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眼中的鲁迅作品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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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眼中的鲁迅作品

北京晚报 | 2021年09月22日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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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至11月，法国当代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应邀访问中国。与他一同访华的，是他的终身密友，也是法国重要的思想家西蒙·波伏瓦。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并表示将写出专门著作，来谈论中国问题。这一心愿，后来并没有实现。但是，波伏瓦却在1957年，出版了她对中国观感的专著《长征》，其中就包括她对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评述。

　　“他更接近契诃夫”

　　“鲁迅是这个时期最伟大最著名的作家。今天，他被视做中国的高尔基……”对于鲁迅的作品，波伏瓦进行了广泛地研读。她在文中介绍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等文学作品。不过，波伏瓦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概括，她还通过具体作品，对鲁迅的意义进行了开掘。

　　“鲁迅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愚昧的农民、失意的知识分子、抽大烟者、乞丐——都和阿Q一样困惑、迷惘，经济状况和传统道德让他们无处可逃：有些人放弃了希望，有些人听天由命，几乎所有的抗争都无济于事，寻求虚妄想像的安慰，或求助于曾毁灭他们的迷信。”对阿Q整体情形的描述，波伏瓦是准确和深刻的——无论表层和深层的内含，都被她捕捉并清晰地呈现于笔下：“这些牺牲者的软弱无力，半是纵容，半是顺从自己的不幸，这是鲁迅的短篇小说中绝望的特点。”

　　波伏瓦还写道：“中国人把他比做高尔基，但我发现他更接近契诃夫。”实话说，鲁迅的小说结构特征及对人物的选择，的确更接近契诃夫。人们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应该是基于他关注底层的目光，以及支持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与高尔基相似。

　　鲁迅的小说，确如契诃夫的作品，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窘况，但鲁迅更能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情绪。这一点，应是鲁迅受中国传统小说——通过叙述展示内在心理特点影响的证明。鲁迅将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中国传统的继承融为一体，这一点也正是波伏瓦特别注意到的：“他（鲁迅）从不使用带有分析意味的词来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却消除了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流露之间的所有距离。”

　　作为艺术家，波伏瓦的感知力的确敏锐又丰富。

　　在文学和革命之间

　　分析一位作家，仅仅解说其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肯定是不够充分的。身为思想家的波伏瓦，在评述鲁迅时，更加注意的是他思想的演进历程。

　　首先，波伏瓦捕捉到了鲁迅作品和他思想之间的一点矛盾。在波伏瓦看来，辛亥革命遇到的挫折，给了鲁迅很大打击，所以，当时的他成了个“顽固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关于美好明天的幻想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不值得虚谈……”

　　接着，波伏瓦又引述了鲁迅《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文字，即鲁迅说自己在《药》这篇小说里，在革命家“瑜儿”的坟头凭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述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的情形。波伏瓦接下来评论：“确实，在他的两个故事中，鲁迅已经完全注入了不易被人们察觉的乐观主义的色彩。但是，他所认为的改变丝毫事实的看法，在他看来，却违背了文学的要求：他认为艺术工作绝对是真诚的证明。他从来没有撤离这个阵地，他仍然需要革命；这就是人身上的矛盾冲突，带进坟墓都不会改变。”

　　这段评论应当引起中国评论家同行的注意。一个作家，也许有他文学的观点，但他的创作并不会仅仅囿于自设的圈子，偶尔甚至常常逸出都是难免的。这中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像纸面上写的那么容易调解，他或许会终生这样在矛盾中行进。

　　波伏瓦还认为，鲁迅的悲观主义并不是无为的借口。鲁迅在北京担任教职时，他用自己的影响来支持学生。在他看来：苟活是错的，因为看似活着，却快死了。年轻人必须冲破这古老的牢笼。但是，学生的有限抗议却遭到了严酷镇压，他们有的甚至牺牲了性命。后来鲁迅发表文章批评政府，遭到迫害；到革命最热烈的广州，又遭遇蒋介石的叛变……这一切，使鲁迅从书本中建立的观念受到最严重的冲击。用波伏瓦的话：“此时的鲁迅似乎完全陷入了绝望。”

