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三十四）
远山之巅，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三十四）
前面说到，周武王带着左周公右召公，在姜子牙的主持下，宣布了周朝的灭亡和自己的任职，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已经知道，姜子牙和他的虎贲军在牧野之战大发神威的时候，纣王的十几二十多万精锐之师还远在东夷。
所谓东夷，大体就是指东方野蛮民族的意思（实际上有可能更先进），纣王那个时候的东夷，主要是指今天的山东、江淮甚至江南直到福建沿海一带的诸多大小国家或部落（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如果真的存在过，就可能是东夷某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东夷的势力强大，从夏（甚至夏以前时候）开始，一直就和中原帝国不大对付，也一直在开展争夺土地的战争。关于东夷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的，这里就先打住。
和东夷的嚣张不一样，有夏以来一千年间，西夷（西戎）一直就比较低调和老实，西夷和中原帝国的战争只发生过一次，还是因为夏启破坏了传说中的禅让制度而自登大位，有扈氏（实际上还是大禹的儿子）不干而被启征伐以至于灭族（这个故事以后再说）。换句话讲，武王伐纣实际上是西夷历史上第一次搞事。（他能成功，再次证明了咬人的狗不叫以及韬光养晦的重要性）。
在东夷的那支商军，虽然比不上早些年纣王亲自出马南征九苗那般轻松，但在牧野之战前后，中原帝国的军队第一次打到了陆地的尽头，看到了浩瀚的大海，他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东征的胜利，东夷的徐、奄、淮诸国也再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但胜利者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无法班师回朝了，只好再次坐下来和东夷诸国一起商量怎么办。
在商君和东夷开会之前，周武王也召开了一个高端会议，姜子牙、姬旦、姬奭和周武王的几个弟弟都参加了，会议的议题是如何安顿东边。关于这个话题，三公的意见很不一致。
姜子牙的意见是要斗争到底，他提议把商的上层贵族都干掉（并不一定是杀掉，应该说，绝对不是杀掉），并由他带着他的虎贲军东征（这也是韬略家的基本素质，留在周武王身边应该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彻底消灭和商有关的各种势力。（后世的人为了美化姬旦，说姜子牙的建议是屠城，把和商有关的所有民众都干掉，这个不合姜子牙和周的风格。）爱屋及乌这个成语就是姜子牙会议演讲中发明的。
姬奭可能是法家的先驱，他的意见就是依“法”办事，对商的上层贵族搞个清查运动，区分有罪无罪，只杀有罪的。当然，所谓有罪无罪，恐怕还得到姬奭设在甘棠树下的法庭去判定。
而姬旦明显是个统战高手，他声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他的建议是对那些朝歌贵族，要采取保留贵族身份，各安其所，逐步分化瓦解的策略。
姬旦的这个方略得到了武王的认同，经过与会人员的积极沟通和协调，最终的方案大体是这样的：
姜子牙引兵向东，去牵制东夷和有家难回又有所顾忌的商军；
释放被关押的贵族，大力提拔微子、箕子一般商汤王室成员，大力弘扬比干、商容等一般商汤名臣的同时开仓济民；
原来的商王朝直管地，一分为三，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也有说是禄父是纣王孙子的）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则由老三管叔鲜掌管（所以，庸当时是最大的城之一），周武王还给武庚派了个副手—霍叔处，史称“三监”（当然，霍叔处算不算监，有没有监，历来说法不一）；
周武王带着姬旦、姬奭返回丰邑，主持周的大局。
姜子牙很快就在东部站稳了脚跟，但没有四处攻杀，而是选择了营丘一带作为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占了老大一块地盘安顿下来并扩充实力了。东部各方势力也派出小股部队试探过几回，但不光没占着虎贲军的便宜，还很吃了点亏，（其实，真拉开打胜负也未必，毕竟姜子牙军中厉害的也就三千人），让姜子牙的新兵经过战争的洗礼而得到成长，逐步让姜子牙成为东部最强大的势力。后来姜子牙被封为齐侯。所谓齐，大抵就是脐的意思，正好把东方一分为二。许多人知道的齐都临淄实际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
商的大军和东夷的商议也有了结果，这班人一来有些畏惧姜子牙的实力，二来因商的贵族家庭基本无损而无死战的斗志，三来管叔鲜等三监对他们还不错，加上武庚都那么快活的当着周的官，还能搞祭祀商汤祖先的重要活动，就纷纷选择了安定，回家的回家，占地盘的占地盘，各人自谋出路了，于是，一切就显得那么的和谐。
