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丨稿本《安宜日记》所收函札辑考——兼论日记收录函札文献的价值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5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杨 凯
内容摘要: 方濬师是晚清官僚、藏书家和诗人，其手稿《安宜日记》保存大量与中央政府机要官员、任职地方的亲属朋僚以及各类社会人员的往来函札，内容涉及中法战争史、晚清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史实，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辑录考证历史上私人日记中的函札材料，对于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者予以关注。
关键词:方濬师 《安宜日记》 函札文献 史料
方濬师撰稿本《安宜日记》不分卷，2册，现藏上海图书馆（馆藏号：T33866-67），开本为24.2×14.7cm，蓝格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方镌“绿天吟馆主人制”。每半叶九行，每行行字不等，字体或为工整楷书，或为行草。封面题签“安宜日记”，卷首钤“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印与“上海图书馆藏书”印。此本系方濬师手稿，有多处涂抹批改的痕迹，是作者寓居扬州宝应县安宜镇期间所作。第一册记事起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初一至十月初五日，第二册记事起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此书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3]，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4]。
《安宜日记》既是方濬师私人日记，又是按日期排纂的私人函札汇编，汇集作者与亲属、朋僚以及其他各类人员往来书信计346通。书写主体既有晚清名臣，又有地方士绅文人和方氏家族居处各地的亲属。其中录有李鸿章、曾国荃、长善、张树声等名人手札若干，尚未被披露于世，人所罕知；而有关中法战争、晚清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活史的史料也很丰富，价值珍贵。鉴于迄今尚无人专门探讨这部文献，故笔者不揣谫陋，以该文献为对象展开讨论，并尝试透过这个案例，总结日记收录函札文献的特点和价值。
一、有关中法战争史的函札
自同治元年（1862）二月起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至七年七月外放广东雷琼道，在政府机要部门多年任职的履历，让方濬师与多位朝廷重臣，尤其是掌管外交事宜的总理衙门官员关系密切，彼此之间书信往来亦甚频繁。当时正值中法矛盾激烈，剑拔弩张，故而函札之中多见关于战争局势的材料，现摘录若干例并略作考释：
例1 李鸿章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八日自天津来信：中法款议觕成，惟详细约章尚未会订。关外两军针锋紧逼，都下议论游移，举棋不定。垂成之局，仍恐变更，不敢遂云大定也。（第27册第50-51页）
按，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李鸿章与法国中校福禄诺谈判，十七日签订《中法天津简明条约》，其时李鸿章认为“惟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翻覆，法兵必渐减撤”[5]。但到了闰五月初一、二日，中法两国军队又在观音桥附近展开激战。就在李鸿章发出此信的初八日，法国舰队司令利比士派其副官日格密赴天津会见李鸿章，以重开战争为胁勒索赔款[6]。透过此信可以看出，在局势危急、廷议汹汹的当时，李鸿章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寄希望于和议，期待会订“详细约章”以巩固“垂成之局”，另一方面又感到中法起衅如箭在弦，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而朝中尚无明确的应对办法，其忧虑之思溢于言表。
