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笔会 | 生态文学的传统与当代书写（上）
2020年12月19日，《雨花》全国作家笔会在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生态文学的传统与当代书写”，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作家抒发了各自对该主题的独到见解。本次推送的是上半部分。
笔会讨论现场
丁帆：有人把玛丽·雪莱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作为“生态文学”的第一部开山小说，就是要表达现代科技主宰自然后必然会走上自我毁灭悲剧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主题立意在当时新兴的工业革命日益繁盛之时提出来，无疑是给人类在迈向快速前进的历史轨道上敲响了警钟，这无疑是“生态文学”作品积极的一面，也就是对即将异化了的人类生态意识形态做出了提前的预判。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这种“异化”而停止工业革命的脚步，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益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进步是带有“污秽和血”的历史。“生态文学”作家的这种批判和反思的主动性，无疑是对人类在自身发展中必须保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的。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解读和过度夸张地阐释作品的含义，将它作为阻碍人类科技进步发展的人文旗帜，显然也是片面观念，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界，持有这样偏执价值理念的人还不在少数。
丁帆，评论家，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导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理想主义原始风景描写与阅读审美期待，就越是能够在具有浪漫主义元素的作品中得以完美的表现。1854年，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开启了对工业文明的质疑。上个世纪末，中野孝次在其《清贫思想》中，也鼓舞大家去过一种简单的原始生活。但我以为，真正生态伦理准确表达应是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那样：“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当我们沉浸在浪漫的“生态文学”审美情境中时，不应忘却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更多在追求科技文明带来的物质享受。我们的作家如何在这种审美伦理的悖论中找到审美价值观的出口，就显得十分重要。
王尧：生态批评的几个代表人物曾到苏大来访，当时我陷入纠结，既然讲生态观念，我是否应当用简朴的方式来招待他们呢？但其实，生态批评和生态文明的思想与我们传统马克思主义青年作家的解读是有很大差距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基本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主，与我们以前所讲的“天人合一”，马克思所说的“人与神的关系”差异很大。
王尧，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讲生态，而不讲文学，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人类中心主义固然不对，生态中心主义危险也很大。生态主义讲的是人与生态的关系，“关系”一词非常重要。它关乎人如何安放自己，如何在大自然中站立，人为何与自己的内心相处。生态文明的问题，其实仍然是人类自身危机的问题，是人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随着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发生改变，人类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我年轻时曾来过南京，现在变化巨大。这种空间的变化，也会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现在总觉得，遥远的地方必然有美好的风景，却往往忽视了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我想，有时候，我们应当让自己的生活简朴一点，也让自己的思想简朴一点。
周晓枫：简明的定义，生态文学反映的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唐诗宋词中的人们，真的让我感觉到是活在农历时间里的，日子与天气、温度、动物、植物、农业，但是主观的、抒情的、感慨的情绪性反应居多。如果说是包含着更多科学而理性的作品，我特别喜欢蕾切尔·卡森的。纳博科夫说：“我认为一件艺术品中存在着两种东西的融合：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我觉得这句话，几乎为蕾切尔·卡森的作品提供了评论上的注解。她的系列作品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前瞻性与科学性。风格隽永，气象辽阔，就是经典文学的范式。她的文字一如潮汐，奔腾不息。出色的画面还原感，使鱼的鳞彩、鸟的羽光几乎目力可视。我认为生态文学，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大的难度、更丰富的表达技巧，绝非只要有共识的环保理念就能完成的表态文学。