姜子牙和三监的行为，让远在西部的周武王对整个东部终究不那么放心，加上姬旦在都城似乎也不大安分，终日忧心忡忡，终于在灭商的次年病故。
在周武王病重的时候，姬旦郑重其事地搞了一次公开的祷告，祈求历代先祖说：你们的孩子姬发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姬旦去代替他吧。我姬旦向有仁德（言下之意是姬发不够仁德，恶毒），又多才多艺，侍奉鬼神的业务肯定要比姬发要好得多。
姬旦这个秀搞得很成功。当周武王死的时候，据说就把王位传给了姬旦（而且还是据姬旦说，从这里，我经常也恶毒的怀疑周武王的死因）。由于当时姬发的儿子姬诵还很小（说是年纪小，但更有可能是势力小），自然翻不出什么大浪来，于是姬旦登位称王的事情异常顺利，（想来姬奭也是支持更有可能是因为实力不足而默许的）。
一般情况下，史书上提及姬诵当时的年纪，多是比较含糊，有的笼统的说十多岁，比较确实的版本有三岁的和十三岁两种，司马迁最是邪乎，他在《史记·周本纪》中，居然说姬诵当时尚在襁褓之中。
其实，不管哪种说法，显然数目都有问题。
我们从包括《史记·周本纪》在内的相关史籍中了解到，周文王在位五十一年，周文王死后六七年周武王也死了，而周文王大概是十五六岁生的武王。
在位五十一年的文王死的时候恐怕七十岁左右比较靠谱，武王死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六十不到的样子，再把他往年轻一点算，五十五岁无论如何都得有，不然，英明伟大的周文王即位的时候连十三岁都不到，那么，姬旦万万不敢说出什么成王（姬诵）年幼的话来。
武王是文王的老二，而姬诵显然是武王的嫡长子。十五六岁时候的文王都奋勇弄出第二个嫡子来，所以，武王死的时候，他的嫡长子无论如何都要到三十岁左右才比较合理。就算姜皇后立得晚，也不至于小到那个地步。当我看到人家说十三岁即位的周成王死于三十五岁的时候，总直接给他加上十七岁。
姬旦称王的时候，大体局面是这样的：都城里面，低调的姜太后和很少走上前台的姬诵基本不拥有什么实力（那边有姜子牙在，没有实力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似乎无力抗拒姬旦的篡位，而姬发一系的大臣这些年来和姬旦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多半不愿意出头，何况都城里第二大势力集团姬奭一系对姬旦上位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反对，甚至还帮过腔；而在东部，多股势力犬牙交错，姜子牙功高盖主而实力强悍，三监权倾东部而顾忌重重，商朝余党看似老实而蠢蠢欲动，东夷诸国各怀心思而不甘寂寞。
一般来说，王位继承主要是采取子承父业的模式，兄终弟及这种模式号称只是偶尔用用，但实际从来就没有真正使用过，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出现了残酷、血腥的宫廷政变。姬旦称王这件事情从道理上、制度上都讲不通，总不那么名正言顺，终究还是要出问题的。
姬诵看似不争了，就说明人家可能要采取兄终弟及模式。但就算兄终弟及，王位不明不白的轮到姬旦就有人不干，毕竟按次序排还有老三管叔鲜摆在那里，而且管叔鲜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他身居要位，是三监之首，东部的实际老大。管叔鲜肯定吃不下去这个暗亏的。
于是，管叔鲜就开始行动了，他首先联系了蔡叔度、霍叔处两人，严厉谴责了姬旦的篡权行为，决定讨个明白。但他们三个也知道，他们三人的实力和姬旦相比，肯定不占优势，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武庚和东夷。大家当然一拍即合，谈判极为成功，管叔鲜不过付出了商自治和部分土地（其实也是商的）给东夷的承诺（他们那个时代的承诺有效性还是很高的，虽然文王、武王、姜子牙、姬旦他们偶尔犯规，其他人还是比较守规矩的，不象现代人，口口声声庄严承诺，基本一回都不算数），就组成了声讨姬旦的集团，并开始号称要以武力找说法。声势浩大的东部联军就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但并未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说是东部联军，但东部最彪悍最有冲击力的姜子牙没有加入，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想见，管叔鲜首先想到的合作者肯定是姜子牙和他的虎贲军，也肯定派人联系过，但姜子牙肯定是推脱了，并且很有可能给了管叔鲜一个旁观的承诺，让管叔鲜有了打出旗帜的信心。
但实际上并无反叛之心的管叔鲜显然忘了，这个姜太公可是远超时代的高明政治家，韬光养晦、料事如神、择机而动等等对姜子牙来说，都是小儿科得一塌糊涂的东西，掌控复杂局面是他最为拿手的本领（只可惜他名下那本兵书里涉及有限，所以我老觉得那书是伪作无疑），不需要夜观天象就知道某个时候他或者他的使者应该出现在哪里，被谁找到，谈些什么。