例2 长善将军光绪十年闰五月廿一日覆信：中法和议粗定，忽尔中变，正未知兵氛起伏，若何转圜。梦幻戏剧，想吾兄必不欲深闻，弟亦不欲深谈矣。（第27册第104页）
按，长善（1829-1889），字乐初，他塔喇氏，满洲镶红旗人。咸丰十一年（1861），长善担任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时方濬师任职总理衙门章京，二人有过共事的经历。从信中可以看出，此时已身居广州将军要职的长善，却对波诡云谲的中法局势流露出失望的情绪，甚至不愿谈起，这正是中法战争中清廷官员心理状态的一个缩影。
例3 光绪十年闰五月廿五日接张树声来信：弟引疾得请，留办东防。虽畺索之卸肩，仍戈鋋之警备。一俟大局稍定，再请放归。（第27册第57-58页）
按，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与方濬师是儿女亲家。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法军进攻北宁，清军败退至谅山。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知其难逃责任，遂自请交部严议。三月廿五日，又上奏以衰病请开去两广总督之缺。四月二十八日朝廷降旨，准其开缺，闰五月又改为革职留任。对于因病开缺之说，有的观点认为真有其事[7]，有的则认为只是借口而已[8]。但据其信中“引疾”“请归”等语推测，此殆非虚言。
例4 光绪十年六月廿六日接曾国荃复电：微恙已愈，承询感甚。奉旨在沪羁縻，议仍龃龉。巴使照云：台北基隆（即鸡笼山，原注）彼已取守，索八十兆为赔费。议款固难，议约尤不易。候谕旨到乃可与巴谈。此复，荃。（第27册第115页）
按，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二日“观音桥之战”爆发以后，战败的法国竟然向清廷步步紧逼，强索赔款。清政府多次与法人交涉，严词驳斥其无理要求。双方各执一端，不能达成一致。闰五月二十七日，清廷授予署两江总督曾国荃全权大臣之职，赴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商办详细条约[9]，严旨谕令其“所索兵费衅款，万不能允”[10]。但是巴德诺态度强硬，狂言“不先允偿，江督到沪不必相见”[11]。中法双方互不相让，和谈几乎没有共同的基础，无怪曾国荃有“议款固难，议约尤不易”之叹。此电文未标明寄出时间，但据其内容可推知应在六月初七日双方正式会谈之前。电文称巴德诺以台北基隆为胁“索赔八十兆”，然而在正式会谈时此数额骤升至“二百五十兆”[12]，足见侵略者一派鬼蜮。
方濬师家族自清顺治八年（1651）定居定远炉桥后，经数代经营，由商入儒，科名兴盛，由是“内外居官者人却不少”（第28册第311页）。故而《安宜日记》中所录家书，不少出自京、津、沪等各地官僚之手，其中包含许多有用的历史信息。
方汝绍（1819-1897），字际唐，号芰塘，同治七年（1868）进士，官至鸿胪寺少卿[13]。此人乃方濬师伯兄，时任御史之职，经常向濬师通告京师时事动态及官场舆情。通过考察二人往来书信，可以略窥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中央要员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心态变化，现以时间顺序举例胪列方汝绍来信如次：
光绪十年三月廿四日发信：西南兵事，消息不佳，无饷无兵，如何是好？看此局面，不定将来如何了结，杞忧乌能已耶？（第27册第7页）
五月二十五日发信：和议已来，可以苟安。而合肥被人骂得不堪，此时封畺之难做如此。振帅闻亦系言者。多人自求告退，高而愈危。但使有碗粥喝，此时世界，不必做官也。（第27册第14页）
闰五月初三日发信：刘省帅见面两次，上封奏，条陈时事光景，有令其赴闽之意。闻法虽有和议，而两下兵俱未退，仍不知后面文章若何。（第27册第34页）
七月十八日发信：法人现无动静，闻有在香港修船者，有回本国调兵者。其心叵测，虚实不得知悉。总之战事已开，一时断难完结。我国海口防不胜防，如何筹此饷项，真可忧也。（第27册第205页）
