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南下征荆州，占地千里、带甲十万的刘琮，为何说降便降了？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征荆州。未至，刘表就病死了。其子刘琮继位。同年九月，曹操的军队开到襄阳，刘琮举州降。至此，曹操没有耗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荆州。
荆州如此轻易地沦落，使人不得不怀疑占地千里，带甲十万的刘氏是否真的遂了《搜神记》中的童谣谶言。据《搜神记》记载，在建安初年之时，荆州流传有一句这样的童谣。“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其中所指，便是刘表家族。
可刘表家族的衰败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虽无谶言何事，但刘氏投降曹操其实早有定数。
根基不深，麾下无死谋
初平元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而据司马彪《战略》的记载，刘表初为荆州，江南宗贼盘踞，袁术在鲁阳为隐患，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领兵作乱，如此三股势力，而刘表单马入宜城，孤立无援。后好在得到了当地士人蒯良、蒯越和蔡瑁的帮助下，才逐步得到荆州千里地。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而如此的白手起家虽令人钦佩，实则埋下了不少的隐患。其中最大的隐患，便是刘表根基尚浅，身边缺乏乐为其死的臣下。
从公元190年即位起，至公元208年刘表卒。统牧荆州仅仅18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18年里，刘表在其谋士的佐助下，轻易夺得了荆州诸地，收兵以十万数。按照《三国志》的说法，便是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但如此的成就，也无法使其谋士死忠于他。在曹操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时，其谋臣韩嵩、刘先说了这样一段话。
“曹操袁绍相争，天下的重心在于将军您的选择。如果您想要有所作为，现在就该乘其争战之弊而有所行动了；倘若不然，就应当选择一个良主归附于他。将军拥有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见贤而不能相助，请和也不给个明白话，如此而来两股势力必然会怨恨于您，将军不能选择中立。曹操开明通哲，天下的贤人俊士皆归附与曹，他的势力必然会超过袁绍，到时候曹操便会将矛头转向您，恐怕将军到时也无法抵御。现在我便为将军献计，不如投降于曹操，曹操必然会重德于将军，长享此福，传至后代，这是万全之策”。
这一段话，总共表达了三个意思。
1 我们不能隔岸观火；
2 要么战，要么降；
3 推荐降，而且要降曹操。
其中，前两个意思表达较为明确，而第三层意思的表达较为隐晦。之所以说推荐降，是因为在这一段话的表达中，在“战”的方面上，只提有此出路，并不提任何具体策略；而在“降”的问题上，连投降的对象都早已想好。其中寓意也就不言而喻了吧。
诚然，如此的计划也许并不失为可行之计，投降即得泰山之安，可对于一方领主的刘表来讲，占地千里，带甲十余万，完全拥有称霸一方，甚至有机会夺得天下；屈身投降，与其说是万全之策，不如说是愚蠢懦弱之举。
至此，或可再生出一疑问。为何刘表手下谋士要劝表降曹，来到了曹操手下，对他们又有何好处。
在乱世之中，审于量主可以说是每一个优良谋士的必备技能。刘表手下的蒯越、韩嵩也不例外，他们深知刘表虽然待己不薄，但绝非有霸主之才，而荆州，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于世太过显眼，必然不会久安，因此，再次抉择一个良主便成了他们眼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曹操，就是那个良主。
曹操当时选才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因此，张绣初降后叛，叛而后降仍能得到曹操的优待；魏种叛曹又降曹之后，曹操仍委以重任，给其理由“唯其才耳”。相比于袁绍的刚愎自用，曹操实在算的上是当时最优之选择。
势力雄厚，给才以用武之地，使得表之谋士归曹似箭。待刘琮投降之后，他们也得以称心如意。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韩嵩为大鸿胪；刘先为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
刘表手下如此之多谋士，可以说是良谋，但绝非是死士。他们出谋划策多只以自己为中心，而其中原由，不外乎根基不深四字。短短十八年的州牧，相较于袁绍的四世三公，曹操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确实是时间不长，经历短缺，无法有效培养甘为己死之谋士。袁绍虽自大，沮授仍在其失败之后誓死不降；曹操虽势薄，荀彧还会在吕布叛夺兖州之后，独守邺城，为曹操守下家业。与刘表之谋士相比，也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而言之，刘氏降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手底下缺乏死忠于主的谋士。其后，刘琮选择投降的背后，便是顺从了蒯越、傅巽等人之言。
但一个集团的陨落，只归因于手底下人的不利也显得缺乏道理，主子的有为有时候要比手下谋士的进言有用得多，而刘表算的上是有为之主吗，其上位之后所采取的战略又当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战略错误，进退皆失据
刘表单枪匹马进入荆州，任用人臣便夺得了荆州之地，此举不可不谓之英雄。而就在其刚刚夺得了硕大的荆州之后，对外的战略计策便定为了两边讨好，自守待变。
据《三国志》所记载，在曹操迎天子定都许都之后，刘表遣使上贡朝廷，对袁绍又相结，如此做法，可直接斥为“吃里扒外”。既不联合于曹操，也不结盟于袁绍，表明上是两边都讨了好，实则是两边都怨恨于他，用韩嵩的话说，便是“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
由此，其战略一错便错于此。
其二，自刘表统领荆州以来，一直采取坚守不出的战略方针。就如曹操之言“刘表，自守之贼也”。
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其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妄想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曹操，袁绍或许可以说是鹬蚌，而刘表绝非能当成渔夫。
建安十三年，就在曹操刚刚平定北方之后，举兵来伐。来伐的次月，刘琮举州降，刘表集团至此衰落。
刘表战略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坐以待毙的结局。最后进退失据的处境，也不失为其战略方针错误所导致。
刘表终其后半生，靠时运与贤人相助而得荆州，实属不易也。机遇当可遇而不可求，而其后代却无能珍惜，白白送与他人，实在可惜。究其原因，一为手下无死谋，二则战略方针的错误，才使得于后处处受内外牵制，终失家业。
终事件本末，虽刘表本身的原因重大，但本文分析则为客观为主，未提及刘表主观因素，而此两条客观因素的背后，主要是由其主观因素所导致的，或可说，是刘表主观影响下所产生的客观因素致使其衰落的。倘若刘表本身知人善任，心存大志，适时出击，其结局会截然相反也未可知。总之，荆州之降，实则在先前就早已存在的背景中已有定数，而刘表家族的衰落也阐明了士人阶级在当时时代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得人才者得天下，在此反例中或更以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