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虽然流浪地球，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阿里·阿赫迈德·萨义德·阿斯巴尔（علي أحمد سعيد إسبر），笔名阿多尼斯
文/宝木笑
海德格尔曾经说：“运思者越少，写诗者越寂寞。”这句话放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身上很是恰如其分，阅读阿多尼斯是一件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事，那是战火纷飞中迸进你我生活的星火，那是沉重世俗里传入我们耳中的战歌。他会让人突然想起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当面对几乎是无可逆转的终结，“流浪”将人类带入坚守自我和寻求升华的长征。只是对于阿多尼斯，流浪地球是一个人的流亡，没有同伴和战友，不被自身文化理解……他在中东徘徊，在欧洲思索，在美洲观察，在亚洲讲述，地球已然成为了他自己的流浪地。2009年，他的首部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一年多就重印四次，这在一直慢性死亡的中国诗坛实属罕见。
阿多尼斯的中文版诗选有个好名字，“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本身就源自他的诗句，甚至堪称他的灵魂写照，映照出他数十年的“流浪之路”。阿多尼斯这个源自神话的名字当然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叫阿里·阿赫迈德·萨义德·阿斯巴尔，1930年出生在叙利亚拉塔基亚北部的阿拉维山区。早在17岁考入大马士革大学哲学系前，他便以阿多尼斯的笔名发表诗歌。从他用笔名这件事儿，也隐约能看到他流浪地球的未来。当时，他用真名向一家报社投了很多诗歌都石沉大海，后来他改用笔名阿多尼斯再次投稿，没想到立刻就通过了。一个17岁的少年，已经开始用很反抗的视角在与身边的社会打交道，联想今时今日，喝惯了鸡汤的我们，也许只会想到网络上甚嚣尘上的那句“你之所以还没有成功，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阿多尼斯并不这样想，即使在17岁。因为，他从伊斯兰教中的一个非常边缘的教派家庭走来，从偏僻贫寒的山区走来，从最底层的艰辛和不公中走来……他爱好哲学和文学，显示了极高的天赋，但他更喜欢思索，他要思考惯常背后的问题，文明背后的空洞。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人类文明最为璀璨所在，他为阿拉伯文学的灿烂历史骄傲，坚定地认为阿拉伯的大漠风沙中一定能够孕育最伟大的诗篇。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叙利亚和中东地区自古便是纷争不断之地，特别是近代更是动荡不息。他为祖国的战乱异常焦虑，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去做些什么，虽然他当时只有18岁。
1955年，那时的他正在哲学系学习，课业很顺利，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同时他一边思索哲学问题，一边以阿多尼斯的笔名发表诗歌，这些诗歌逐渐得到大马士革诗歌圈的赏识。然而，在众人不注意的另一面，他正在积极参与叙利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活动。在无数个深思的夜晚，年轻的阿多尼斯神游万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这具青涩的躯壳，他似乎就快找到那个一直缠绕自己的问题的答案了。然而，上天仿佛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按部就班思考着的阿多尼斯，现实更加希望尽早扼住这个很可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大麻烦的心灵。一天晚上，在大马士革满是历史沧桑的街头，他像往常一样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活动，那天他在秘密集会上畅所欲言，甚至与一直要好的几个“同志”争论起来。他大声地说政治当然是必须改革的核心要义，但这依然是一个表面问题，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整个阿拉伯世界政治背后更加沉重的宗教势力。
