了饥寒的逼迫而放毒粉的‘愚民’，是迥不相同。他是有他的生活基础，思想背景，和叛国的一贯的过程。死的如最近枪毙的黄秋岳，活的如就任天津伪法院院长方若等。”

关于后者，金性尧说：“我因为是同乡的缘故，所以知之较详。他是浙江定海人，前清秀才，一向周旋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原名方苦，字药雨，后来他觉得苦必须要苦出头，就改为‘若’字。今年六十六岁，身材很矮。虽然旅津有数十年之久，可是讲起话来依然是一口乡下土白。他的性格相当爽直，少时家道曾经中落，十余岁就赤手空拳地跑到天津，住在日租界。他是不懂日语的，但第二个妻子却是日人，这是一个使他渐渐媚日的根源。现在家产已达一百余万，完全由贩运书画，古玩给日人而来。因此更给他有天天接近日人的机会。他是国内著名的古钱收藏家，素有‘南张北方’之称。上海的古泉学会，还聘他做过顾问。他的绘画润格，在北方也是很高的。他虽不是什么‘遗老’之类，但反对施行民主和嫉视国民党都很激烈。去年曾经回到乡下去，路过上海的时候，请他赴宴的几日无虚席。他所藏的一些古物中，要算几块‘石经’为最珍贵，据说，伪满的罗振玉曾代溥仪去向他出重金购买，而他竟非常狂悖地说：‘现在暂不出让，待到皇上入关就作为贡献的礼物。’可见他甘做傀儡的念头，是早已酿成的了。”

1940年，方药雨的亲家张弧的六女张同珍和外甥潘祖莘，因参加地下的抗日组织，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为了营救他们，张弧的儿子张同礼找到方药雨，方药雨答应帮忙并亲自出面向日本宪兵队要人，最终使二人得以安全释放，由此可见，方药雨当时也并不是光昧着良心只为日本人做事，他还是有着一定原则和底线的。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方药雨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入狱，审判时，当法官问到汉奸罪状，方药雨一再表白自己如何做“清官”，如何“廉洁”。法官又问，为什么在日本人手下做官？能说在沦陷时做“清官”就不算汉奸吗？方无言以对，只好认罪。

在天津解放前夕，方药雨被释放出狱。解放后人民政府委托北京清华等校考古系组成小组，对方药雨的贵重物品予以鉴定，将其中二十几箱运到了北京，只留给方药雨部分财物作为生活费。1954年方药雨在天津老病而死。

父亲与方药雨的古钱缘

四五十年代，父亲自开设祥和泉币社后，他去外地最多的地方是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收购钱币，一是拜访当地的一些收藏家、钱币商等人。父亲告诉我方药雨处，是家父恩师张季量推荐的，临去前张季量还特地写了一封亲笔函，到了天津后，还是由当时在天津银行界任职的张䌹伯先生陪同, 拜访了方药雨先生的。

张䌹伯对方药雨的泉学造诣十分推崇，1936年他为方药雨的《言钱别录》特别写了篇序，说：“定海药雨方先生学原博古，制复通今，金石素所研究，艺术尤其余事。光绪中叶，继鲍李而起，侨居津沽，情专好笃，肆力搜储，卒令古代精英，炳焕行箧，益以出土之品，与夫采自海外者，不惜重金，挥斥罗致，陆离光怪，奕奕四壁，古今中外，用集大成，当时与张叔驯并称南张北方之誉，其为世所推重，盖可知矣。著有《言钱别录》、《言钱补录》，是二书者，订前贤谬误，示后学津梁，悉祛伪以存真，堪信今而传后，原原本本，殚见洽闻，称引精详，采访周至，为泉界放异彩，于泉学成专门，宜癖好之士，群奉为泰斗也。”