八月初八日自都门寓中发信：法人之事，两边俱在骑虎之势，不得下台。若照此时处处办防，长久下来何以支持？局面一变至此，真非意料所及。国运为之，谓之何哉？都门电报，此时已直达总署。惟谣言甚多，真消息甚少耳。（第27册第273页）
八月十八日发信：京内别无甚事。法人闻意在台湾，闽疆甚为吃重。前闽省京官连衔一封奏，参两张两何奏报不实，有交左、杨查办之说。此时军务实不好办，闻省三（引者按，指刘铭传）求救甚急，而装军火船有被法人抢去一只之信。若将通台之道路为被（引者按，原文如此，疑应为“彼”）拦截，救援不能至彼，则台湾危矣。此事将来不定闹至何等地步。杞忧徒切，为唤奈何！（第27册第366-367页）
按，从“不定将来如何了结”、“不知后面文章若何”，到“大可虑也”、“真可忧也”、“杞忧徒切，为唤奈何”，一条心理变化的历史线索逐渐显现；从“自求告退，高而愈危”的官场实态，到“无饷无兵”“军务实不好办”的战事窘境，诸多历史细节也愈加明晰。方汝绍所任御史之职虽为从五品，但其身处位置特殊，监察权力范围广泛，对中外形势、中央地方政务有较多深入的观察，值得研究者留意。
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生恐侵略者北上危及畿辅地区，于是早在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就谕令李鸿章兴办团练以固津防[14]。在方濬师伯弟方泽椿[15]八月十三日自天津发出之信中，有关于天津团练具体情况的记载，涉及士兵来源、兵力部署、将领姓名职位以及军饷筹措等关键信息，现摘录如次：
天津招勇练团，颇极周密。陕甘督拨兵三千，山西抚拨兵二千，均来入卫，大约均驻北洋海口一带。善庆（将军）前来津议招勇，嘱傅相筹饷，彼此议论，竟至牾。幸运司额玉如调处，将长芦正课廿馀万全数拨给善公充饷，李、善之和遂解。善已入都，不日出京驻山海（仍招数营兵，并带神机营兵）防堵一带。吴大澂（钦差）驻乐亭（闻其兵不足恃，书生用兵，本不足靠），曹克忠（广提）驻山海关（伊系新招六营）。计山海关有叶志超（正定镇）兵、刘盛休（铭军统领）兵，全驻于此。大沽口有六十余营（如周盛传军令在）。看来北洋兵力甚厚，惟饷项颇不易筹。目下傅相奏开砲捐，已照准五条（花翎二千两，蓝翎一千两，封典，保举过班，虚衔分发）。成头太大，照例银七折收捐。近无报捐者，非减成不可也。（第27册第303-304页）
按，吴宝晓认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李鸿章对组织团练的态度转为消极，团练在对外战争中不起主要作用[16]。但据前引史料，可见时人对天津团练的效果评价甚高。李鸿章与善庆[17]配合良好，又得到长芦正课作为兵饷，山海关、大沽口各处驻扎兵力雄厚。为筹措兵饷，李鸿章奏请开“砲捐”，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准许。
上述函札的书写主体，或为中法战争中的关键人物，或为中法战争的亲历亲闻者。若从研究中法战争史实的角度来看，这些历史人物对战争、和议的评论以及对时局的判断，可视为第二手材料；但若从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对中法战争的态度、认知以及心理轨迹变化的角度出发，则可视为第一手材料。其中部分史料还让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某些侧面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二、反映晚清官场生态的函札
回顾我国古代官制史，清代的待缺候补文官问题比较引人注目。这一问题从嘉庆、道光朝开始凸显，愈演愈烈。直至光绪、宣统年间，候补文官数量已经达到历史顶峰，酿成“夤缘奔竞、吏治腐败”的不良风气，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18]。
光绪十年，方濬师因母年已八旬，奉准开缺终养。七月廿七日母亲病故，按例丁忧[19]，至十二年服阕候补，补官之难无疑是他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他广泛联络、四处请托，而相关函札就是考察这一“补官”事件的重要线索，可以藉此窥见主人公心灵史以及晚清官场生态的种种面相。
尽管须等到光绪十二年十月廿七日之后，方濬师“始可释服”，但他早在本年四月底就在南京拜访了曾国荃。虽未向其谋事，但“意欲留为后图”（第28册第69页）。七月四日，方濬师首先致信在京师的伯兄方汝绍，探听情况：
