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理学人物

​中晚唐儒学复兴运动

北宋理学的发展，实际上是整个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当中的一支。而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从唐代儒学复兴运动而来的，所以要讲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就要从中晚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及古文运动开始讲起。钱穆先生曾经讲过，“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也就是说我们要谈宋学，就不能不回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儒家思想家的努力。那么，中晚唐儒学复兴运动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这不得不回到隋唐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隋唐时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精神根底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在这个时代，儒家日渐衰微，从韩愈的《原道》篇看，最重要的特征是两个：第一，已经越来越少的士大夫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者；另外一个方面，即使有人认为自己是儒者，他也不知道儒之所以为儒的根据。所以韩愈在《原道》篇里树立道统，以此证明儒家思想传承之渊源，目标指向就在于此。但是，中晚唐儒学复兴运动反对佛老虚无主义世界观，并没有达到理论建设的深度，而主要是着眼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批判。那么，这样一个儒学复兴运动诉诸行政或者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思想的问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努力到了北宋就结出了硕果。

北宋士大夫面对世界的方式

北宋士大夫在北宋王朝“养士”的政策基础之上，展开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面对世界的方式。这个面对世界的方式在北宋的文化和思想当中，其实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来体现。宋王朝的建立基础是很薄弱的，正因为这种薄弱，宋代的开国根基里有一种敬畏精神。这样一种敬畏的精神，展现出一种宽容的气质，这种宽容的气质就会体现为对普通老百姓不敢残虐之，对士大夫则宽容之。这当然在史学界有争议，宋太祖立所谓宋朝“家法”，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杀大臣及言史官，由此而构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局面。而宋朝的“养士”经过了太祖、太宗、真宗朝以后，到仁宗朝开始结出硕果。按照《宋史》记载，宋仁宗年间，“儒统并起”，只要给士大夫足够宽容的气氛以及足够的尊重，正常情况下，他都会走向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方向。然而整个北宋的格局是积贫积弱的，这有多方面原因。虽然一方面，北宋王朝因为优容老百姓、不敢残虐百姓，所以整个社会生产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国家经济是鼎盛的。但是民间的富庶并不代表着国家实力的增强：由于冗官和冗兵这两项巨大的开支，导致北宋王朝一直在积贫的状况下；又由于北宋的制度性选择，在面对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时一直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所以，这就造成北宋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积贫积弱”的印象。一方面，士大夫们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天下这样积贫积弱的格局，形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里独特的一股气质——承担天下的责任。这样的精神气质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忧”的精神是北宋士大夫的基本精神气质，不管哪个学派的士大夫，都体现出强烈的“忧”的精神。这是理解北宋的关键点，所以我多年来一直讲，有三个字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集中体现：一是范仲淹的“忧”；一个是程颢的“仁”；一个是张载的“感”。这三个字都指向他人，都指向对他者责任的承担，所以宋代士大夫人格的伟大既是精神力量，也是时代塑造。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与佛教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其与唐代儒学复兴运动最大的区别就是理论建设。宋代士大夫开始意识到与佛、老（代指佛教、道教）之间的斗争不是因为简单的政治、经济上的理由。不是因为大量劳动力出家，既不从事物的再生产、也不从事人的再生产而导致的社会财富的锐减、社会负担的加重。这仅仅是非常小的一个方面。北宋士大夫开始意识到，这根本是生活方式、生活道路的不同。这样的佛、老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的道德生活是无从建立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旦面对生活道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价值观的问题。用通俗的话讲，价值观解决应该的问题。每一种哲学或者每一种宗教思想背后，都指向或都论证一种独特的生活道路。以佛教为例，佛教把世界本身看成虚幻，质疑世界本身的真实性，它指向的是“解脱”。至少最早期的佛教是指向解脱的，而解脱是围绕“彼岸”来展开的。

只要是围绕“彼岸”来展开的文明，此世的生活是要被抛弃的。所以这样的文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找一个正确的、抛弃此世的方式。当然首先这个方式要正确。佛教的“空”、把天地万物理解为幻象的思考，引生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一条生活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思想，指向的都是一种生活道路的论证。

道家与道教

再来说道教。这里大家要注意，道家与道教是不一样的。唐宋时期，很多儒家思想家把道家与道教混在一起加以批判，但其实他真正要批判的是道教。比如张载的哲学，他批判的“老”，就是混淆了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把两者都纳入到佛、老当中的“老”字之下加以批判。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不同有两点：第一，道教是宗教的传统，道家是哲学的传统，宗教传统强调信仰，哲学传统强调道理，强调证明；第二，道教是“技术主义宗教”，因为道教的基本观念是只要技术达到了一定地步，人就可以永生。所以道教关注的问题是永生的问题，而道家是反技术的。我们读《老子》、《庄子》都会有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反技术主义的哲学传统。如果说中国文明里有一种反技术主义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集中体现在老子、庄子的哲学里。