　　这种绝望，波伏瓦是从《野草》等作品中看出的。她引了鲁迅写于1927年的文章《野草》中一段话后说道：“对于鲁迅来说，怀疑青年的作用，已经是达到了最后的最深层次的失望，因为他正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青年身上。”

　　波伏瓦对《野草》这部精纯的集子十分重视。鲁迅的许多思想，都是她从这些相当感性的文字中发掘出来的。通过《野草》，她这样分析鲁迅的思想：“至于当时的政治，鲁迅并没有放弃希望。但是，对于文学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却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在波伏瓦看来：当作家不再幻想书是一种政治武器的同时，“他（鲁迅）并不鄙视文学的真正目标：真实地表达这个世界。确实，只有靠揭露行动来脱离行动，作家才能履行自己真正使命。鲁迅不再支持逃避主义，他说，有些作家退出了生活场景，热衷于养花弄草，谈鸟论花。但在他看来，文学是人们对于周遭生活的感受……简言之，如果过多地赋予文学政治的功能，你就会失去两者。你写不出好书，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对于鲁迅晚期基本只写杂文这一点，波伏瓦的认识是：在文学和革命之间，鲁迅最终选择了革命。她还了解了鲁迅晚年工作的重点：从那时起，他就只写作论战的文章和翻译外国小说。他把普列汉诺夫、法捷耶夫、契诃夫、果戈里和巴罗哈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他的翻译足有厚厚的两大册；他没再写过小说和故事。虽然在波伏瓦看来，这些小说和故事，是“极富想象力的写作”。

　　波伏瓦对鲁迅的研究不仅限于作家和作品本身，她还特别描述了鲁迅作品创作的背景以及与其他流派作家观念立场的冲突。早期的鲁迅，是主张文学必须“参与”的，但鲁迅“对着介入的性质和程度却有着怀疑。”波伏瓦发现，鲁迅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文学必须有一定的独立性，“他的态度从讨论文学的使命时起就未改变过。比如他曾认为，文学必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表达。尽管文学不可能仅仅属于革命，但只要它所反映的社会为反叛精神所激发，它就有革命的印迹。”

　　波伏瓦的一些误读

　　从波伏瓦对鲁迅的介绍看，虽然较为概括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广泛；从篇幅看，鲁迅占了“文学”类作家的最大篇幅。波伏瓦笔下虽然也涉及到其他诸如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林语堂、老舍等大家，但多是有限的几段甚至几行，而且大都是在与鲁迅联系比较时才提及的。我们大约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波伏瓦自行阅读研究得出的看法，同时亦可由此感受到鲁迅在现代作家中的特别地位。

　　波伏瓦特别着重对鲁迅的介绍，应该与她的文艺观念有相当的联系。她与萨特一样，都激烈地反对“为艺术的艺术”这种文艺观，认为文学必须干预政治和生活，主张“干预的文学”。这一点，与鲁迅的文学观念，有颇为一致之处。

　　波伏瓦在文章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由茅盾和鲁迅在1921年1月领头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发表了其宣言，肯定了文学的政治作用：'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提倡反映被压迫者'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这段记述虽然有个误会，即认为鲁迅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认为鲁迅与此观点接近或大致相同，是符合实际的。

　　不过，由于收集资料的不易，波伏瓦在运用它们时有时显得不太均衡。一方面，她甚至寻读并引用了“左联”的理论纲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等并非广泛传播的资料；另一方面，她在资料的运用方面又显得较为仓促，有些地方还颇有错失之处。譬如她说：“1925年，他（鲁迅）发起的《语丝》评论创刊，当时的编辑人员包括讽刺和幽默作家林语堂和小说家老舍。”据笔者查寻相关资料，说老舍为《语丝》编辑显系失误。

　　另外，她介绍鲁迅“在南京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其实鲁迅当年在南京读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物铁路学堂，均非大学。她说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了“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当选为主席，似乎也有误会。鲁迅是“左联”常委之一，只能说是领导人，并没有任“主席”职务……但我们考虑到波伏瓦当时收集材料的不易，加上文化背景的差异，这些不伤主旨的误读还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波伏瓦的介绍更多是针对当时西方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人们的，所以内容在中国读者眼里可能并不显新鲜。但波伏瓦毕竟是一位敏锐而深邃的思想家，她对鲁迅的评述，许多见解对读者仍颇有启发；她观察问题的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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