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集会，原本因为“进步思想”走到一起的战友，瞬间仿佛变成了仇敌。在会场，周围的人们甚至愤怒地让他闭嘴，纷纷表示宗教是至高无上的范畴，不容他这样的毛头小子胡言乱语。阿多尼斯最后愤然离开，以至于即使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依然不时挥拳发泄，为无人理解自己而愤恨。正在这时，几个便衣突然蹿了出来，粗暴地将他摁倒在地，不由分说将他扭送到了阴暗的看守所。在那个不愉快的晚上，他尝过阿拉伯古城泥土的味道，在后来的白天，他领略了宗教和政治合谋的审判。他被投入了监狱，刚刚开始的美好大学生活离他远去，即使在监狱，他依然被叙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同伴疏远，这个年轻人成了彻头彻尾的“异端”。
在不见天日的狱中，孤独开始笼罩他的生命，他明白，这是一种代价，更清楚这是一种宿命。也许，就在自己选定笔名阿多尼斯那一刻开始吧。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选定阿多尼斯这个笔名时候的心情，阿多尼斯不仅是希腊神话中连爱神都倾心追求的美男子，也是黎巴嫩地区老幼皆知的神话人物，是被冥王特许在每年春夏季节回到人间的传奇。那个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一切都充满生机，他激动地为自己的笔名写道：“我依然故我/我在每个清晨再生”。身陷囹圄的他苦然一笑，原来那时的他只是看到了阿多尼斯光鲜的正脸，却没有意识到他凄然的背影。重生必须是在苦痛之后的，想要拥有让众神都窒息的美，就必须以多舛的命运进行献祭。
他望着铁窗外的一角天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并非是苦恼，而是一种释然。“异类”并不是他止步的地方，“异端”才是他为自己的信念准备的祭品。政治依然只是改变自己所处世界的表面斗争，文化才是能够完成改天换日的终极之光。第二年，他离开祖国，来到了中东阿多尼斯神话的诞生地黎巴嫩，在贝鲁特，他不再接近政治。因为，他知道他的思想已经不能被任何貌似激进的阿拉伯政治团体接受，那些团体虽然能够与行为偏激的“异类”成为兄弟，却绝不能容忍一个对宗教提出自己想法的“异端”。也正是在贝鲁特，他创办了《诗歌》等文学杂志，开始了对阿拉伯文学、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全面反思，这一过程延续了他的整个人生。
萨义德称阿多尼斯是“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
阿多尼斯还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精神脊梁”。
然而，只有阿多尼斯自己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在地球流浪的孤独者，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同，也许就是自己很早就能接受属于个人的那份宿命，并愿意为之不懈探索。今天的阿多尼斯应该是三次探索之后的灵魂，在大马士革是积极革命的他，在贝鲁特则是寻求宗教文化自洽的他。因此，即使在1960年代他在巴黎求学和写作进展顺利，他依然在十年后回到贝鲁特，按照一种类似苏菲派的方式进行求索。苏菲派是伊斯兰教早期的一个分支，如今早已几乎烟消云散，你很难再找到一个苏菲派的宗教组织。然而，苏菲派的意义在于，他们曾经质疑过伊斯兰最为正统的教义，并为之奋斗。
在正统教义中，真主是至高无上的，而苏菲派认为“真主内在”，即认为真主存在于人的内心，“凡人认识自己，使认识造化之真主”。这很有些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味道，但在伊斯兰教中，苏菲派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异端”的。阿多尼斯对苏菲派苦行僧们的上下求索感慨不已，并在早期的诗歌中延续阿拉伯传统格律诗的形式，加入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引导读者去和他一起找寻对《古兰经》的深入解释。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复数形式的单数》，对自己过往的探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坚信文化依然可以在宗教中得到自我的改良和进化。
如果说在大马士革入狱时的阿多尼斯，完成的是精神的解放，第二次回到贝鲁特的阿多尼斯，完成的是思想的升华，那么在1980年再次出走巴黎的他，则开始了真正的灵魂流浪。正当他在贝鲁特黎巴嫩大学一边教授阿拉伯文学，一边勤奋地用诗意之笔思索教义内涵的时候，1970年代中期的中东大乱开始了，贝鲁特成为重灾区之一。他看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流血斗争，熟悉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在这样的动荡中丧生，无数原本安居乐业的人们成为难民，继而客死他乡，那一刻，他心如刀割。这种痛是一个热爱故土者对家乡和乡土亲情的怜爱惋惜，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对过往自己思索和实践的再审和反思。他回望浓烟滚滚、枪声阵阵的贝鲁特，决然转身，从此挥别故土，流浪地球。