周晓枫，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生态文学，常常是针对自然和环保的文学。文学本身其实是需要生态的，比如不能急于开发，而造成破坏性污染；比如素材和选题，如果是附庸着一哄而上，没有特色会相互覆盖、相互损耗；比如保护内心的天真与诚恳，其实就是在保护作物生长的土壤与水质，否则我们无法生产出健康的作品。我们可以从生态环境的现实发展中，得到许多同样有益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启示。
张莉，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张莉：生态文学跟其他文学门类不同，我想在于理解角度的问题，是站在哪里看世界的问题。比如，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去理解，还是站在生态的角度去理解。我能理解生态文学的兴起，也理解这一命名的出现，它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是在我们如何理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产生的。生态文学的终极目的，其实是思考我们如何与自然更好的相处。因此，生态文学也便有了一个先定的结论和主题。这给写作者带来挑战，这个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既定的前提下写出一种异质性。这是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我还是希冀看到作家在生态文学中有力的思考与表达，是更为丰富和更多面向的写作，是不完全站在人的角度，也不完全站在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何平，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何平：生态文学、文学的生态意识以及生态批评视角的文学研究都是专门的学问，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虽然就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似乎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本土源生的生态文学，我们可以举出陶渊明、王维等的山水田园诗人，也可以在理论上溯源到庄子的思想，但在中国当代谈生态文学可能更多的应该是现代性的衍生物，它涉及如何理解现代的人，如何理解人和自然万物和环境的关系等等。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文学是当代的、实践的，甚至是未来的。因此，生态文学不只是简单地逃离城市和现代文明回归到荒野，也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归园田居，而是尊重人类的文明史，在所有人类的活动空间，包括城市，重建有机的和健康的人和环境的日常对话关系。观察当下的许多生态文学，所谓逃离现代文明的回归田园其实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矫情和滥情。
宁肯，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宁肯：我1990年调到《中国环境报》工作，比较早地接触了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生态伦理学、可持续发展、温室效应、海平面升高等诸多问题，写过大量新闻报道，所以对生态文学概念没有新鲜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预设性很强的概念，我做了多年的新闻工作一直在鼓与呼，有时像唢呐一样调门很高，及至2006年我想写一部生态环境题材的长篇时有一种强烈的'反拨'心理，觉得虚构文学不能再像非虚构——新闻，报告文学，散文那样搞，那样预设，于是采取了一个反讽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原教旨环保主义女主人公，她既绿化荒山，建造生态庄园，又在庄园幽禁过去伤害过她的三个男友，用药水喂着。她支持野人考察，当真的将野人考察回来碰到伦理问题，野人是人还是动物？野人馆放在动物园是否可行？当野人越来越接近人，终有人发现所谓野人不过二十年前一名失踪的“野考队员”，当要揭露这一点时女主人公竭力掩盖，反对，并阻止“野人”进一步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我认为就虚构而言生态文学还是文学，是文学就远远复杂于生态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只是因为生态而使文学或者人学变得更加复杂，所谓生态的问题也是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学问题。
李浩：我们大约面对的是一个和“风景”、生态日渐疏离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平面化、局限化，但同时又被种种爆炸起来更为体无完肤的信息所塞满。此时，我们提生态，提风景，或许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我理解的生态文学或许不是那种原教旨概念的。我认为（至少部分地认为），生态文学可能不仅体现于人对动植物、山川河流的醉心书写和深度理解，更多的，是它能展现我们内心里的柔软和体恤。我将这分柔软和体恤，看作是生态文学的某种质地。
提及生态文学，我们似乎已形成某种具有同质化特征的审美倾向和言语调性。我们预先地、暗暗地“规定”“规范”了它的主题、认知方式，甚至预设了谴责角度。这应当让我们有所警惕。我们的书写，会不会成为人云亦云的一部分？我所写下的生态文学，是否有独特的认知、视角和发现？哪一点，是我个人的，是对文学的前所未有的提供？仅仅在背后提示和指认已被发现和理解的美，对文学来说是不够的。
我们读生态文学，人被放在何处？我不太接受人是生态的一部分这类正确无比的说辞，因为它其实对我们要面对的人在何处的问题有所置换，有所避重就轻。我很怕我们的生态文学变成另一种对人的问题的巧妙规避，对于生活复杂性、世界复杂性和人性复杂性的又一脱节。我愿意在这里重申列夫·托尔斯泰所提出的文学评判标准的第一条，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条，即：你的书写越是面对人类生存的真问题，越是对人生有意义，文学的格调才越高。五年前，我或许会鄙视他的这一过于过时的论断，但现在，我愿意重申它。加粗来重申。我们太会巧妙规避了，因此，我愿意重申来自现实主义大师的这一警告。我希望，我们的生态文学不仅是花花草草、小狗小猫，而是一个它们与人共存的世界，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更能引发我们情感和智识共鸣的世界。
