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高沙
要说高沙镇的印象，总觉得有种含混的气味，说不出到底是什么，谁都离开不了。
我四十多岁了，喜欢逛高沙镇，兴致盎然的。我住在外面的一座城市，每次回到乡下，总忘不了和乡邻们到镇上逛一趟，仿佛又回到了少年的时光里，闻到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气味。
高沙镇离我们村有十六里路，乡里的产品都要拿到镇上去交易。去高沙有水陆二路，水路多是竹排，从上游绥宁县下来的，排上堆满山货，从我们村里的蓼水河经过，一天行个不停，常常惊讶高沙那地方怎销得了这么多东西！放排佬卖了货走路返回，有时借宿在我们村，带来了消息，鸡鸭粮油涨价了，煤油花布降价了。夜里，很多人家就不安然了，喂鸡喂鸭喂猪，把禽兽们撑得半死。第二天赶早上镇里，女人们边走边抠鸡屁眼，有时还能抠出一个好好的蛋来，多卖了三角钱。下午，好多伢子妹子就穿着新衣服飞来飞去了。
从小起，我就跟着父母去高沙。过了太平桥，沿街而下就是闹市了。过去还有一溜吊脚楼，街道两边都是木屋商铺，柜台高高的，货物琳琅满目，最有诱惑的是柜台上一缸缸的糖果，尤其是跟红辣椒一样的糖，让我流尽了口水。父母卖了整担的东西，就给我们买布料、凉鞋和家里最需要的东西，想要点钱买其他东西却很难，哭半天最多会拿出一角钱买上九个糖，还要和弟弟妹妹分，有次我霸占了妹妹一个糖，她的哭声到今天都能听到。
后来我想自己去高沙，可是没有钱。母亲要我自己想办法，我就去收集鸡毛鸭毛、胗子皮皮、团鱼板板、桃树浆浆、桃子仁仁。这些东西都能卖钱呢！我把弟妹收集的合到一起，邀上几个伙伴上高沙去。那时通了班车，为了节约，我们都走路去。一路弯弯曲曲，过田越村，不管走到哪个方向，路边都有箭碑指路，“上走花园，下走高沙”、“左走高沙市，右走六家铺”、“西中上十里，高沙下八里”，箭碑是指“箭来碑挡，弓开弦断”，通过指路行善祈愿孩子平安而立，但指来指去都是走高沙，可知十里八乡去高沙的人不少呢！
到了镇上，我们找到那家收购店铺，踮着脚把东西递上去，老板检查后，一样一样过秤，然后拨拉着算盘，告诉我们共多少钱，一般是两、三块，我们十分满意。镇上有粉面、饺子、水果，我们从来都舍不得吃，最多吃一碗凉粉、一个冰棒，然后奔向了新华书店，买几本连环画或适合自己读的故事书，然后一路高声笑语走回去，也不觉得饿。
稍大一些，家里买了自行车，我就驮着松果、红薯、桃子去镇上卖，站上一会就易手了，拿上钱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我堂哥和雪花暑假卖起了冰棒，要挣下学期的学费，每天骑单车到镇上进一趟货，挣到的两、三块钱晚上要蘸着口水数上十几遍，好像会多出几张一样。后来我父亲在村里搞了一台动力锯木机，他胆小放不开，我想等我干上了，就把机械搬到镇上来。镇上生意好得多，但我十八岁离开了家乡，镇上少了一个优秀的锯木匠，要不会增添一种悦耳的市声。
我几乎每周都去高沙，除了买书买报纸，还常去看电影、看录像，逢年过节还要去看踩高跷、舞狮子、耍龙灯、划龙舟、唱阳戏，那个开心，叫人忘记人间尘世。我的青少年时期，高沙镇满足了我的精神需求，这是一个新文化的世界，我的兴趣趋向跟高沙关系密切，高沙培养了我一种望远的眼光。
从那时起，我就觉得高沙镇是个宽大的台子，你有多少力气、多少果实尽管拿出来摆一摆、亮一亮，只要是心诚货实，没有哪样东西不能得到人家的青睐，几乎没有人把挑来的东西又挑回去。我们村里有一些闲人，不愿下苦干活，还老往镇上跑，但又好面子，不能空着手去，他们就随便拿几个鸡蛋、几斤豆子、几只青蛙，或随手到别人地里摸一个南瓜，有的实在没什么拿的就把换下不用的破门窗背去，竟还被人买去了。在高沙镇，什么都抵钱，只要你舍得力气。