此时外官直不易做，莫若候转京堂，目下有科缺否？……弟虽无志上进，恐服阕部中挑剔也。（第28册第14-15页）
随后七月十日接到方汝绍来函，称：
至起复出来一节，兄与燮老谈及，渠亦以从缓为宜。现在局面，迥非从前。缓以待时，不可急遽，是为至要。起复一层，在部内查明本籍文已到。虽供结不符，而在京内办理，即可核准。（第28册第39页）
信中的“燮老”指朝中地位名望甚高的孙家鼐[20]。他与方汝绍是儿女亲家，愿意为方濬师伸出援手，来函云：
今遵来示，为致九帅一函。能否有愿，姑且试之。阁下与九帅有苔岑之谊，当不膜视也。（第28册第41-42页）
并随信附上孙氏致曾国荃手札，谓：
舍妹丈方紫岩观察（濬师）系乙卯乡榜，自解组后侨寓宝应。刻下虽经服阕，而无志出山。但紫岩自粤东归后，囊橐萧然，食指繁多，身累颇重。欲求盐洋局内得一差委，谨布一椷，代为介绍可否？（第28册第43页）
方濬师计划十月服满之后，即赴南京再谒曾国荃，并将此函奉上[21]。与此同时，他又联络在天津的女婿吴兆毅，然而得到的反馈信息却并不乐观。从吴氏信函的内容中，研究者可以探知当时汉人文官“谋缺不易”的原因和表现：
吴兆毅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自天津来禀：都中自张幼樵[22]偾事后，汉人大为减色。御史有所陈，概以言过其实，置之不论不议之间。即如请旌表末事，亦因之有被申饬者，言路以塞。至保荐之举，自温棣华[23]、王尔玉[24]被黜后，更无人敢接迹者。屡次在吏部打听，终养人员确系坐补原缺。似大人曾得卓异，加以俸满，可办引见一次。但放缺一节，元难操券。必得现在遇缺，旗人居先。道府并出缺，则道属旗而府属汉；优苦并出，则优属旗而苦属汉。三缺仅得一，其故由执政者专用旗人，而醇邸则张言汉人无有一人真为国者。军机汉相旅进旅退而已。粤乱甫平，元气未复，气象如斯，良可畏也。此等情形，所以婿未敢迳劝大人早出山。（第28册第94-95页）
尽管形势如此不利，然而为了生计起见，文官们仍然不得不加紧奔竞钻营。吴兆毅随后拜见了李鸿章，一番探询之后，似乎看到一丝希望：
昨抵津门，叩见傅相，备陈大人近况。乃作婿意曰，拟劝大人赴都作再起计，傅相以为然。乘间以言餂之曰：“卓异人员，似可简放。万一坐补原缺，远涉重洋，殊不易易。中堂奏留津门可乎？”傅相笑曰：“北方苦，未知肯在这边否？这边现在到是人不敷用。”婿归来细思，似此可进可退。大人来春可以一行，得一实缺妙甚。都中未始无门路，临时亦好谋，不比空口说白话。不得，归时过津，挽其奏留，岂不便甚？婿见津门差事甚多，每岁必有保举：胡云梅已补天津道，张小船亦得大名缺，周玉山得关道，盛杏孙得登莱青道，杨宗濂得开复，皆凭虚而来。似曾任实缺则可补河道，游子代其前鉴，将来正可大用也。第未起服引见，即要其奏调来津。中堂近年猾甚，恐其不肯。时不可失，势不可失，是在大人早为计及。（第28册第99-97页）
天津官缺甚多，看似有隙可乘。但在方濬师侄女婿吕叔眉八月十九日自扬州发来的信函中，又称：
据云津门事虽可图，然非到省人员，不能得优保优差，亦无益处。（第28册第139-140页）
此后方濬师又请托成桂[25]、崧骏[26]、裕禄[27]等人[28]，但收到的大抵都是“局面窘束，无可设筹”之类的回复[29]。向曾国荃处的请托亦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不仅方濬师本人，其子方臻喆、方臻喜，亲属友朋方濬复（字子敦）、林小溪等人，也都为补缺之事疲于奔命。其情状急切，“必得急图缺差方可聊救性命”[30]。无怪他们会互相发出“谋托不易，奈何之”[31]、“甚矣！候补之难也”[32]的慨叹。针对这一现象，濬师之侄方孝杰[33]在信中尖锐地指出：
京官大都显者之子弟，或富而善拜门者也。从此考试高低又无凭矣。然平心论之，此时之枢臣，其权势不过能施于此等处而已……其他稍有关系之事，则唯诺同声，听之不学无术之太公胡闹……侄窃观近日情势，连年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上下偷安，营私谋利。其号为振作者，亦不过刻薄为能，朘削元气。季孙之忧，正在内而不在外也！（第28册第207-208页）