自然，姬旦也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对局面的分析能力和决断能力也是超强的，如果不是碰到了姜子牙这样根本不应该属于那个时代的家伙，他的篡位是不可阻止的。当时的实力对比是：姬旦第一，三监、商、东夷联军第二，姜子牙第三，姬奭第四。姜子牙如果参加东部联军，叛乱的罪名可能就基本坐定，姬诵也就彻底没戏，姬旦、姬奭的军队完全有信心击败加上姜子牙的东部联军；姜子牙不参加东部联军，让姬旦投鼠忌器，他很担心当他去平叛和管叔鲜搞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姜子牙依葫芦画瓢也打出平叛的旗号，就能轻松的把他给平了，毕竟，姬诵不死，姬奭不可能铁了心跟姬旦干，而只要姜子牙不反，他在军方就是一尊万人崇敬的神，三千虎贲足可以包打天下。
政治最核心的东西实际只有两条，第一是搞个或者投靠个力量大的团队去打败力量小的团队，第二是为这些事找个义正词严的名头。
管叔鲜觉得自己特别义正词严并且人多，（在姜子牙完全旁观的情况下），所以他并不急切，虽然有关动作有条不紊，但进展倒也不快，就连一篇像样一点的檄文都搞了好久都没敲定。与之对应的是，统战专家姬旦动作却是又快又狠。
姬旦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姜子牙和姬奭（关键时刻能及时找到人也是本事），在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之后迅速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三公对三监的态势，可以让自己成为正义的一方。
当然，价钱也出得够高。为了搞定姜子牙，姬旦只好撤了自己的王位还给姬诵，不过还位不还政，自己仍然主持周的日常工作，号称摄政（他的实力最强，哪怕就是姜子牙，也不得不答应这个条件）。而召公这边，也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比如扩大了燕国的地盘，所谓以陕县为界，分东西由周公、召公治理也有可能就是当时谈定的，（当然，也有说这件事情并不存在）。
世界上最早的所谓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就是从这件事情起步的。姬旦本来是想董事长、总经理一身兼了的，但最后迫于形势只能干个总经理；董事长自然是由姬诵担任；而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长姬诵、总经理姬旦、常务副总经理姬奭以及功勋元老姜子牙，据说姜子牙还兼任了监事会主席。
实际上，他们三个人当时的那次谈判就是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后期姬诵也是出席了的。这次董事会的决议相当多，其中一些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我们通常所谈到的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梳理完备成型的，（也有说是建立的）。
小时候上学，学的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上来就告诉我说，夏朝以前是原始社会，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秦朝开始了直到清朝的封建社会，什么社会是以生产关系决定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定会代替落后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面的社会一定会搞定前面的社会以取而代之，但前提是生产力水平必须配套。
（在民国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战略方针便是帮助资本社会的代表消灭封建社会，而后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最后和平演变—嗯，是这个词—进入社会主义，但因为搞不定，最后才有了武装夺权的理论。）
这个类似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几乎被全民接受，但我一开始就觉得有些奇怪，那么高深的东西居然由这么简单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来决定，后来发现，这个理论问题太多，虽然有一部分问题得到了偶然因素不影响大方向的解释，但更多的问题根本就不曾解释。
就说最起码的划段问题，比如到了唐朝，奴隶还比较普遍；而在他们说的封建社会起源的秦朝，人家玩的是郡县制，从来就没有过分封的事情；分封这件事情却在远古时期就有一些例子了。
至于游牧民族一而再再而三的、惯例性的把先进生产关系的中原王朝打败甚至消灭，恐怕已经就不是偶然因素而是个大方向了。
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词是个宝贝，可以搞定许多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自然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个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可以搞定社会制度的，但从黄帝开始，中国人复杂了起来，有了部落、国家、官员等专业团队因素，政治便成为一个专业的学科，就不能单单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什么的就可以讨论社会制度的。