“洞口黄桥石江路，逢人便说走高沙”。
这是清末秀才的诗句。高沙是个镇，但人们习惯喊作高沙市，因为百年以来高沙具有繁华的市象。高沙处在洞口、武冈、隆回三县的边地，地势平缓，河流交错，道路便捷。方圆二十来个乡的人不大喜欢上各自的县城，商贸交易都往高沙走，主要是货物齐全，买卖方便。一九八零年代初，高沙就有二十多家国营工厂，上千个私人作坊，农贸交易市场由一个增加到四个，还有无数的地摊和小巷。
高沙这两年才通了高速公路，过去只有一条省道经过，相邻的石江镇、黄桥镇、花古镇等，国道、高速早已通达，但经济活力远不如高沙。现在，高沙镇纵横交错、高楼鳞次栉比，早已具备一个县城的规模和气势，政府部门曾想把高沙申请为行政意义上的市，做民意调查时，街上的人不买账，说早就是高沙市了，还要搞什么花样。
我觉得高沙镇是个有力量、有温情的地方，能吞吐、可包容、有气度，形成了不凡的气场。气场最能吸引和激发人心。一个镇子，气味合，路子通，街上就有繁华的市象，市象后面又是一种世相，街上好像都是一种人，看不到身份的差异。我们村的人说，走高沙无绝路，农民的想头都在镇上呢！人们对高沙充满了希望，或者说高沙代表了人们的一种寄托。
我们兄妹三个，读书的钱多是从镇上换来的，上街卖得最多的是猪仔仔。猪仔的价格比猪肉高，出栏快，十几斤就可买了，重了反而买不起价，工厂用做乳猪罐头的。父亲经常担着猪笼去镇上，每次都卖了高价钱，母亲横下心，又多养了一头母猪。要说我们农村孩子读书出去了，高沙镇是功不可没的，其他地方卖不到这样的好价钱。高沙镇从不亏待农家，就是读书，大家都把子弟往高沙的洞口三中送，这里考大学概率高。据说，学生到云峰塔下许个愿，祖师桥上拜两拜，定能如愿以偿，渐渐成了一块灵地。
高沙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顺利地实现一个目的，你的力气能够生发价值，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哪怕你再渺小，再卑微，就是个乞丐，也能讨到需要的吃食，没人拿棍子驱赶。
我听父亲说，很多年前爷爷摔断了腿，要钱治病，他和奶奶将一头定购猪抬着送往收购站，猪不争气，一路屎尿，过称时差了四斤，讲好话也没用，只能抬回去。走出去一段了，有个收购员追了上来，说这么远的路，人太累了，干脆就按收购价卖给他私人，他喂几天再卖。父亲和奶奶连连感激，街上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后来上街卖农产品，父亲都洗得干干净净，说不能亏待镇上的人。
这么多年，高沙的外貌变化很大，唯一不变的是内在，镇里和乡里共同呵护了一种平等往来的淳朴风气，没有外面城市的戾气和冷漠，镇上哪个角落都有一种温度。
那一年发洪水，高沙上下十多个乡镇受灾，农民们收获减了一半，送到镇里的定购稻谷良莠混杂，重新筛选后，差一点的不能收购，农民们的收入就少了很多，灾年的日子难过了。他们分头联系几家酒厂，反复做工作让酒厂收购了剩下的粮食，帮助很多农民解决了难关。后来，农民们都把当年新出的最好的菜油、棉麻、茶叶等生活用料送到镇里，自己都是食用劣等的。镇里的人到乡里拜年，看到一些生活困境曾问，你们年年种棉花，怎么穿的棉衣那么旧、那么薄？亲戚笑着说，我们穿上了你们穿狗屁，出门还不冻死！我们从小看到，镇里的人来乡里买河沙砖瓦，钱不够时能赊账，根本不需看身份证户口簿，说出家里的门牌号就行。那年外公去世，我跟父亲到镇上置办丧葬用品，我们选好东西，结账时钱不够，差了五十多元，都不认识，不知咋开口。女主人通情达理，说先欠上，下次上街带来就是。父亲连连道谢，第二天将钱送来了。那时的五十元相当于现在的五百了，要是在外面，莫说五百，差五块钱都能把人憋死。