是语可谓切中时弊。晚清官场风气之败坏，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以往有关清代候补文官问题的研究中，学者大都倚赖正史、实录、政书、档案等材料，从较高的角度来对整个官场风气进行宏观评价，而很少尝试追踪身处其中的某位特定候补官员的心路轨迹。原本应当处于事件中心的研究对象，其真实感受、内心体验和行为活动的隐秘细节却常常被忽略。透过《安宜日记》抄录函札中的相关记载，研究者可以探知更多历史真相，寻绎出一条清晰的线索链条。这无疑会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些许不足有所补益。
三、反映晚清社会生活的函札
日记文献中包含大量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信息，这一点早为研究者所识。典型案例如张德昌利用《越缦堂日记》还原清代京官李慈铭的日常生活史，并据此整理出咸丰六年至光绪十五年京师地区的大量物价、工资史料[34]。与之相比，《安宜日记》的史料特点是不拘于某地，不仅包括作者寓居、游历之处如扬州、南京等地的社会生活史料，还有京师、上海、天津等其他地方的历史信息——这正赖于来源众多的函札文献：
例1 方汝绍光绪十年五月廿五日自京师发信：都门自春至今未得透雨。闻自大河以北皆未得雨，旱象已成，杞忧时切。自去冬闹大钱，直至此时街面方稍平静。现在仍照旧使用，银价[35]又涨至十四千文。（第27册第13-14页）
例2 方汝绍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三日发函：都门干旱，望雨已极。闻大河以北均无雨，若再遇凶年，时事更不可问矣。……京内各赈厂及平粜局至今未撤。扶老携幼，鹄面鸠形，不知若干，何穷人之多也。（第27册第34、36页）
例3 方汝绍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发函：七月一月内阴雨连绵，直隶被涝之州县不知凡几。昨山西河（引者按，原文如此，疑脱“南”字）亦报水灾上来，未知南省若何？去年流星之变，占者谓人民离散，或即应验在此耶？（第28册第146页）
例4 吴兆毅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自南京来禀：上海不可不到，华夷莫辨。此亦极天地之大观，亦极天下之变局也。真不可以久留，伤风败俗，至斯已极。然以供游览则固佳甚。得佛饼百枚，可尽两处之胜矣。（第28册第161页）
灾荒流民之惨象、生活物价之腾贵、社会风俗之变易等等现象，写信者亲闻亲历，径直曝露于笔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则反映天津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材料，举凡食物、房屋、雇工价格乃至交通基础设施等等方面，都不厌其详叙述如斯：
吴兆毅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自天津来禀：此间日食尚可（米价不贵，蔬菜亦贱），唯房子贵不可言（小房子尤贵，大公馆总在千吊钱一年）。轿夫四名，一日须京币四吊，长养一人，一日十吊京钱，管吃饭，非班半不充（夫价既贵，且劣不可言。如得要差及得缺在南房，带轿夫或雇山东轿夫方好。家人粗而不受教，万万不可用）。新修街道添东洋车，行人甚便（东洋车养穷人甚众。关道抽捐名马头捐，预备修街，每日此款可得千吊币）。傅相上章，欲以制钱易都中当十大钱，部议未知如何。天津添造铁桥二道，铁桥将开工矣（原章欲用东洋人，在外国百万制币运京更换，部中宝泉局不肯。欲构（引者按，原文如此，疑应为“购”）洋铜自铸，用洋蚨，用须二三万金，可谓靡费）。现在天津气甚旺，紫竹林俨有上海风味。中堂长年驻津，不回保定矣。（第28册第101页）
研究者曾指出，古人日记中物价材料的重要性在于不仅可信度很高，而且与记录者的生活状况以及地方经济状态密切相关，是物价史研究中的珍贵史料[36]。不同于日记中“独白式”的叙述方式，函札文献出自众手，视角更多样，反映的历史细节也更加丰富多彩。
不宁唯是，在这些物价史料中，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书价的史料。书价是影响书籍流通的重要因素。受西方新书史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古代书价的研究愈加重视[37]。方濬师“生平爱读书，藏四部书六十万卷，无不过目”[38]。笔者在研读其日记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有关清代书籍市场信息的函札史料，现摘录两例如下：
