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的北平朋友 / 开普饭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1933年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不久，冰心连载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好事者甚至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经常是星期六的下午，金的朋友、林的朋友、朋友带来的朋友，都聚集在这里喝茶聊天。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回忆，抗战前常来梁家的人，有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蛰、陶孟和、李济、沈从文等，有时也和他们的夫人同来。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叶公超、胡适，以及更年轻一些的，比如李健吾、萧乾、卞之琳等人。张奚若、钱端升是政治学家，周培源是物理学家，陶孟和是社会学家，邓以蛰是艺术史家，李济是考古学家。

1938年昆明合影。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和吴有训，前为梁林夫妇的女儿再冰、儿子从诫

七七事变，改变了梁林夫妇和他们北平朋友的征途。

1937年秋，梁林夫妇一家离开北平，来到长沙。

离乱中，朋友重聚，更多是对往昔的追忆。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作，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

1938年昆明合影。

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再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徵和周如雁

后排左起：周培源、陈岱孙（左三）和金岳霖（左四）

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

1940年10月13日，日机的狂轰乱炸逼着逃难者继续撤离。栖居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将迁往四川，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

梁思成在给费正清的信里写道—

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远离都市，那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别无其他机关。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

“星期六朋友”，个个才华横溢，一人即是一道风景。

张奚若（中）与徐志摩（右）、金岳霖（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影

在汪子嵩的印象中，金岳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金岳霖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喜欢学生有独立的观点，并和他们一起讨论。

冯契说——

金先生要求我每提出一个论点都经过严密论证。因此，讨论往往是热烈的，富于启发和引人入胜，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便在边读边议论中过去了。

在西南联大，金岳霖精心创作的著作是《知识论》——

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警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

《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1947年，金岳霖完成《知识论》，交给商务印书馆。《知识论》出版后，金岳霖对清华大学哲学系同事张岱年说，我可以死啦。

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有一句趣谈：“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金岳霖能够将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倒背如流，却经常忘记自己的姓名。

有一回，他给老友陶孟和打电话，接通后，陶家佣人问道：“您哪儿？”金岳霖答不上来，就回答：“你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不料陶家佣人跟他较真，不报姓名不通融。金岳霖无奈，只好回头问自己的车夫王喜，王喜摸了摸后脑勺，替他理出头绪来：“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点醒梦中人，他又恍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

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

陈公惠清晰记得——

老金只身一人初期住在梁林家，后期梁家迁渝，老金便移居我家。金岳霖、陈岱孙等单身教授慷慨解囊，资助钱端升家渡过难关——过上月底举债月初还债的生活，“和老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支援分不开的。”

据陈公惠回忆——

当时家住昆明乡下龙头村。

金岳霖从昆明授课回来，钱家的两个孩子都都、弟弟（乳名）就有了“头儿”，金先生就用他们的乳名哼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以口哨吹出马赛曲，立刻把孩子吸引住了。有时，金先生给两个孩子讲故事，或者带他们散步。这个孩子王很受孩子欢迎，孩子一见到他，就大叫：“金爸、金爸……”

金岳霖

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钱端升先生对何炳棣说——

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已打得比我们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所以你们出国深造前途不可限量。要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黼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我希望你能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

钱端升

清华及联大师友们对钱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政法根基深厚，英文写作能力甚强，虽不能说与人落落寡合，但也不太容易和人亲近。最难得的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但对后辈黾勉有加，而且敢于追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时而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

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之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

钱端升与陈公惠夫妇

半个世纪以来，每一忆及钱先生赞勉之语，心中感动难以言喻。

林徽因为人热情坦诚,又争强好胜。她的生前好友钱端升在她离世多年以后,犹自念及"要几辈子感谢林徽因 "。这里还有一段因缘.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是林徽因的亲戚,他们的结合在当年就是林徽因做的大媒。