只有你不断地想，总是不断地接近正确。在这个世界上，认识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脑子里只是不加分辨地记忆和复述别人的思想，纵然那思想对得一塌糊涂，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这个说法仅针对学者，一定程度上，我相当赞同愚民政策的。）
说到封建，实际上，封和建是两个词，各自拥有不同的意义。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明它们的区别，省委书记代表封，而省长便是代表建的。
封的本义起始是丰字，这是个象形字，是在土堆或者土埂上种树，大体是确定疆界的意思，这么干，一开始应该仅指农田的边界，后来才扩充到土地或者领地，于是就专业弄出了个封字。分封最早应该在部落兼并过程中就开始萌芽了，并随着上层建筑的不断深化而与时俱进。封解决的是所有权的问题，换句话说，所谓封，就是当权者把自己拥有的土地范围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兄弟、子女或者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手下，让他们拥有封地的部分所有权、收益权和管理权。
而建字比封要晚一些，准确的说，这个字本就是根据封来的。虽然把地方封出去了，但要最终的所有权、收益权、管理权和处置权都还是老大的，说白了，建就是关于封地的管理办法，比如到底有什么权利，如何进贡，如何执行老大的统一调度和统一法规等等。当然，秦以后的建有了更广阔的含义，包括所有日常行政性管理，那么，以前的部分建的含义就归入封的内容了。
简明一点，如果把国家算作一个公司，封是子公司所有权的问题，建是经营模式的问题。（这样说来，姬旦搞的那个董事会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发明创造。）
说到底，封建就是封地建制，大体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邦国于封建的区域，同时又服从王者领导，从而构成整体管理体系的一种分权式国家管理模型。（这个问题，后面还要继续说的。）
姬旦创立的诸侯分治封建体系，和后来秦始皇搞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系，实际完全是两码事，甚至可以说很有些对立情绪，但它们居然能够以“封建专制”这样的名词合二为一，都被归纳进封建社会，是我一直不那么想得明白的事情。但我能够想明白的，却是这些个上层建筑的政治元素一定跟经济并非绝对相关。
先打住。
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姬旦非常善于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秀，（其实不光政治家如此，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为了使自己成为正义的一方，姬旦请姬诵的母亲也就是姜子牙那似乎并不年轻的女儿出马，让她抱着已经不那么小通常不需要抱（不管是三十还是十三）的姬诵坐在中间，他和召公姬奭率群臣（姜子牙似乎不在）分立左右，搞了一场隆重的托孤礼，正式宣布姬旦摄政，召公辅政。
史官记录了这件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情画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周公负成王图》。
这幅画中的姬诵，就如《史记》记载的一般，是个婴儿，而那位颇似花信年华的皇太后怎么看都是二三十岁样子。要知道，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姜太公已经快一百岁了。让我不得不怀疑周武王和姜太公女儿这桩政治婚姻的可信程度，照这么说，难不成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古稀之年还有如此生龙活虎般的精力，生出个日后母仪天下的女儿来？（不过，按照《封神榜》里六七十岁才娶扫帚星的说法，倒也大体可以印证的，也许最早创造那段故事的是一个和我一般的坏人。）
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笑话过的：
姜尚七旬曾诞女？
周公一夜可翻天。
只怜姬诵求安国，
依礼当为襁褓眠。
从周公开始，托孤这个事情就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
照片提供 王迎发 姜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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