1980年，阿多尼斯离开中东，来到巴黎，正式开始“流亡诗人”生涯。而与此同时，他的思想迎来了第三次飞跃，他舍弃了青年时的革命激情，放下了壮年时的宗教情怀，以一个一生求索的思考者身份，跳出各种藩篱，俯视文明和文化的问题。他带着一种殉道者的情怀，语调平和地向整个世界讲述自己的思想，石破天惊。阿多尼斯针对全人类在政治、经济、科技、消费等功利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冒犯”的问题。特别是他将更多目光望向故乡，对故乡宗教中视为私产的宗教权威，以及借由宗教之名而肆虐的各种战争和暴行，进行了不留情面的鞭挞和讨伐。
这位一头银色长发，语调平缓，为人温和的大学教授，却说出了故乡世界中最为叛逆的话语。他向世界宣告“要说出那些被压抑、被禁止、被拒绝的无法说出的话”，他决绝地指出“主流是对现实也是对现在的遮蔽，而每一种对现在的遮蔽都是对未来的遮蔽”，最终喊出“从政治体制中产生的主流文化实践，正是造成阿拉伯世界分裂状态的罪魁祸首”。他出版《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写下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最终他告诉故乡的人们，他要重新书写阿拉伯思想史和文学史，这便是在整个阿拉伯文化界引发巨大震动和争议的四卷本巨著《稳定与变化》。
这位艺术家风范、教授气质的流浪诗人。
他的诗句却如同匕首和投枪，他犀利的语言闪着寒霜，仿佛刺破皇帝新衣的光。
他说“暴君只会酿醇他们偏爱的酒/自由的血”、“即便当你把耳朵贴近天空的嘴巴/你也听不到天使的声音”、“如果他在你被囚时，毫不犹豫地杀你/那么当你自由时，他怎么会犹豫呢”、“不要只害怕魔鬼，还有天使呢/天使，在万物中最有可能突变成魔鬼”……于是，他彻底激怒了故乡和故乡的人们，如此“异端”的言行显然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和无法容忍的亵渎。曾经一起在贝鲁特讨论阿拉伯诗歌的诗社友人撰文攻击他，曾经一起在大马士革呼唤革命的战友发表声明辱骂他，他曾经深感荣耀的故乡文化给予他最为坚决和狠辣的批判。他永远失去了重回故土、再见亲朋的机会，流浪地球，就是再也不能回头。
世间的孤独分为很多种，朋友凋零、亲人疏远、同事孤立……这些都只是孤独的浅水区，更像是一次别人对你进行的流放，寂寞是这次远行的悲歌。而当你意识到你的思想、主张、信仰、信念、兴趣、爱好、品味、是非、好恶、习性、性格等一切最为重要的生命标签与周围格格不入，你是否敢于接下一份标注着“孤独”的沉重祭品，毅然决然地开启一次主动远离周围一切的自我放逐，去见识人类孤独的深水区……阿多尼斯说流亡不是地理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他所理解的流亡地不仅是地理位置空间，更是存在于自身之内与语言之中的精神震荡空间。他望着巴黎的天空，回首往事，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宿命——“我生来即是流亡者，我的第一个真正的、持续不断的流亡地，正是我生于斯的祖国和长于斯的文化……”
最深的孤独，是选择离开故国家园，不被自己的文化所容。
最大的勇气，是能够直视灵魂深处，将孤独看成一座花园。
他就是这样做的，周围各种咒骂的喧嚣渐渐远离，仿佛被留在了此岸，他感觉自己正在游向彼岸的星河。初期是刺痛皮肤的寂寞，后来是切入肌肉的惶恐，再后来是深入骨髓的孤独，但慢慢的，慢慢的，他望向远方的眼中开始闪烁光芒。那一刻，他仿佛突然看到了很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旅程，他终于明白为何那些伟人当年是那样的义无反顾。因为，在星河的彼岸是一座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花园，在那里，人类中极为少数的个体将第一次体验到生命的真谛和生而为人的意义，灵魂和精神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与自由，“我”终于回归自己，“我”终于真正诞生，“我”终于“继续成为存在的中心、枢轴和目的”。
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
绝望长着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的蝴蝶。
太阳即使在忧愁的时候，也要披上光明的衣裳。
死亡来自背后，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
前方只属于生命。
疯狂是个儿童，在理智的花园里，做着最美好的游戏。
时光，在欢乐中浮游，在忧愁中沉积。
遗忘有一把竖琴，记忆用它弹奏无声的忧伤。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向我袭来的黑暗，让我更加灿亮。
——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