道教的问题

道教的问题在哪里呢？道教的问题在于关切点一直都是“永生”，所以有种种我看来非常荒谬的操作——服食金丹、练气、“熊经鸟申”（出自《庄子·外篇），是古人流行的一种养生保健操）等等。但真的能够长生，或者比普通人活得更长吗？我到现在都是表示怀疑的。我只看到过折腾出一身病的，没看到过活得更好的。当然也可能是我眼界有限，但这样的操作是荒谬的，很多人服食金丹而死，唐代很多皇帝的死与服食金丹有直接关系。但即使这样，由于社会高层风尚的引领，服食金丹在唐代还是蔚然成风。只要家里有条件，很多人都服食金丹。而服食之后痛苦万状，很多人中毒，全身孔窍都流出脓血。但这样还觉得是排毒呢。

但是这里要注意，从我的角度看，道教的实践有它荒谬的地方，但是道教的问题是真实的。如果这个世界是无始无终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的信念，这个世界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一—那也就意味着时间是无限的。如果时间是无限的，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活得再长，只要生命有限，相比于无限时间，就等于没有意义，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佛教、道教都引生出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有自己哲学根据的价值取向，在这个背景之下，要着眼于对佛教、道教所带来的虚无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就要从根本上树立起儒家的道理。

宋明理学

在理论建设方面，宋学当中最成功的一支，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为理学的这一支。其实宋明理学中的“理学”这个词，更好的讲法应该叫“道学”。所以这几个概念要注意区分：道教、道家、道学。道学不是指老庄思想，而是指两宋时期孔孟思想的第二次开展，或者叫第二期发展。刚才讲到的宋仁宗年间“儒统并起”，当时的学风有很多脉络。比如当时影响最大的是王安石的新学，北宋的理学不是“二程（程颢和程颐）”，不是张载，而是王安石的新学。其次是“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不仅有哲学，还有文学和艺术。并且他们都是大文豪，这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不一样的。此外还有司马光的朔学，司马光以史学著称，但他也有自己的哲学思考、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虽然我认为他并没有成功。

在这样一个脉络中，其实今天大家关注的理学并不是那么显赫，但是理学真正把握住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题，并且在理论层面成功解决了那个时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个问题在哲学高度的解决，也就为儒家的生活道路以及价值观确立了基础。所以到了南宋初年，北宋五子的哲学开始被南宋士大夫广泛接受。

北宋五子的贡献

我们过去常常强调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或他的思想受时代影响。这当然是一定的，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着的人，一定有时代的关系。但是一个思想家或者一个哲学家，他一定有对哲学根本问题的关切，而这种哲学根本问题的关切是划时代的。所以往往一个大哲学家出现的时候，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并不是最显赫的人物。但是一个时代过去以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留下来的产生了对未来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恰恰是这样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理论，北宋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且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改变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北宋五子那个时代，跟他们同时代的人，要么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要么过分地关注时代的政治变革，要么在理论建设这个层面上做了种种不成功的尝试，当时的影响都很炫赫。但是真正我们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最后留下来的还是哲学品质最高的那几个人。面对天下滔滔揭示的各种各样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错误思想，也就这几个人在滔天骇浪之中，安安静静地面对真理，思考问题。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安安静静地通过自己诚虔的思考，留下来的那些朝向真理的道路的足迹，就为后人带来了真正意义上长久的启发。

对于北宋五子，大家要注意，其实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首先周敦颐、邵雍这两个人的年辈稍微高一点；之后是二程，两个人都是河南人，亲兄弟，哥哥叫程颢，弟弟程颐。这两个人是北宋五子的真正核心；最后一个是张载。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对程颢颢影响尤其大。邵雍是二程一生的朋友，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小范围内的讨论，居然就为后世奠定了这个基础。

回到主题上来，最早明确提出儒学复兴运动核心问题的人就是程颢。

程颢认为佛教和道教的理论不太站得住脚，所以北宋五子普遍把佛教放在第一位来批判。程颢对当时的佛教批判得非常多也非常全面，而且非常深刻。但是有一点，其实他自己是有“泛滥佛老”而“归本六经”的经历。北宋五子普遍都有这样的经历——“泛滥佛老”而“归本六经”，通过深入研究佛教、道教，发现佛教、道教里不能提供对人生问题的最后答案，于是回到儒家固有的经典传统当中来寻找。但是程颢认为，如果要全面地研究佛教，对它的理论消化以后再加以批判，那么没等开始批判的时候，就已经被它化过去，化为佛教徒了。

而且他说：“才识愈高，陷溺愈深”，因为这个道理讲得高妙。他常说，像我这样一个资质鲁钝的人，对那玄虚的东西不会陷溺其中，能够回返过来。所以他说对于这样的道理，就应该如淫声美色要斥远之，不要让它粘到你身上。当然这都是极端的表达。但是他想进一步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它（佛老）的道理是错的，你认为它的生活方式是错的，不要去跟它辩论。你把对的说出来，错的自然就消减了。这在程颢的讲法里，就叫它“自明吾理”。他认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自明吾理，吾理自立”——我们的道理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不必欲争，道理树立起来、正确的内容竖立起来之后，错误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