据金岳霖回忆,钱端升和陈公蕙在商议结婚时突然发生矛盾,陈公蕙负气离平赴津.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于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四人开车一路追往天津.陈,钱和好如初,遂一同到上海去结婚。

这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而作为知之甚深的好友,他们对林徽因的欣赏还不仅在于此。西南联大迁校昆明时,钱端升夫妇与林徽因,梁思成在郊区龙泉村搭屋居住。陈公蕙说:"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

钱端升之子钱仲兴撰文——爸爸解放前后都曾出任过公职，但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当教授，在他心目中大学教授是至高无上的。他告诉我们，很多美国总统都是来自大学，卸任后又回到大学。因此，对自己能作为一个名教授是非常引以为自豪的。他认为教授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才敢于多次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好友也大多数是清华或北大的教授。

钱端升

我们记得，在他的很多教授朋友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张奚若伯伯，他是爸爸的学长、同行和密友。他更具有教授那种刚直不阿的风格，在国民党统治后期他敢当面对蒋介石拍桌子批评时局。

记得1945年在昆明，当他们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时，那一晚上爸爸拿出珍藏多年的酒与张伯伯共饮庆祝抗日胜利。抗战胜利后他们先后回到北平，爸爸在北大，张伯伯在清华，但他们还常常见面，有时张伯伯到我们住在城里的家来聊聊，然后就是和其他教授一起打桥牌。有时我们又全家到清华，也常去他们家。

就是到了1957年以后，由于爸爸不愿迁“祸”于人，所以很少主动与过去的老朋友来往，而那时身为教育部长的张伯伯却仍然无所避讳每年定期到我们家来看爸爸，给爸爸精神上以安慰，当然爸爸对这样的知已也无所顾忌作了回访。

张奚若

徐志摩是张奚若的朋友，他非常欣赏张奚若的个性——

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

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

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张奚若的课在联大也是以严格为闻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者并不能得高分，因为他最欣赏独立思考，哪怕与他的观点对立。考试成绩公布时，在80分到100分这一档几乎没有人，有些人的成绩只在30到50分之间徘徊。

有一个让学生谈之色变而又无限倾慕的掌故——

1936年秋，只有八位极为勤奋的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四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他却给张翰书（后来成为台湾立法委员）九十九分，外加一分得了满分。这件事在北大、清华，包括两校校长在内，人人皆知。

有一段时间，张奚若的两个儿子，寄托在昆明周培源家。

周培源的女儿周如苹说——

至今张奚若的长子张文朴还印象非常深，常常怀念母亲做的菜——用云南玫瑰大头菜丁、猪肉丁和青豆，有时有条件再加皮蛋丁一起炒，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特别下饭，吃两大碗，还觉不够。

张奚若最令人可敬者，莫过于他的直言的风骨。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奚若针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一些做法，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周培源、王蒂徵夫妇与两个女儿

日本的飞机开始空袭昆明后，在西南联大成立一学期之后，日机便开始空袭昆明。日机空袭日益频繁，联大有眷属的同仁都纷纷搬往昆明郊区居住。一般教师的郊区住处离校本部少则七至八里，多则十几里；城乡间只有小路且无交通设施，只可安步当车，一日往返。

周培源一家搬至城外西南方的山邑村。山邑村俗称龙王庙，在滇池西畔，邻近大观楼。陡路距城里约38里路程，水路则要三个半小时。

龙王庙离城太远了，因此，在搬往龙王庙后的头两年，培源先生养了一匹马，取名“华龙”——中华之龙，用以代步。

左起：陈岱孙、王蒂徵、周培源与金岳霖在昆明，后为周培源女儿

联大秉承清华的传统，重视大一新生的基础训练，很多基础课都由名师主讲。学校安排周培源给物理系学生讲授基础课，每星期为一、三、五三天，每天一大节。他本可以要求学校将这三大节课集中在某天讲授的，但为了谋求更好的教学效果，他没有采用连续集中讲授的方式，而是长途跋涉，坚持每周三次来校授课，数年如此，风雨无阻。