例1 方燕昭[39]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八日发函：席辑唐诗，上海扫叶山房有重刻本（仿初印本精校）。定价十六元（约百余本），外加水脚，共计十九元二角。侄孙已托人往买，带来时将所缺之六家补钞完全，即将新书出售。情愿少数元卖去，十五元即可出脱，不知吾叔祖要否？侄孙之意，欲补全所得初印之书，新书卖后又可买来带他书。不过亏去五六元，可以完美一大部全书，未非善算也。再，上海新出之袖珍本《玉函山房丛书》三百余种二百余本，定价二十六元。侄孙意欲往带一部，吾叔祖亦要否？如要可以同带也。有便赴沪，二成水脚可省，只用付洋币每元数十文即可寄来矣。（第27册第19-20页）
例2 陈半樵[40]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九日来函：嗣喜侄来函致来意，委代购《揅经室全集》，敝局（引者按，应指淮南书局）未有此种。访之局友郭某，两往未晤。渠日在茶肆中，不得到茶肆方见之。据云：癸丑之变，阮太傅祠悉堆积板片。贼入其宅，特留此宅为熬硝之所，诸板悉毁焉，其子孙今无存此书。此种板子，广省皆已重刊。可托书肆代售一部，其价亦不过二三洋云云。（第28册第126-127页）
这些材料的价值不仅在于扩大了史料的来源与范围，还在于它还原了购书事件的过程，反映出书籍市场中具体的信息。以往研究依赖现存刊本标价以及藏书目录的书价记载，在反映当时一般图书的实际市场价格时存在诸多缺陷。因为书商为牟利往往会高价售出或低价促销，而藏书目录所记之书多数附加收藏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流通。前引材料中所记之书，皆系新出新售，并非具有收藏价值的旧书；所记书价，是当事人实际要付或已付的价格，故可视为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新书价格。另外，由于这些材料出自当事人的函札之中，研究者还可藉此窥知书籍交易事件中不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历史细节，举凡书籍的买卖、请托关系，购买时间、地点、方式甚至运费等等信息皆可供考据，对于清代书籍市场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四、馀论：日记收录函札文献的价值
日记是作者的内心独白，而书札函电则呈现出以作者为中心的社会交际网络，并透露出不同社会身份的写信者的境遇、情感与思想。兼具私人日记与函札文献汇编双重属性的《安宜日记》，其史料价值是由作者家世、履历、交游、生活经验以及个性所决定的——因作者曾经多年供职总理衙门，熟悉外交事务，故而留存大量有关中法战争史的公私函札；因其数代官宦的家世，亲属在全国各地任职，故而往来书信中保留了丰富的政治生活和地方社会经济史料；又因其热爱藏书的文人雅好，也为古代书籍市场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材料。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关名人书札整理研究的单篇论文成果频出，蔚为大观。察其文献来源，无非各类尺牍专集、选本，各大图书馆珍藏手稿以及民间藏稿，而鲜见其他。实际上，在古人私密日记中，也保存了大量的相关材料，价值弥足珍贵。
大体而言，日记中的函札文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广义上的，即古人在日记中记录书信往来情况，包括书信收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邮递方式等内容。此类文献数量众多，除了可以藉此洞察古人的交游情况之外，还可以用来考证不同来源函札的历史背景。另一种则是狭义上的，即古人在日记中或撮录函札要义，或照录其原文。此类文献价值更为珍贵，但学人中关注者寥寥。正如周星诒在日记中所写的：“连日与子玉笔谈，日走数函。函必数十纸，颇以为乐。予论校雠数札，尤多心得，惜无人录其稿也。”[41]
笔者参考目前国内三种主要的日记文献叙录著作，初步调查日记收录函电书札的存世情况如下：
《历代日记丛谈》[42]著录之燕客《天人合徵录》、焦循《理堂日记》、沈铭彝《沈竹岑日记手稿》、袁昶《渐西村人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于昌颂《怀鹤堂读书日记》、吴虞《吴虞日记》中均有函札文献；
