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
楼宇烈——男，浙江省嵊县（今嵊州）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9月起）；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等。
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人文”。“人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最初是跟“天文”相对提出来的，在古籍《周易》的《贲卦·彖传》中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我们通过对天文的考察，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通过人文，就可以教化天下，让这个社会发生变化。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
那么，用人文的方法来让这个社会发生变化，究竟要变成什么？就是把人们的恶习等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化掉，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什么叫人文？“文明以止，人文也。”四书的《大学》、《论语》、《孟子》都特别讲到，做人一定要懂得“止”，知道止于何处。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不同的身份了解自己应尽的义务，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那么怎样达到这个“止”呢？那就是靠文明，所以叫“文明以止”。
“文化”这个词最初跟“物化”相对，文化是用文的方式去变化，物化是用物的方式去改变。文明呢，就是相对于野蛮、原始质朴而言，用文来明。《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中国文化里，文明就是教化，而教化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的身份；不光明白自己的身份，还要认同自己的身份；不光认同自己的身份，还要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所以，通过教化，让人明白做人的道理，规范人的言行举止，去改变很多不良的社会习俗，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中国人文教育的意义所在。而教化的对象就是人，以人为本。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一最简单的道理。在家里，如果家长要求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能尽职尽责，那么这个家庭一定很和谐。一个企业、一个部门里面，如果每个人都尽职尽责的话，那么这个单位、部门也一定是有序和谐的。
我们现在常常念《三字经》。《三字经》一开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中的恶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人性中的善没有得到发扬，才会出现恶。《荀子·礼论》有言：“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人有各种欲望，求而不得就要争，就一定会发生混乱。要让社会每个成员的合理欲求都能得到满足，那就必须制定一种规则，这就是礼的起源。要让这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就必须制定礼来加以教育。
礼不是强制性的，不是通过外界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古论里面讲人与人之间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这里面父子、夫妇、长幼、朋友都是自然的关系，君臣关系是上下关系，但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转化成内在的自然的人际关系。中国人的理念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就有两个身份：在子女面前是父母，在父母面前是子女。每个人必须认同自己的身份，只有认同了自己的身份，才知道在什么场合是什么身份，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准则。
进一步讲，礼的核心是什么？是不忘本。中国人强调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有三个本不能忘。根据《荀子·礼论》所言，第一，“天地者，生之本也”，没有天地哪来的万物，因此天地不能忘；第二，“先祖者，类之本也”，没有祖宗哪来的我们，中国人的生命观是一种前后相续的生命观，个体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继续，所以不能忘祖宗；第三，“君师者，治之本也”，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要跟动物区别开来，就必须懂得做人的道理，那靠什么？靠老师的教育，靠国家的教育，君在这里其实是国的代表，而不是君主。此外，君师中的“师”也是广义上的，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就是老师，在社会教育中，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也是老师。所以，过去每家每户过年过节都要祭祖，国家有社稷坛、天坛、月坛，都是用来祭天地、祭祖的。通过祭祀，让我们不忘本。
礼还有一个核心是什么？是敬，敬重，敬畏。要敬重自己、敬重别人、敬重自己所做的事业。还有一个是畏，没有畏，就可以无所不为了。做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才会懂得有所不为。
所以，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教化来让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义务，管束好自己。中国的人文主义是自觉自律的，这样才能跟各个方面搞好关系：跟我们的生存环境搞好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跟我们所处的社会各方人士搞好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自己把内心各种各样的欲望管束好了，达到身心的和谐。
中国文化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世界是有重大贡献的。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后，有一大批传教者来到中国，他们把欧洲文化带到中国，同时把中国文化传回去。西方的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不是通过造物者来震慑大家的，而是通过教育来让大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义务，自觉自律地约束自己，这同样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时，欧洲有许多思想家都赞叹中国文化，比如伏尔泰、狄德罗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要用中国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去批判中世纪以来西方以神为本的文化。打倒神的绝对权威，由人来主宰一切，人类要用自己的理性，通过科技的发展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样的思想不断发展。
到了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此时，欧洲的思想家又开始反思：战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很明显，是资源财富的争夺。这就意味着人的自我失落，人被资源财富、科学技术支配了。人刚从神的脚下站起来，又拜倒在物的脚下。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许多思想家提出要树立新的人文主义。而这种新的人文主义，还是要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
古人讲：“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做一个君子，要非常警惕物对人的德行的损害，要提升德行，不能被物用。在中国的人文思想里面，非常强调人文教育，核心就是人的自我德行的提升。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西方来的，却不知道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