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年代
打工的年代
很多人从媒体等各方面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出家做和尚，殊不知在我的生活中，还有一段打工的经历至今难忘，那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电影《民工潮》中就有我生活的影子！
高中时代的我，家境仍是十分贫困，在县城读书，每天还是饥肠辘辘，不幸得了神经衰弱症和风湿性关节炎，对我这样一个贫困的农民儿子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我的成绩从班里的前三名，一下落到了倒数第三名，到了85年，高二下学期结束，决定休学。我心里非常明白，再坚持下去，不但学业荒废，而且人也废了。每天拾元钱的强力松，打下去，脸上都能长出毛来，虽然学校每学期有拾元八元的补助，也经不住一天拾元的药费。班主任同意我的请求，我就背起书包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大哥李义亮在上海打工的地址，决定离开家乡，学着大哥那样去打工。母亲舍不得让我走，认为我消瘦又有关节炎，不宜出远门。我跟母亲说：“妈妈，我们不能在家里等着穷死！”母亲含着泪无奈地把我送出村口，我头也不回地背着行囊，离开了这个生我养我，让我感恩，让我痛恨，让我永远也抹灭不掉记忆的小村子，走到了很远的地方，我才偷偷地回头望母亲一眼，发现她还站在村口。此时，我才放声地一边哭，一边踏上远方的路……！
记得是从鲁口轮船码头，登上去凤台县的轮船，沿着淮河一直向下游而去，到了凤台县再转乘汽车到蚌埠火车站，搭上火车就一下被拖到了大上海，到了上海才知道母亲经常说的话，什么才叫“两眼乌黑”！偌大的上海，高楼林立，人头攒动，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眼前一片茫然。我掏出收在衣服口袋的小纸条，“鼻子底下就是路”地问过去，好像在上海站乘上13路公交车到徐家汇，从徐家汇转乘郊区的公交车到闵行，再转乘轮渡过黄浦江，过江后乘坐大巴车到奉贤县的南桥镇，从南桥镇下车，一路问人，走了好几公里地，终于来到了星火农场的九连牧场。到了牧场，敞开着大门，进了大门，路的两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
这时，看到大哥正在用铁锨往一个一个的猪圈里甩着猪食，每个猪圈里都有十个八个小猪，大哥每个猪圈也就放大半铁锨食料……小猪娃们为了一点猪食，争着抢着，叫个不停，头上脸上，耳朵上互相咬出血印来，没吃到多少的，就连地上一星半点儿的食料，都被左舔右舔的干干净净，而后又相安无事地各自睡觉去了！
大哥见了我，没有激动，也没有诧异，就结结巴巴地说：“还有……几栏猪没有喂完，帮我推下三轮斗车……。”我也没有什么反应，把提包往装着半车食料的三轮斗车架子上一放，弯下腰推起斗车慢慢往前走……。
在九连牧场，大哥没有特地帮我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哪里有活就去哪干，平时就帮他配食料喂猪。喂猪之前，每个棚子的猪主人就推着三轮斗车开始排队，到食料车间领取一定数量的食料，还有一瓶颗粒状的药，回到棚子前的水池旁，再按比例加水搅拌一番，而后打开瓶子全部把药片子倒进斗子，继续搅拌，不一会儿就推着斗车一栏一栏一铲一铲的给猪喂食……。一周下来，我基本上掌握了养猪的技巧，大哥有事的时候，就替大哥上班，牧场的连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九连牧场一半是上海知青回城没有人脉没有办法安排的，基本上就会安排在这些地方。他们一般看不起安徽人，觉得安徽人不但土，还比较野蛮。上海人的特性，一讲话就喜欢嘴带衔子，俗话就是口头禅，一张嘴：“操娘希屁，这菜怎么卖的？操娘屁侬买点老酒吃吃……”等，为此安徽人不知跟上海人打了多少次架。
