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史

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哲学家们有一个普遍的关注点、研讨焦点。在不同的阶段，这种焦点是不同的。

大体说来讲：

在希腊哲学早期，哲学家们集中关注的焦点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的性质（存在与非存在），即本体论问题。

但在苏格拉底以后，哲学讨论的中心转移到伦理学问题（善、美德及美的本质）。

在智者（诡辩学派）兴起后，由于论辩的多元化，不同学派论辩的发展，产生了对语言辩证方法（论辩与思辨方法）的讨论，而这种讨论的结果使晚期希腊哲学中产生了关于思维规范（逻辑学、辩证法）及语言规范（演说术、修辞学）的新学术。哲学中心问题，可以说由自然哲学而转向人本问题和方法问题，这也成为罗马哲学的主题。

基督教兴起以后，整个中世纪欧洲哲学的主题是围绕基督教本体论（三位一体）和神学定位问题（神正论）的。

文艺复兴以后，人本问题再度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近代人道主义的兴起），而方法问题、工具理性问题上升为科学方法论的首要问题（培根、洛克、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

到了20世纪的西方哲学，人道主义归结于存在主义，工具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维特根斯坦试图将本体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用语言哲学加以消解，其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对可以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历程完全不同。早期中国学术兴起于天文哲学，易学、道家哲学都起源于天文历法的哲学思考。商周春秋士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天道与秩序的问题，战国诸子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伦秩序，如“礼与仁”的问题，这后来成为中国的伦理学中心问题。

两汉哲学的焦点是方法问题，今古文经学争论的核心围绕着语言文字为核心的经学解释的方法问题。

两晋隋唐时期，宇宙的实相问题随佛教哲学的兴起而成为中心。佛教哲学的基础是佛学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学术结合衍生出了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当然是理性主义的，其本体范畴是“天理”，但其核心价值却是人伦及伦理。

清代方法问题再度随当时的新古典学派（朴学/汉学）而勃兴，语义、语言和语源问题（训诂学）成为学术聚焦的中心问题。

20世纪初西方新思潮及新方法的引入，导致发生“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导致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化思潮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激烈冲突、竞争和交融。

总之，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路程与研究方法与西方非常不同。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与中国哲学路线完全无关而且不同的。因此，将西方哲学的唯物论、唯心论分类标准引入观察中国哲学，则是根本不适用的。同时，这也是以欧洲为中心模式和作为学术规范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一种幼稚表现。

新一代的中国哲学和学术研究，我认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有学力突破过去这种幼稚的西方中心规范，否则就不会有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