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秦岭》秋冬卷| 柳青《创业史》的时代性与史诗性
柳青《创业史》的时代性与史诗性
文/柏峰
柳青的长篇小说巨著《创业史》第一部已经出版60年了。这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自述）的“史诗性”著作，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依然散发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衡量小说是不是典范之作，关键看作品能不能达到时代性和史诗性的高度，核心是作家的思想认识高度和其艺术表现的高度。《创业史》在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上，都达到了当代乡村小说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非常令人惊诧的“艺术现象”，涉及柳青深刻的历史观、文学思想和“独创精神”。
柳青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柳青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核心概念和其主要观点，并从这个认识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所有小说的“艺术舞台”莫不搭建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识基础上，如他最早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后来的《铜墙铁壁》等，尤其是《创业史》。《创业史》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进行了空前深刻而广泛的生产关系方式大调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有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之后，该走向什么道路？柳青在自己修订的《创业史》“内容提要”里，明确提出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要反映在我国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经济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紧要历史时期，上演出来的农村各色人物和处在不同的政治经济阶层人物之间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这既是波澜壮阔也是惊心动魄的。柳青认识并准确把握了这个激烈的社会现实冲突和巨大矛盾斗争，立足于我国农村当代历史巨变实际，进行全貌而真实的艺术反映。他坚持从人民出发的创作方向，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激烈的现实冲突和矛盾中去，努力捕捉其中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人生演绎。
能不能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和透彻把握社会现实矛盾，取决于作者的思想认识高度。这需要两个来源，一是认真学习哲学思想理论知识，一是具有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在柳青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就前者而言，柳青从青年时代就参加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政策，树立了牢固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念，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柳青又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延安时期就深入米脂县的乡村担任乡政府的文书。在这三年里，他深切感受到，党在农村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农村经济在持续好转，有益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于是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信念。这个思想认识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过程。
1952年5月，柳青写下《和人民一道前进》这篇文章，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他说：“我自己是在‘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影响下开始文学活动的。”有关论著表明，柳青长期喜欢阅读鲁迅、蒋光赤等“五四”以后作家的革命文学作品，喜欢阅读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铁流》《毁灭》等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这些国内外革命文学作品对柳青文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客观而形象的帮助。而他自觉走上革命文学道路，则是努力学习并践行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是柳青文学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他从此更加坚定为人民的创作方向，坚持从生活到艺术的创作道路。从1951年开始，他扎根长安县皇甫村14年。后来，柳青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三个学校”的观点，首要的是“生活的学校”，其次才是“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从这里可以看出，柳青把深入生活做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其实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贯彻与发扬，也是他终生服膺的文学理念。
话剧《柳青》剧照
有了思想认识的高度，只是解决了如何认识社会生活，能够准确地分析和把握现实生活的主要矛盾斗争，顺应社会生活固有的发展规律，并能科学地预见社会生活灿烂多彩的前景，使得自己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具有时代性。然而，要真正地创作出精彩的文学作品，还需要艺术表现所能达到的高度。柳青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这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中去，创造具有“史诗性”的作品。虽然《创业史》没有最终完成，但第一部和第二部就已经完全展示出“史诗”特征。
《创业史》的一位研究者认为，“史诗”特征是指“一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他据此认为，《创业史》的史诗效果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艺术途径完成的，从题材的选定到作品的写出，几乎所有的艺术环节都与这一点发生着联系。《创业史》的题材放置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上，这个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互助组——合作社的道路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为作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文学写作历史机遇。柳青潜心深入生活，观察这个历史阶段农村种种人物的“世相”，塑造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人物”梁生宝等一系列动人形象，艺术地展现出“汤河流域”里的“蛤蟆滩”这个“典型环境”里的农村变革，确实具有“史诗”性质。
《创业史》之所以能具有史诗性质，还与柳青尽可能追求高度的艺术表现相关联。他坚持学习文艺理论，坚持独创精神。与柳青非常熟悉的文艺理论家胡采在谈到柳青时说：“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精心阅读著名作家和理论家的艺术评论专集”，由此，胡采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同时又是思想家和理论家”——这话说得真好！柳青的一生集中最大的精力与心血，经营《创业史》，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力量写作文艺理论专著，但是，他的思想高度和文艺理论高度，仍然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从他的篇幅不是很长的《美学笔记》里就能感觉出来。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原著的人，是绝然写不出这样充满真知灼见的文艺理论文章的。
柳青还善于从先进的小说艺术中吮吸营养。就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把一切笨重的东西都丢掉了，却始终把厚厚的英文版《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带在身边”。在我看来，柳青从苏联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直接获取了文学艺术珍贵的乳汁。这部小说描写顿河流域哥萨克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走向农业集体农庄过程中所发生的曲折复杂又充满了草原异域风情的战斗生活。隆隆谷村是当时苏联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创业史》则是我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缩影。柳青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作家，他没有大量的时间阅读更多的中外文艺书籍，但是，他读书很精细。柳青认为，读书，“应精，不应当多”，“有些书，自己认为必要，应咬烂嚼碎，吃掉”——而肖洛霍夫的这部《被开垦的处女地》应该说是被他“咬烂嚼碎，吃掉”了——尤其是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与自然景物描写上，柳青确实得益于肖洛霍夫很多。这并不是说，柳青在“模仿”肖洛霍夫，而是深入阅读和体会以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深刻的艺术影响——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叙述语言、准确的人物刻画以及纠缠扭结在一起的各种矛盾……这些都对柳青写作《创业史》大有裨益。不过，柳青的《创业史》所展现的“蛤蟆滩”与肖洛霍夫的“隆隆谷”有所不同，所描写的人物相对集中，而且大都是“蛤蟆滩”上的“人与事”，没有肖洛霍夫笔下的“外来者”形象（比如主人公达维多夫以及潜藏在“隆隆谷”里进行革命破坏的白军上尉连长波洛夫采夫等人），从而深刻和集中地揭示出乡村人在我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里意识、情感和态度的转化过程。《创业史》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艺术布局有不同之处。
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作家出版社
《创业史》达到了很高的小说艺术高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柳青不仅是一个现实生活的“观察者”，仅仅对“观察”到的社会现实生活进行冷静而客观地描写，更是一个善于探索人物灵魂的人。他有一双睿智而透彻的“眼睛”，似乎能把一切人的灵魂看透看穿——这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应该具备的艺术能力。而要具备这样的艺术能力，就要走到群众中去，与种种人物打交道。按照荣格的理论，要成为探索人灵魂深邃的人，只有当他成为一个“集体的人”，才能真正窥见人类最深刻的内在律动。柳青扎根皇甫村14年，也许，就是想成为一个“集体的人”。只有窥见人的灵魂深邃，才能更好地艺术表现人物。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振山、徐改霞、素芳等人物形象，注定是“独特”的，别人不能“复制”，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 文章选自《秦岭》2020年秋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