刚开始正值盛夏，晚上大哥拉着板车，带着我去别的连队西瓜地里，用脚趟着走，顺着瓜档子，趁着夜色，从南面趟到北面，再从西面趟到东边，一夜下来，总是能碰到一些没有被摘完的西瓜，而后拖着一板车西瓜拉到南桥镇，卖给在南桥镇上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们……，等再回到九连牧场，已经是大天亮了，大哥让我赶快睡一觉，他推着三轮斗车又去排队了……。
在九连牧场的日子里，虽然上海人看不起咱农村人，并且还是农民工，但自从我去后，渐渐改善了关系。我毕竟是一个高中生，还把初中、高中的课本带着，睡觉之前或一闲下来，就看看历史，背背唐诗宋词，在上海人的眼里，我还算有点文化，有时他们还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时有一位姑娘开始映入我的眼帘，她大概一米五左右的样子，圆圆白皙的脸，长着一双大眼珠，讲起上海普通话来，轻轻恬静，有时看看我，眼神中泛着一道深邃而富有磁性的光芒，清纯中带着可爱。她那时才上初三，剪着一溜运动短发，一放学或一有空，就喜欢找我聊天，问这问那的。
九连牧场，除了农民工外，只有三家上海本地人住在牧场，以场为家的，其他几个上海人都不住牧场。三家中，也只有上初三的小女孩能跟我说上几句话，其余两家的小孩才几岁。这样一个孤独的高中生农民工，碰上一位寂寞的初中女生，一定会有超越农村与城市的界限的缘分。每天几乎不见一面，就觉得失魂落魄一般，有时我们会偷偷跑到已经空栏的猪圈聊天，东扯西拉，反正也没有什么主题；有时会互相鼓励背诵唐诗宋词。有次忘了时间，被她妈妈发现了，但她妈妈并没有排斥我，还时不时地喊我到她家去玩；有时大哥在场，她妈妈也会说：“我家的姑娘很喜欢小李子，唉！要是他是上海人该多好！”她妈妈还会喊我去她家吃饭，她的父亲是个老实人，几乎听不到他说话，就知道干活。
在我情窦初开的年华里，首先，在安徽明光罗岭的《那片小山》里遇到了一位叫花菊的姑娘，让我情依，让我难忘，让我百感交集……；没想到在上海的茫茫人海里，又碰到了一位叫菊花的，让我难舍，让我心中充满着复杂的情节，如今还记得她妈妈把我送到牧场门口嘱咐：“以后再回来噢！回来看我们！”而菊花却躲在牧场的墙角处，偷偷地望着我远去……。如今在我的记忆里，还清楚地记得在回眸一瞬间，她那让人触心的眼神。如今的菊花，至少也有四十五岁之多了吧！但那一次的分别，永远在我的记忆里，把她定格在青春美丽，让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年代——也许，那次的分别，已成了今天的永别！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除了帮助大哥喂猪，夜里摸西瓜，砍玉米栉剁碎喂猪，还有就是到水渠边帮着扛麻袋。麻袋里装着水稻、小麦什么的，我个头矮，只能跑到船头，弯着腰等大哥和三哥抬着麻袋包放在我背上，再慢慢走下跳板。扛一包上车，就是两毛钱。那时一百五十斤重的粮食，也能凑合着扛着走，如今五十斤重的东西已经拎不动了！有时会站在船头边，码头旁，跟着一排人，戴着手套，四块一摞的砖，有红砖，有青砖，一个人传一个人地往岸边的车上装。因为每个人之间大约有三米远的距离，一摞砖扔过来，稍不注意就会接不住掉进水里，或者会把手戳出血来。虽然累了一点，但比拿死工资强得多，一天下来能够挣大哥一个月的工资……。
夏季的夜空，特别是到了中秋节，一个人抱着一床棉被，带着一床席子，爬到屋顶，躺在朝天的楼板上看看星空，望望月亮，时不时会爬起来扶着女儿墙，迎着夜秋的凉意，遥望着家乡，也把自己当成了远方的诗人，背井离乡的有志青年，想到家乡父母，不禁落下两滴穷酸的眼泪，渐渐地在思念与憧憬中进入梦乡……。
在梦中，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正在农田里一颗一颗收割着黄豆，再一点一点抱着一把一把黄豆往田埂上走，大哥、三哥、我和五弟都因生存来到了上海；我赶快起身，往田地跑，想帮助父母减轻点劳力！刚站起来，发现皎洁的月光仍然照耀着大地，眼前是一栏一栏的猪圈，知道自己是在上海的夜空下，又不禁悲从中来：“明月照江南，江南使人怜；梦醒登高望，误作故乡夜！”（《寄江南》）