不久，我离开了家乡，高沙成为了我的记忆。
不仅是我，从那时起，很多人离开了家乡，去了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我是集体安排，身不由己；他们是要出去挣钱，外面的条件和机会比高沙好很多，致富快得多。高沙只是一个镇，土里土气，当然留不下那些雄心壮志的后生家。高沙还是雍容大度，不为大批的年轻人外流显得元气不振，街上熙熙攘攘，又有更多的新面孔来到镇上，填补了原来那些人不屑的小本生意，打下了雄厚的根基，本土也能立业干事的！
多年来，高沙从未衰落过，什么金融危机都影响不到，自有抗拒风险的内力。高沙自有聚气防护之法。不仅如此，高沙能够吸纳外面的新鲜经验，前年修通了到桂林的高速公路，广东、广西过来了很多的人，留下不少的资本，让高沙逐渐变得大气起来。
每到春节，在外地闯荡的队伍回来了，不放过任何显摆的机会。他们开着豪车，在高沙的大街小巷上一圈圈地狂奔，街上没有红绿灯，放肆地过足了飙车瘾，找到了一种优越感和成功感。酒桌上，各种豪言壮语都喷出来了，无比的畅快。其实，他们心里是空虚的，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算不上，只有回到高沙，在那种旧气味里，找到了自我，老子天下第一！高沙镇不为所动，一切都默默地接受了，任你怎么胡闹和折腾，都是回来撒娇的孩子。酒醒后，他们都清楚，在这里才有位置和尊严，决定要在高沙投资修房建商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我堂哥在东莞奔波多年，也小有成就，他卖了村里的老屋，在镇上修了一座三层的楼房。他一家在那边做事，很少回来的，他说在镇上有落脚点感觉踏实，不然一身都是轻飘飘的。他们中很少有人到县城买房修房，县城的环境更好一些。我就此问过堂哥，他说，县城是他们的，高沙是我们的，活也好死也好，我们要呆在自己的地方。
我在外面漂泊多年，没干成大事，也没挣到钱，更要紧的是在忙忙碌碌的奔波中，我失去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都不重要，我在这里没有存在感。找不到自我的城市，那楼盘再高，霓虹灯再亮，绿化带再漂亮，又与你何干？你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
我想念着高沙，越是走得远，越是觉得高沙好。后来我从外省调回来，现在谋职的城市离高沙只有百来公里，身子寂寞或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容易想起高沙，有时突然决定坐车回去。
我一个人到喧嚣的街上浪荡一阵，尽管尘土飞扬，充塞着汽油味，甚至还有牛屎猪粪味。走累了，就到马路边上吃一碗五块钱的面，抹抹嘴巴和乡邻们挤上回家的拖拉机。我戴着一顶草帽，含混的气味包裹着我的身子，谁也不知道我是谁。
邓跃东，湖南洞口县人，1974年出生，行伍出身，文章立心，遁入官场，相忘江湖。在《天涯》《青年文学》《美文》《散文选刊》《北京文学》《读者》《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刊发散文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