那年（1943年）家父还只是个28岁的青年，而方药雨当时已是74岁的老翁。方药雨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就十分赏识，认为我父亲年轻有为，像他一样酷爱古钱币，所以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结下了“泉谊”，成了忘年之交。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金石考据之学逐渐兴起，其时泉家辈出，著述如林，古钱学盛极一时。方药雨告诉家父，大概是在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他30岁时开始收藏古钱，他收古钱，一不收外国钱币，二不集重复品。在张䌹伯的《百四十年来泉家述略》一文中曾写道：“方氏好泉之始，在戊戌庚子之交。时老辈凋谢，鲍李云亡，乘泉界中衰之余，居北方冲要之地，嗜好既笃，经济又裕，大力搜求。嘉道以来，数十家菁英，萃于一箧，盖以出土之品，洋洋大观，蔚成当代巨室”。当时恰逢北方一些前辈名家将藏品陆续散出，在天津劝业场的古玩铺出让兜售却无人问津。因为那时出大价钱玩古钱的人很少，于是方药雨适逢良机，使他能搜罗到一些传世名钱、珍罕古钱。又因他早年一直对古代文物感兴趣，所以开始大力收购秦汉的古钱币。他收藏战国的刀布、圜钱非常十分丰富, 其中不乏非常突出的珍品。除了著名的残缺的覃邦刀、汉代的大半两之外，他后来还收集到唐代的大唐镇库钱，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平通宝、开平元宝、乹元重宝、天策府宝、天德通宝，北魏“天兴七年”金钱，金代的崇庆元宝、至宁元宝等等。

据说方药雨当时收藏的历代古钱有一万枚之多，其中不乏名噪一时的稀世珍钱和孤品。其中如金代篆书崇庆元宝钱，张丹斧曾专门撰文介绍过，说此钱原为方地山所藏，后来介绍此钱：“地山既以六百金割爱与药雨，事隔十年矣，若今日之时值，故又当高出数倍，药雨篋中，类是者不乏，足令人咋舌也。”关于方药雨这枚金代篆书崇庆元宝钱，其出世后的经历可谓曲折离奇，仅我所知在此略作介绍：

篆书崇庆元宝最初为前辈藏家刘燕庭（清代金石学家、古泉学家）之物，他自己介绍此钱是在民国7年（1918年），从河北抚宁俞关镇一个铜贩子处购来，当时仅值几毛钱而已。据贩子说该钱是出土于当地，当时共出土古钱5,000余斤，内中皆是崇宁、大观等北宋钱，其中唯有此品钱文与其他钱不同，他觉得好奇，故留下未被熔化。刘燕庭获得此钱后，曾先后出示给多位同好欣赏，但看后大多数同好都保持怀疑态度。直到民国10年（1921年），此钱才被东北古钱收藏家王璞全买走。王璞全曾将该钱图文发表于某日本泉货会刊，不料被该刊评为伪品，因而该钱名声一落千丈，从此无人问津。过了很久，此钱被方地山见到，他认为该钱虽是初见品，但是真品无疑，并以200大洋之价买走。方地山得此钱后，当时有些人出于妒忌，也有些人不识此品，一时在泉界闹得沸沸扬扬。但此时有一位名士出来讲话，该人记得曾见过一幅元代画作，该画中有一个人物的衣服上系着一枚钱币，该钱钱文就是“崇庆元宝”！这位名士在当时颇有声望，他言之凿凿，肯定了这枚钱币的存在，从而此钱名震泉界。方药雨最终能从方地山手中获得此钱，也是他当年在追慕珍钱异品方面不惜代价，毫不吝啬的决心所致。

另外，金代至宁元宝也是方药雨不惜重金所获的，据郑家相说，该钱为古钱藏家范纬君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得于山东，后转售给天津的周季木，张䌹伯去天津时，看到周季木藏有此品，张䌹伯仔细观看后，觉得此钱虽然曾经过火烧（俗称火坑），故而铜色红紫而无锈斑，但文字挺秀，绝非崇宁钱所能改刻，断定此为真品无疑，便从周季木处以巨金购之。后来张䌹伯拿此钱给方药雨欣赏，方药雨一见，叹为奇遇，当场就愿出千金之价求购，故此钱最后又归方药雨所有。

