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玉海堂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建国后刷本的一些问题

李白正统全集梳理

现存李白集中，除了日本静嘉堂文库秘藏蜀刻十一行小字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国家图书馆藏同版残本二十卷）外，别无宋刻，而其覆刻本有著名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缪曰芑双泉草堂本，风格遒劲，远胜宋本，且改正宋本误字无虑一百，乃李太白集最精者；晚清光绪十四年（1888）湖北官书局请黄冈陶子麟据康熙本重刊，亦极精湛，唯略有几误字。

而明代正德八年（1513）鲍松曾据南宋咸淳五年（1269）刊三十卷本《李翰林集》覆刻，卷次与蜀刻差异巨大，文字迥别，渊源甚古，直接母本为绍熙当涂本，而最早编次形态恐在乐史编次本《李翰林集》以后，蜀刻《李太白文集》（亦或在宋敏求手编本）之前，由其基本未受蜀刻或蜀刻母本北宋晏处善苏州刻本的影响可知也（别有撰文探讨）。此书今尚存多部，清末两次据之重刻。一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西泠印社吴隐请黄冈陶子麟重刊，用陶家标志性仿宋字体，与明本风格有别；一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贵池玉海堂刘世珩请黄冈陶子麟重刊，宣统元年（1909）竣工，字体与明本神似。两者皆号称影宋咸淳本，实则为影明覆咸淳本，皆因明本完全覆宋，若无鲍松跋文，几不可辨。西泠刻本未见建国后有重刷之本，而玉海堂在改开初修版后重刷，印数甚多，各家出版社所影印皆据此修补版本，包括郁贤皓作序之影印本，实则与玉海堂原刊本有很多差异，而李白学者多据建国后本研究，颇有误校处。

正德原刊本似为直接将宋本覆于木板上重刊，刊毕宋刻亦毁（咸淳距宋亡接近，若板子存留，恐多元、明初刷本，当时应为常见之书，直接覆刻亦非奢侈），故其文字极其精审，几无误字，较之其余明刊李白集错讹满眼不啻云泥，与宋蜀刻《李太白文集》相比，前者完全可以校正后者多达百处的错误。（至于两本具体的差异，则需另文探讨，在此不作赘述。）

西泠印社本早于玉海堂本两年，今已罕见。经目验览，知其讹误颇有，且无江万里手书序，故玉海堂影写后重新刊刻，误字极少，且有校正明刊一二误处。

至于玉海堂刊本，似乎从清末以后板子保存的很好，建国后流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及至1978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恢复工作，清理玉海堂本的木板时，先印了一部作为校样，发现不少页损字，且有缺失之版。故据西泠印社本校补、重刊。今大致检出其原刊缺失也即补刊叶13叶如下：

序：第九、十、十一叶；

卷十三：第八叶，

卷十五：第七、八叶；

卷二十一：第九、十叶；

卷二十五：第六叶（背面）；

卷二十六：第七、八叶；

卷二十七：第五、六叶。

皆是改开初据西泠印社本重新手书上板，字体与玉海堂本大异。之所以知为据西泠印社本，乃是其误字如出一辙，如卷十五第七叶，《萬憤詞投魏郎中》“豫章天南隔老妻”，蜀刻、明正德本与玉海堂本俱作“天”字，建国重刷本与西泠本俱作“夫”字；《秋夜板橋浦泛月獨酌懷谢朓》“玄暉難再得”，蜀刻、明正德本与玉海堂本俱作“玄”字，建国重刷本与西泠本俱作“女”字，詹鍈《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亦受此建国印本误导，校勘记径直称“咸淳本”作“女”，实则明覆宋本正作“玄”。

除了上述重刊页面外，另有很多原版已损坏而补刻之字，由于没有照顾底本风格，是重新手写刻者，故面目迥别。如开卷草堂集序，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當塗”二字即已重刻。《行路難三首》其三数句皆重刻，等等，如此者甚多。

因此，可知如今流行之刷本、影印本不可当作玉海堂刊本来使用，更不可当作明覆咸淳本使用，尤其不可径称此建国后刷本为“咸淳本”，如果非要称呼，可以沿用宋刻元明递修本的叫法，起名为“清刊共和国重修本”。至于民国有没有递修，暂时没有对比，付之阙如。若作学问，先重版本，非孤本者，必求初印。此书可作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