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变革者：“异教徒”腓特烈二世
西西里宫廷融合了拉丁人、希腊人、犹太人以及穆斯林人的文化。然而在当时这种包容开放不免受到质疑，在其对手眼里，腓特烈是耽于享乐之人，是异教徒。
腓特烈二世接管十字军行动成了他与教宗冲突升级的导火索。格里高利九世利用十字军为疫病所拖延的情况，借此实现其政治目标。这位圣彼得的继承者坚持催促皇帝践行十字军东征的誓言，以前参加十字军的国王并无此遭遇。他无法原谅腓特烈的行为，并拒绝任何妥协。依照誓言皇帝应该亲自前往耶路撒冷，当他迟迟不肯出发时，格里高利九世对他实行绝罚。这位被驱逐者终于来到圣地，用阿拉伯语与苏丹卡米尔进行友好交谈，并成功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基督徒享有圣城十年。然而教宗拥护者诅咒并排斥该协议，因为他们期待兵刃相交而非外交运筹。其实早在1228年腓特烈二世动身去耶路撒冷之前，教宗便集结外国军队，即所谓的教宗“钥匙军”（Schlüsselsoldaten），前往西西里，企图占领它。由此可见，事情并非仅仅关乎十字军东征，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场斗争实际关乎意大利的政治权力，教宗想要终止斯陶芬王室在意大利的统治。这一目标让格里高利九世与新的伦巴第同盟暂时走到一起，尽管二者之间仍有矛盾。虽然教宗与皇帝1230年再次和解，但好景不长，1239年腓特烈二世再次被逐出教会，而此次绝罚似乎也敲响了斯陶芬王室走向没落的丧钟。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没有好好利用德意志的王权。相反，他似乎有意地弱化它。其子亨利试图在德意志领土内巩固王权、控制诸侯的失败经验，本应让他警醒。可腓特烈二世不仅未能意识到，反而在意大利权力的角逐中牺牲了年轻的亨利。他任由诸侯来主宰德意志的命运，这些所谓的“邦君”在他的治下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对皇帝逐渐敷衍了事。腓特烈二世通过多方面的外交努力将儿子推上王位，又把他囚禁，让其自生自灭，最后由耶路撒冷的储君康拉德四世（Konrad IV）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无异于削弱王权。可以说，腓特烈二世对斯陶芬王朝走向灭亡起了助推作用。相反，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颇有成效。他建立了当时最为现代的统治制度，表现为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立法由国王控制但以专业法学为指导，由中央管理财政（doana），使用全国统一的货币，并设立宫廷法庭为最高的上诉法庭，在大学特别是那不勒斯大学培养法学家，建立起不再以奴隶而是以付薪的临时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系统，限制贵族、神职人员以及城市的特权等。这一系列措施汇集到一部杰出的法典之中，这就是1231年腓特烈二世颁布的前无古人的《梅尔菲宪法》（Konstitutionen von Melfi）。
这部宪法里提出的规定与制度安排是一种应急手段，用以治疗和教宗开战给王国和领土带来的创伤。在之后的几年里，该法典的两百多条法令还陆续得到增订，其范围涵盖行政管理、刑法与诉讼法、采邑法与民法。在那不勒斯王国，该宪法沿用至19世纪初期。腓特烈二世早在1224年就已经开始建设那不勒斯大学并授予其特权，其目的在于推进法学研究，使他不再依赖反对他统治的博洛尼亚法学派。即使如此，据推测在起草该宪法时他仍得到了博洛尼亚学派资深法学家的帮助。