郑家相在《梁范馆谈屑（五）》一文中，写到当年他去拜访方药雨的情景，现摘录如下：“一日予偕䌹伯赴津访旧雨楼，药雨出所藏以相示，刀则束之，布则匣之，累累不胜其数，刀如造邦开邦安邦晋阳，布如共半釿郛半釿三孔圆足，人一之而不得，药雨则蔚然大观，可谓海内冠军……”另外，郑家相还谈到：“药雨集泉之初，注重新莽以前之泉，莽以后泉尚未十分注意，迨䌹伯及予游京津后，鼓起兴趣，竭力搜罗，遂成海内巨擘”。早在1932年，钱币收藏家蒋伯壎观赏了方药雨的藏品，后给予评述：“珍奇古奥，光怪陆离，极加海内有数藏泉名家之上”。

方药雨平生好藏金石书画，尤迷古钱，自诩不贫于古，故晚号“古货富翁”。只要在工作、生活空闲的时候，他就潜心考究历代铸钱技术，验证各种古钱学学术，对古钱大小、质地、色泽、版别、纹饰、轻重、文字和伪劣等方面一一辨别，悉心研究，正是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才使得他成为了一代泉界泰斗。

家父对我讲，方药雨是一个求精品，不求全的古钱收藏家。他与张叔驯、罗伯昭集藏的方式不同，张、罗两人都注重钱币的版式区分研究，所以张叔驯藏品为30,000多枚，罗伯昭亦达15,000种以上。以前的钱币收藏家都有一种秘不示人的习惯。我们称之为“秘藏”，凡是收集到一枚史料上没有记载的珍稀古钱时（钱界称之为“出谱品”），收藏家往往会把它秘藏起来自玩而不让他人知道。而方药雨不为这种时习所左右，他既无门户偏见，又不垄断数据，凡是他得到一枚出谱古钱时，不但拓赠诸友，还会邀请泉界同好到他家中欣赏研讨，共享其乐。据张䌹伯告诉家父，他在天津任职期间曾多次去方家——劬园参加这种泉友聚会。我曾在父亲早年珍藏的一份《晶报》上看到印有劬园的一张图照，虽然印刷模糊，但还是依稀看得出它的一些风貌，那是一座带有楼台亭阁的大庭院，这种豪宅，如果按现在估价的话，至少上亿元！

民国年间，在天津身居要职的方药雨财力雄厚，勇于购钱。其在收古钱币花钱最大方，所以北方一带许多藏家的古钱、包括当时新出土的稀有古钱，都一一辗转到了他的手中。在天津最早的游艺园“大罗天”（今天津日报社址），园内有京剧、杂耍、电影、焰火、餐馆，附设古玩摊铺，是当时天津唯一的古玩市场，当时在这里就经常能看到方药雨的身影。后来的北京“厂甸”、天津“劝业场”的古玩商都依然视其为大主顾。据说1920年他在北平购买战国蔺字圜钱两枚，竟出600银元高价而得，并戏称“为黄百川敲了小竹杠”，一时视为豪举而震惊泉坛。《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其日记中写道：“与药雨争选铁钱，汗涔不顾也，杯盘罗席，守饥不肯释。”可见方药雨当年收藏古钱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方药雨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所完成的《方家长物》是其早期作品，为原钱拓本，主要是其先后收集的王莽泉币三十二品，并附楚布二品，以浓墨精拓，每页一品，初印仅20册，流传甚少。

后者有《言钱别录》《言钱杂录》二书。他于1925年写了一本书《古化杂咏》（古化，即古货，古钱之意）。 我父亲讲，这本被泉界推崇备至的书只印拓了50册分赠同好，方药雨后来也送了家父一册。我曾拜读过《古化杂咏》，内有他所藏的101枚珍稀古钱的原拓本，而且每枚钱都配了一首绝句，是方药雨的心得和有关古钱的轶闻趣事，是一本富有雅趣的钱币书。（方药雨赠送给父亲的《古化杂咏》已于1991年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现藏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

方药雨一生还出版了《古货菁华》《旧雨楼古货全稿》《古货今说》《古金银谱》等著作，弥补了国内古钱研究的一些空白。尤其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相继著有《言钱别录》《言钱补录》，凡所列之论说，多有前人未发现者，尤以考定“永安一百、五百、一千”等为五代钱，赢得国内外钱币学界的赞同, 致令当时的泉界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他笔耕不辍，著述如林，不仅在上海的《泉币》，日本的《货币》等钱币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还在上海出版的大众化《晶报》上撰文介绍推广中国货币的研究，为我国钱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