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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树栋 张耀崑 题字：王树明
编辑：赵志忠
齐聚上海 全国印刷中心确立
编者按:一部《古今印刷趣谈》，让我走进八十五岁高龄的淮镇籍老乡，张树栋先生的印刷史学和他的精神世界中。翻书灯下，受益匪浅！张树栋先生现居北京，其原籍是河北省献县淮镇东刘庄村，他是中国印刷史学的著名学者，其著作等身。作为乡贤张树栋先生虽身居京华，心系家乡，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家乡捐款，助力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此书为张老先生的封笔之作，征得老先生同意，“诗眼看世界”从今天开始将全文刊发《古今印刷趣谈》。张老先生以中国的印刷发展史为线，将中华传统文化从远古至今贯穿起来，其中有历史事件、人物传说、趣事等。阅读《古今印刷趣谈》一书，我们从书中或许能得到启示，我们淮镇是全国重点镇、河北省重点小城镇，又是千年文化古镇。梳理淮镇文脉，整理淮镇文化，创建文化淮镇，构建中国·淮镇。我们需要精神动力，寻找文化之源，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诗眼看世界”，在淮镇籍学者张树栋的《古今印刷趣谈》一书寻找答案吧，让我们为构建中国·淮镇而共同助力！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张耀崑 :1962年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获文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任编辑职称。从业金融与财经专业编辑工作34年余，参与《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古今印刷趣谈》等多种印刷史著作的编纂，在《金融时报》《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金融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齐聚上海 全国印刷中心确立
在中国近代印刷崛起的大潮中，随着众多官私印刷机构的建立，印刷技术的科学研究、设备器材的制造、以学校形式出现的印刷教育和专业书刊的出版也随之兴起。造就了一个中华民族近代印刷业全面崛起的新局面。人们于此看到了中华印刷再度辉煌的希望和曙光。
上海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曾是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故后人称其为“申”；又因此地有条沪渎河，又简称为“沪”；到了宋朝始有“上海镇”之谓。1928年民国政府在此设立上海特别市。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和商旅纷至沓来，国人自办的印刷企业和学术团体也云集于此，上海在全国的出版印刷中心地位逐渐形成并得以确立。上海作为全国印刷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可从印刷机构的建立、印刷设备器材工业的发端、印刷科研教育与专业书刊出版的兴起等几个方面加以概述：首先是印刷机构的建立。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创立并打破英人美查开办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在石印业独领风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算起，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文明书局、大东书局等一些大型或颇具影响的近代印刷企业的创立和发展，以及众多中小印刷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当时的上海，不仅印刷企业的数量、规模、生产能力居全国之首，上海作为全国近代印刷工业的中心地位也逐渐得以确立。
其次是印刷设备器材的发端。十九世纪初，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印刷术逐步、迅速地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为数众多的印刷机构的同时，大量印刷机械设备也随之进入中国。大量印刷机械的使用，亟需机械维修业的配合与支持，导致了一批印刷机械修造厂的诞生。而最早创建的李涌昌机器厂、公义昌机器厂、曹兴昌机器厂等六家从事印刷机修配业务的印刷机械厂均创建于上海。这些印刷机械厂规模虽小，但它是中国印刷设备及器材工业之发端，为中国近代印刷设备器材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后：华人曹子挥于1882年，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厂，地址在上海杨树浦；1913年，江苏吴江叶兴仁教授在上海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油墨制造厂，采用国旗式商标，定名为“上海中国油墨厂”；1919年，广东商人黄景康于上海今新乡路泰兴坊创办中原油墨公司；1920年，陈醒吾在上海闸北大通路创办灵生油墨公司；1921年，商务印书馆聘请德国技师自设油墨专部，制造用于平印、凹印、铅印、石印等所需的各种油墨。其三是中国印刷学会等印刷社团的创立及其在印刷科研、教育和众多专业书刊出版等领域的创新性进展。综合上述，上海作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在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等四人集资创办于上海，馆址设在上海北京路。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合股集资3,750元，雇了十几名工人，因设备简陋，只能印刷诸如商业簿册之类的简单印刷品。但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于创办前都是基督教会设立的“清心小学”的工读生，先后在《字林西报》和《捷报》当过排字工，熟悉排字等印刷技术和业务，加之书馆采取当时西方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者的精明干练，使得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蒸蒸日上，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很快进入它的全盛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设备先进的大型印刷出版企业。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上海总馆设有制度完备、机构健全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和技术、设备先进、完善的印刷总厂，而且还在全国各省市设有85个分馆以及相应的印刷分厂。同时还跨出国门，在新加坡、吉隆坡设立了分馆。职工总数多达3,600余人。规模之大，人员之多，为世界印刷出版界所罕有。
商务印书馆能得以迅速发展，除以夏瑞芳为首的经营者们的经营有方之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华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救国图存”而发起的维新运动密切相关。当时，全国处于维新运动日益高涨之时，到处学新学、兴学堂、谈维新。商务印书馆决策者瞄凖新学堂的广泛设立急需大量新式教科书这一现实情况，迅即将英国人编写的印度课本翻译成中文并加上白话注解，印成《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出版发行，极为畅销，获利颇丰。随后，商务印书馆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延聘张元济(菊生)先生担任编译馆的馆长，开始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小学教科书，并于当年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数月间，销售十余万册。可以这样说，这些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使商务印书馆居于全国新兴教科书出版之首，首战告捷，声利俱获，为商务印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商务印书馆由于经营有方，加上张元济先生严于律已、敢于律人、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和他一贯坚持少分红利、多积累，以求更多地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和设备，扩大企业的再生产能力而得以年年盈利，资金积累额呈直线上升。从1897年创办到1922年的25年，商务印书馆资金增至创办时的1,333倍(见附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证明了商务印书馆发展之神速，业绩之辉煌。
商务印书馆能以高速发展，还得益于它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面向市场，顺乎民意，生产对路产品；利用外资，发展自已，实行科学管理；工业技术先进，引进新兴设备，不断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聘请外国技师，派人出国学习，重视人才培养。这种模式既为商务印书馆创造了高额利润，又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世人瞩目的卓越贡献。
在近代史上，中华书局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印刷出版企业，由陆费逵、陈协恭等人集资创办于上海，时在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初创时的中华书局，下设编辑、事务、发行三个所。创办伊始，书局便以《新编中华教科书》投放市场，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独霸市场的局面，在印刷出版界出现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激烈竞争的新局面。中华书局创办之初，仅以图书出版为主，没有印刷厂，到1913年，一年之中，资本猛增四倍，可见发展之速。同年，又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开办分局多处，员工也由初建时的十余人增至二百馀人。1914年，中华书局因商务印书馆首脑夏瑞芳被刺而出现的混乱局面获得迅速发展，资本又猛增至60万元，到1916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局已多达40馀处，印刷厂机器多达数百台，发展是极为迅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长期与国民政府合作，承印政府的小额钞票（图43-5）和有价证券，主要得益于当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孔祥熙曾于1927年任中华书局董事，1930年任董事长一职。政府的支持，大量小额钞券和有价证券的印制，给中华书局带来的是高额利润，为中华书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民办印刷出版机构中，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外，大东书局、世界书局、文明书局等规模较大、影响深远、著名的印刷企业，对近代印刷事业的崛起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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