据《历代日记丛抄·提要》[43]，叶盛《水东日记》、魏承喜《魏子鸿先生京寓日记》、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佚名《咸丰十年到十一年日记》、佚名《悔初日记》、佚名《弥寿日记》、曾国藩《同治日记》、范寅《日记簿》、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佚名《探路日记》、于荫霖《悚斋日记》、曾纪泽《出使英法日记》、许景澄《许文肃公日记》、吴大澂《皇华纪程》、张荫桓《三洲日记》、常稷笙《寄斋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退庐老人《退庐老人随笔记》、陈文禄《陈仲英日记》、孟宪彝《孟宪彝日记》、佚名《贩书日记》、冯汝玠《冯汝玠日记》、吴静芳《吴静芳日记》、王揖唐《揖唐日记》、东北边防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编《东北边防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阵中日记》、聂守仁《景阳日记》、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编《华北军抗日作战阵中日记》、克诚辑《东陵盗案汇编》、宗婉《丁丑寓保日记》中均有函札文献[44]；
而《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45]著录的张廷济《张叔未日记杂稿》、潘曾莹《小鸥波馆日记》、任道镕《寄鸥馆日记》、祁世长《祁子和日记》、王韬《蘅华馆日记》、魏锡曾《魏稼孙日记》、徐敦仁《日损斋日记》、顾肇熙《吉林日记》、俞鸿筹《俞鸿筹日记》、何荫柟《鉏月馆日记》、沈曾樾《百砚斋日记》中也有函札文献。
以上只是根据三种面世较早的日记类著述提要书籍做的概括，但已足以看出，日记收录公私函札的情况并非鲜见，其中的很多材料还比较珍贵。而在已有的叙录著作中，日记收录函札文献的情况多被叙录者以“应和酬答”、“往来交游”等语一笔带过，其史料特点和学术意义尚未被揭示。
通过对稿本《安宜日记》的个案分析，可以知道，日记收录函札文献的研究价值在于：一方面，古人逐日记录自身见闻、感受和行事的日记，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46]，其特点是真实性和保密性[47]。被抄入日记的函札文献，同样具有这样的价值。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客套的言辞可以省略，隐讳不明的内容得以彰显。某些涉及历史人物真实经历、隐秘心理和人情往来的私人函札，可能出于保密、避讳等原因未被收录在公开出版的文集中，却在私人日记中得以存留。且一般而言，撰者会记录当天或近期收寄信函的情况，而不是事后追忆，所以内容通常都比较准确，后人假托、作伪或改饰也无隙可乘。
另一方面，在以往的函札文献研究中，有关收寄双方主体身份、写作时间地点和写作背景的考证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材料的孤立，往往需要旁征博引，其间可能会有牵强附会的成分。而日记中收录的函札文献本身置于历史人物日常活动的时空和语境之中，且按日期排纂而成，构成事件发展的线索链条，其时空背景、事件细节、人物关系乃至心理活动等诸多要素自然明晰。这是尺牍专集、选本和原稿所不具备的条件。实际上，以前就有学者注意到日记史料与函札文献研究之间的关系，例如黄政曾从《笘誃日记》中辑录考证江标函稿七通[48]。只是目前学界尚未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殊觉遗憾。
自古以来，尺牍文献不易保存，这里面既有其容易遗失丢弃的内因，又有查禁、编选等方面的外因[49]。古人将重要的函电书札抄入日记之中，主观上可能只是为了避免遗忘漏失重要的信息，但在客观上则较好地保存了许多历史名人的函札文献，这也为研究者编辑古人文集和搜集整理名人佚文提供了素材。为了开拓和深化函札文献研究，新材料的发掘必不可少，于是辑录考证历史上重要人物日记中所收函札文献的工作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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