新宪法继承和发扬了鲁杰罗二世与古列尔莫二世颁布的法条，大量引用罗马法，结合了诺曼王国法律材料以及斯陶芬王朝帝国意识形态。其序章展现了腓特烈二世对皇权的理解。立法者追根溯源，从创世说起，与其说字面上引用了《圣经》，不如说遵循了12世纪自然哲学的释经学；然后讲述天主造人，提到了原罪，即触犯戒律危及整个人类。但天主拯救了人类并让他们在地球上繁衍。然而触犯戒律的后果并没有消停，经天主之手创造的曾经“正直且无瑕”的人类“陷入纷争”，原罪继续存在。按天主的旨意，从人民当中选出王侯来实施管理是必要的，以限制人类无节制的行为与犯罪。“他们应当作为法官掌管生杀大权，等同于天主判决的执行官，决定每个人的命运、等级和阶层。”此处点明了国王处于天主与人民之间的中介者身份。立法者是“正义的父亲与儿子”，是法律的创造者也是遵守者，是天主即所有律法之“父”与尘世即律法的实现之地的中间人。再者，诸侯应守护神圣的教堂、基督教之母不被“信仰的诽谤者”（指异教徒）玷污，保证其受到世俗利剑的保护，并保证人民享有和平与正义。由此观之，腓特烈二世“是为了迎合人类的希望，唯一领受天主权威，被提升至罗马人民王国权力之巅并享有其他所有王国之荣耀的人”；他“通过扶持正义及起草法律，用双唇［赞颂］向天主祭献小牛”；他颁布了这部宪法，“通过侍奉永生的天主即基督，向赐予我们天赋的天主”奉上回报。
这反映了世俗化的神学思想。立法者完全遵照神学传统，遵循天主的旨意拯救他的造物。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从而被视为救赎，而皇帝本人成为正义的神父，成为天主与凡夫俗子的中间人：在只字未提基督生平事迹的情况下，该法典表达了一种世俗的救赎理念。捍卫正义涤除了原罪。其中虽提到教会，但它却没有明确清晰的使命，显然教会在此对救赎并没有任何贡献；至于它是否具备传递天主恩典的能力或以何种方式传递，也无关宏旨；因此精神之剑并未露出锋芒。不过受到诸侯守护的这个教会代表了整个人民，造物主天主要求国王对拯救民众负责，要求基督教保持正义。因此皇帝在若干年后进驻异教徒的大本营—在他看来特指伦巴第城市同盟。该法典采用神学的表达方式宣扬一种国家至上理念，最终导向了世俗化。这一理念拥有广阔的未来。教宗，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在法典里完全被忽略，而腓特烈是天主在西西里王国的封臣，与之签订了和平契约。无论按何种法律统治王国，国王均直接与天主联系。腓特烈二世的法典后来成为王室培养储君的教科书。
这位斯陶芬皇帝独特的个性魅力让西西里宫廷熠熠生辉。腓特烈二世所到之处，学者诗人接踵而至。在阿拉伯地区他也备受赞美。据说他的宫廷是当时绝无仅有的文化知识中心。在那里，孕育了“甜美新风格”（dolce stil nuovo）的诗歌；在那里，政治与学识携手并进，水乳交融。“高等法院大法官”彼得罗·德拉·维尼亚（Petrus de Vinea）长期管理文书部并下设保管希腊文与阿拉伯文档案的文书处，文书部创作的修辞精美的通告在当时广为传颂，影响了数百年。在文艺复兴初期，查理四世的文书大臣诺伊马克特的约翰（Johann von Neumarkt）等人仍将其当作模范使用。米歇尔·斯各特（Michael Scotus）、安条克的特奥多尔（Theodor von Antiochien），还有来自西班牙与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犹太人拥护国王促进学术发展的努力。
事实上，腓特烈二世完全可以算得上向拉丁语世界传播犹太人文化的使者，只有在他的宫廷里犹太文化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那里还发现了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最早的著作；尤达·本·所罗门·哈-科恩（Judah ben Solomon ha-Cohen）作为皇帝的贵宾在西西里宫廷逗留了很长时间，他编撰的最古老的希伯来语大百科全书——最初用阿拉伯语写成——与腓特烈宫廷多元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西里宫廷融合了拉丁人、希腊人、犹太人以及穆斯林人的文化。然而在当时这种包容开放不免受到质疑，在其对手眼里，腓特烈是耽于享乐之人，是异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