每逢上课之日，周培源一早骑马进城上课，下午再骑马回家。但两年之后，昆明物价腾贵，他买不起饲马的草料，只好将马卖掉，买一辆自行车，仍然在上课之日风雨无阻地一清早进城，上完课后下午回乡，从不缺课。

周培源、王蒂徵夫妇与三个女儿

前排：三女如玲；后排左起：长女如枚，次女如雁

陈岱孙先生回忆——

培源先生教的是物理学，我教的是经济学。虽然一起吃了几年饭，熟了，但隔行如隔山，我只知道他教的是理论物理学，而主要从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他研究的内容，我当然是一无所知了。但从叶企孙先生对于他的器重，和听到同学们对于他教学的反映，我至少知道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出色的教师。

周培源

据西南联大的学生陈维仁回忆，每当回忆起西南联合大学，都要想到陈岱孙先生的课堂。

“他走上讲台，先是放下包，转身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所讲的题目，然后再转过身来解开金光闪闪的手表放在讲桌上，便开始讲课。陈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且没有一句费话，一直到最后一句话讲完，恰好下课的钟声也响了。

陈岱孙

如果陈先生讲课结束钟却没有响，那一定是钟出了毛病。至今每次回想起听陈岱孙讲课，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他不念讲稿，但每次课后翻阅笔记，不许增减就是一篇完整的佳作。

任继愈撰文说：“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痊，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岱孙，一生未娶。

当时他40多岁，在联大上课，是一个钻石级的王老五，让很多女生怦然心动。可见他的个人魅力。

不少联大女生谈恋爱，冲着陈先生这样的标准，希望找到像陈先生这样的男同学。

后来《东方之子》采访陈岱孙，曾问起这事儿，陈岱孙说就两点，第一我没时间，第二这种事情怎么也得两情相悦，我没碰到合适的人。

陈岱孙

凡是与陈岱孙接触后的人，无论是共事多年的同事、朋友，还是受业的弟子，谈起他，大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gentleman”，敬佩他在治学、育人、待人接物上，无一不体现出的一种真正的绅士、君子所具有的风度。

陈岱孙

据周培源的女儿们回忆陈岱孙时说：“在我们眼里，陈爸总是一副模样，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慈祥深邃的目光，喜怒从不形于色。父亲常说陈爸是“gentleman”(绅士派)，学问好，为人宽厚、正直。妈妈说陈爸讲故事，听的人肚子都要笑破了，而他依然平静如水，就像什么都没说过一样。我家孩子多，母亲又体弱多病，家里开销大，钱不够用，经常是陈爸慷慨解囊相助。”

吴有训

吴有训，物理学家。吴希如（吴有训先生之女）撰文——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家随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从北京长途迁移到云南昆明。只记得爸爸早已离家先行去筹备建校，是妈妈带着我们4个孩子走的。在昆明当时日本飞机轰炸频繁，"逃警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残酷经历；所以全家搬到乡下黎烟村一个大院，与梅贻琦，赵忠尧，余瑞璜，杨武之，任之恭等多位教授同院。我们就在村里小学上学。只记得当时的爸爸愁容满面，忧国忧民，常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一身蓝布大褂，整日为西南联大理学院的工作奔忙，从乡下到城里去工作是步行或马车。妈妈则为我们4个孩子和全家操劳，由于经济困难，爸爸在工作之余，还亲自动手制造一些家用的凳子等，妈妈和其他教授夫人一起作刺绣衣服，卖给在昆明支援抗日的美国士兵，贴补家用，有时换点饼干，黄油给我们吃，妈妈在油灯下作刺绣的身影，我迄今还能依稀记得！她却为此而患上了严重的眼疾。

清华大学30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务会议成员在昆明迤西会馆合影，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1945年，吴有训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前，在大陆实行“抢救学人计划”，吴有训名列其中。

1949年5月25日，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1949年10月17日厦门被攻破为止，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