在读及伊凡·屠格涅夫极为擅长的风景描写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向我们指认：“屠格涅夫也是第一个注意到斑驳的阳光或光影的结合会对人物外貌产生特殊效果的俄罗斯作家。”我也希望，我们的生态文学作家能在自己的观察和认知中，做出哪怕是局部的“第一个”的发现。
陆春祥：生态文学从《诗经》开始。《国风·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桃夭，“召南”中的鹊巢、草虫、采苹……都是写生态。至《山海经》，生态的视野更加广阔，由海内到海外。《诗经》305首没有一首写到海洋，但《山海经》中却有大量的海洋生态，由此，我想再说一下中国古代的海洋生态文学。我读历代笔记，里面有大量的人鱼（鲛人）描写，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有“水居如鱼，不废机织，其眼能泣则出珠”；南朝任昉的《述异记》中有能织出入水不湿的龙纱的鲛人，清代李汝珍《镜花缘》有灭火报恩的鲛人，太多了。中国古代的人鱼，规规矩矩做事，知礼感恩，还成为人的爱人和知己，不过，西方海洋文学中的人鱼，大多是以歌声诱惑水手，并置之于死地的。依然从海洋生态的水的角度说。在唐代以前，广陵潮是文人们常常吟咏的对象，西汉枚乘的《七发》，共八段文字，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去探望，一番主客问答，太子病愈。虽然是讽谏作品，但我们至今都在称赞的，却是他写广陵潮的一节：“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枚乘将眼前的景象与脑中的想象结合，眼前的浪潮，它超越了赤岸，直冲扶桑。另一名观钱塘潮形成于东汉。顾恺之《观涛赋》云：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宋代，钱塘观潮之风更盛，弄潮活动也更具规模，范仲淹、苏轼、米芾等都看过钱塘怒潮，周密的《武林旧事》就有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冲浪者。由潮到各种生态的变迁，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文学也随之变化。
陆春祥，作家，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在现代文学中看生态文学，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第一篇《补天》，可以看作是现代文学的新形式。鲁迅借这个小说，说明什么呢？创造人的神已经死了，人类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当代文学中，以生态为抒写对象的已经数不胜数，从山到水，从动物到植物，生态就是环境，已经密不可分。总结起来，一句话：生态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所有，作家们已经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花园。
雷默：生态文学应该属于一个当代文学的概念，作为作者，我对它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觉得，探讨“自然”与当下小说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这还是有意义的。
中国崇尚自然的美学精神、作者内在情感的真实自然，以及“清远散淡”的审美旨趣无一不被统摄其中，我们从中可以摸索出一条“自然”由纯粹的自然概念转入审美价值范畴的大致脉络。说到自然，与之对标的是社会——世俗生活，两者作为两大生活区域，从相生相克，到无意于世俗生活时主体精神向自然的回归，其实也有相融相生的部分。“自然”观念的生成，得之于人对自然的认同性阐释，而文学正好充当起最佳的媒介。若仅把“自然”作为客观性的存在，现代社会及其经济的发展无疑导致其生态的巨变，同时在景观上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相对其他对象和主题来说，“自然”能够为文本的建构提供更为宽阔的视野、陌生新奇的语境，在推动叙述方面，更合理而流畅。
雷默，作家，《文学港》副主编
回到小说创作中来说，当下的小说不仅有展现伴随现代社会发展产生的疼痛与焦虑，还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部或一环进行了或隐或显的观照。自然元素除了作为描写对象和叙事技巧出现，还在文学内部承担起生态意义——当自然逐渐退出城市，乡土和荒野开始与自然等同，甚至转化为一种关于本土和故乡的象征——相应的修辞和象征系统似乎是作者在尝试修复某种复杂的关系。我个人比较喜欢人与自然的小说，关于大海的小说，无论是海明威、马尔克斯、还是康拉德，都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本身，而是人的某种精神状况的投射。他们无一不在对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叩问和反思——关怀其他生命即是关怀人类自己。但是，反过来我们不禁也要由此发问，我们今天关于人与自然的文学审美理想，能否也找到一条路径去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并由此重回和谐的“自然”之美？
现实的自然正在流失，小说的自然正在崛起。从对自然的态度中，不难看出写作者与现实之间某种蓄意的错位。自然以它的变幻莫测和雄浑壮阔，寄托着作者在缘情和言志上的诉求。以叙事为主体功能的小说，自然既可以是调味剂，也可以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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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