再是青春与理想的年代，都因生活的贫困与磨难，而变得现实，最终成为一个农民工——化作打工的年代！所有的理想与激情都暂时泯灭在早晨的泡饭里，夜里偷偷地摸进农场主的菜园里……。
时间不长，大哥义亮又把我介绍给隔壁在七连插秧的农民工团队，这帮农民工加上我和弟弟义兵有七十个人，他们都是来自安徽寿县和霍邱县的男男女女，我和弟弟是旱鸭子，从来没有插过秧，弟弟帮助递秧捆子，一点点扔在我们的身后，我虽然学着老乡们弯下腰，用三个手指夹着一根秧苗往泥水里戳，一边往后退，不是退歪了，就是秧苗又漂上来了。看来干什么都要学技术的，就是在那个困乏的年代，我照样有写日记的习惯，一天栽多少秧苗，加多少个班，快一个月下来，七连发给我们辛苦钱了，我一算，怎么每人少了5毛钱？七十个人总共差我们35元钱，85年的时代，35元钱，可不是小钱，这不是跟资本家一样，不但榨取大家的剩余价值，还克扣我们的血汗钱吗？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我，又把《政治经济学》学得很透，还用马克思的公式，算算他们是怎么榨取的，想想这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容忍资本主义出现？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带着弟弟直接到了七连的连长家，找到连长算账，连长的太太高高大大的，一表人才，一头乌黑的长发，正放进水池里洗头发……。连长开始很客气，经过我一番跟他对账，他只得承认克扣了我们的35元钱。连长说：“给你兄弟俩每人5元奖励，就不要对外说了。”我说：“不行，你这是资本家做派，必须把克扣的钱还给所有的农民工！”他不同意，这样我们俩就开始争执起来，他说：“你一个安徽的小瘪三，就是不给又能怎样？”我灵机一动，一下抓住他太太的头发往水池里一闷，再拎起来，问“给不给！”“就是不给！”我让弟弟赶快跑出去拿一根棍子准备打架，弟弟捡了一根短棍撰在手里。他的太太被一会闷下去，一会拎起来：“我受不了，赶快给他们钱吧！保命要紧！”他太太被闷的时候，说话都直打哆嗦。但这位连长，仍不服气，跑到里屋打起了电话，表面上说：“给，给——钱！”实际把派出所所长叫来了！所长拿着枪，指着我的鼻子：“把人放了！”“告诉连长，把我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们！”连长坚持不给，我一面拎着连长太太的头发，一面跟所长谈判。“你不怕我一枪毙了你！”“我们差点被饿死过，如今被你们逼死也值！”弟弟虽然拿着棍子，还是有点胆怯，我说：“义兵，他们真的把我打死了，你赶快跑，告诉大哥、三哥，为我报仇，杀他们全家，能死在上海也值得！”连长说：“你不怕坐牢吗？”“为了正义，值得！只要我还能活着出来，一定会找你们报仇！我不相信天下没有公理！”连长、所长看我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软了下来，乖乖地从里屋拿出35元。我终于放开了撰在手里的头发，得意地离开了连长家，拿着35元钱分给了每个农民工老乡。可是到了第二天，全体农民工都被辞退了，说是没有活干了！结果，几十个人知道此事时，都怪我多管闲事，为了那35元的血汗钱，令他们都丢了工作。这一次，对我打击很大，认为农民的思想意识还是愚钝，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斗争的先锋，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农民只要有一点点饭吃，都不会起来造反的。这就是中国历代农民的现状与优良传统！但通过这次经历，也培养了我为生存而奋斗的意志，虽然不能让更多的人觉醒，但为生存拼死也值得，在心中立下了一个信念，直到现在跟个别腐败的官员们斗争，仍然留存着几十年流淌的坏毛病，只是选择什么样的坏官，去付出代价值不值得的问题！
还有一次，我正在稻田里插秧，也不知怎的，弟弟义兵在公路上被上海的三个小伙围攻欺负，一位农民工老乡说：“小李，好像是你弟弟在公路上被当地小家伙欺负，你赶快去看看！”我一看就是五弟，二话没说，拎着镰刀，赤着脚沿着田埂的石子路飞奔而去。那三个上海小伙子看我跑去，他们立刻做鸟兽散，我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砍死一个上海的，自己死也划算，一顺手把镰刀扔了出去，还好那三个家伙也算跑得快，没有被砍中。如今想来，真有点后怕，如果真的把他们砍死，也就没有后来我这个和尚了。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命，都只能用因果才能解释清楚！
去上海，做农民工，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可娱乐的，除了晚上去连长家的菜园里偷点菜，跟几个老乡喝闷酒，谈谈家乡那些苦难的事，甚至流下几滴思乡泪，几乎没有别的事，我大哥毕竟读点初中文化，花15元买了一个收音机，我整天抱在耳边听听广播，有时还能跑到菊花家，让菊花偷偷地打开几寸大的黑白电视机看看节目……。有一次收音机坏了，我抱着收音机，按大哥的指点，跑到上海美多牌收音机厂的门口，一个小棚子里花几毛钱修修。修收音机的原是上海同济大学，好像又是复旦大学无线电系的高材生吧，由于没钱没势，又没有关系，毕业把他分配到新疆很远的地方，他不服从分配，不但取消了他工作的权力，还取消他再考学的资格！但这位胆子大点的青年人，有远见有志向，他说：“我相信有那一天，中国会变化的，你们都已经到上海来打工了！上学不一定就是人生的唯一路子！”经这位上海的年轻人一启发，对我以后当和尚，自己改变人生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惜，现在就像见不到菊花一样，再也见不到那位青年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也许就是今天的任正非或马云吧！
又有一次，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大哥突然让我跟他一道去星火农场的苗圃场。到了苗圃场，不由分说，在苗圃场技术员的引领下，抬一麻袋的麦冬，一棵一棵栽下去，我手里拿着小铲子，蹲下身子，用手扒开一个小窝，用铲子挖下去，再放进麦冬苗，培上土，一天下来，浑身是汗是雨是泥，除了两只眼睛还能辨认对方，都已经分不清哪位是大哥，哪位是五弟了。蹲急了，就弯弯腰，腰疼了，干脆就坐在泥水土里，一棵五分钱，拼命地栽呀！栽呀！到了晚上，我的两只小手已经僵直，大哥用力才把我拽起来！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忘记苗圃场的老板，有没有榨取我们的剩余价值。今天想来，真可笑！那时可不是玩笑。负责人是上海某大学园林专业的，当然，在那个年代，一定是吃皇粮的，他看我有一点文化，还是比较尊重我的，他告诉我：“书本上的东西，不能不相信，但更相信生活中的东西！小李，等以后你回去读完书，再踏入社会，就会明白很多道理了！”这也许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
这位开示我的人，至今还记得他的相貌，黑黑的宽宽的脸，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说话不急不慢。如今踏入生活，做了出家人几十年，经历不少，看了不少，但有些东西还没有明白，师父曾告诉我说：“有些事情不要太明白，明白了就烦恼了！还有的明白了，也就成佛了！”但愿有一天，我能像师父说的最后一句：“明白了也就成佛了！”
在磨难的人生岁月里，如今回忆起那个打工的年代，正按师父所说的那样，有些事情还得一点一点向前明白才行！真得不能明白，不能理解的，也只有带到那个世界再说吧！
2019年9月24日
写于南京玄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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