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绪龙｜滕州古代的主流文化
文化是在传承中与时俱进的。在建设和发展滕州当代新文化中，必须坚持继承和弘扬古代传统文化的正确方向；而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就必须了解滕州的古代主流文化；当然，这种“了解”和“坚持”是在观照现实的基础上，凭据的是历史典籍的记载和考古实存。
古代滕州文化的发端
滕州的古代主流文化萌芽于七千年前北辛文化时期，而真正发端并成为一种特有的区域文化形态，当是滕州三、四千年前地面形成区域建制的先秦时期。据《左传》等历史文献考证，当时占据现在滕州地面的主要有滕、薛、邾（包括其后的小邾）等三国。现在的界河以北和与平邑交界的东部及木石、羊庄交界的部分地区分别为邾和小邾所有，其中心（都城）均不在滕州，且早于滕、薛而亡。而滕，虽辖西边一隅，但却建都现在姜屯镇的滕城，居滕州中心地带；薛国则以现在张汪镇的皇殿岗周围做都城为中心，辖有薛河、漷河中下游，跨越滕南、东南、西南滕州半壁江山，一度抵达临城 （现在的薛城）所属北部、东北部，直抵微山湖，是占据滕州地面最大的国家。如此看来，从统治历史之长和辖治面积之大，对滕州影响最大的当是滕、薛两国。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是构成滕州古代主流文化的重要元素。
古代滕州文化的两大元素
滕国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发祥于鲁、邹。应当明确，先秦时期滕国未曾并入鲁国。不过一则因为滕是为孔子所推崇的合乎儒家规范的西周的直系封邑，二则因为滕国以邹、鲁为邻，作为强势的邻居，邹、鲁两国儒家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地缘人文难分难隔，所以，千百年来，滕州也以沾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而自豪。而儒家文化对滕国文化最直接的渗透和影响，则是战国中、后期，发生在孟子与滕文公的交往中。
据《孟子》一书“滕文公章句”上、下篇记载，从公元前320年滕文公为世子，一直到公元前316年他去世，滕国先后多次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向孟子问政。从“问丧”到“为国”，从社会分工到为政之道，从劝恢复井田制到推行仁政，从张扬“大丈夫”的人格到批判杨朱、墨翟学说……几乎涵盖了孟子学说的基本精神和儒家主张的基本观点。其核心就是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要“贤君”“恭俭礼下”，善待自己的臣民；提出“为国”之道，就是推行井田制，各守其制，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仁政”；同时兴办学校，以“明人伦”，人与人之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建立一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的和谐社会；且鼓励并断言：“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
事实正是如此。滕文公接受了孟子的建议，发“善心”，施“仁政”，一时闻名天下，“远方之人闻之”，“愿受一廛而为氓”，吸引楚、宋等周边国家的百姓成群结队、甚至带着农具到滕国安家落户。滕国，成了那个时期儒家文化一块成功的“样板田”和亮点。
至今，出现在“滕文公章句”中的，像“救民于水火”、“三过其门而不入”、“恭俭礼让”、“择邻之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入则孝，出则悌”等充满儒家文化色彩的常用的词语和典故，特别是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人格修养的规范，和对为富不仁“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食人”等的批判，以及“大人”与“小人”、“贤君”与“暴君”、“君子”与“野人”的区分，现代人不仅耳熟能详，而且还在潜移默化着人们的观念，特别是“善国”的美称，一直沿用冠名到今天的滕州，成为“善”文化的发祥地（见拙文《善国之善与善文化》）。凡此，都说明儒家文化在滕州源远流长，成为滕州古代文化的一个主要源流。
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源流，就是——
薛国的齐文化因素
薛国不仅占据滕州面积最大，而且地理环境优越，是“北辛文化”发祥地，滕州最早的先民就出现在这里。其发展经历了氏族社会、任姓薛、田姓薛三个阶段。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丰厚的历史积淀，加之周边的宋楚之风、鲁魏之俗的渗透和影响，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特点。其中渗透和影响最大的当是以田氏父子，特别是孟尝君田文所带来的齐国文化。
齐国是东方大国，孟尝君的母国。它远离周天子，较少受约束。齐桓公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成为“春秋五霸”盟主；威王时，又用邹忌相国，鼓励进谏，广开言路，形成了“诸侯进谏，门庭若市”的局面，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齐宣王又进一步发展，在首都临淄设立名为“稷下学宫”的国际学术机构，吸引和邀聘各国儒、墨、法、道、兵、纵横、阴阳等学派专家学者前来开科讲学、研讨辩论，一时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
在这种背景和环境下成长并先后入薛执政的田氏父子，尤其是孟尝君，必然会带来齐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薛地形成改革开放、灵活变通的治国理念。根据《战国策》、《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继承齐国的人才观，敞开国门，招贤纳士。孟尝君一反儒家“上智下愚”的观念，打破“大人”与“小人”、“君子”与“野人”的界限，不论其出身地位，哪怕会“鸡鸣狗盗”，唯才是举，“无贵贱”，其待遇“一与（田）文等”。于是，“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孟尝君几度脱险，薛国转危为安，就是赖其“养士”之力。司马迁在《孟尝君列传》结尾援引邑人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其实这是他以儒家正统眼光来求全责备这些士人，但正好从反面证明薛地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国度。
二是继承齐国的义利统一观，首创“国贷”，搞活财政。齐国面海通河，赖有渔盐之利；临淄商贾云集，货币流通，借贷发达，自古经济思想活跃。孟尝君受其启发，治薛期间一直发放“国贷”。其动机，不论是孟尝君自称是因为“邑入不足以养奉客”，放贷聚敛钱财；还是其门客冯谖所宣传的“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提供“扶贫”、“创业”的本钱，都不失一项搞活经济、利国利民的好举措。儒家倡导“舍利取义”、墨家批判“趋利忘义”，都是把“利”和“义”对立起来；而从由孟尝君发“国贷”引出的“焚券市义”、“魏子借贤”等故事中，看到的最后都是孟尝君心悦诚服地把“利”与“义”的认识从安邦治国的高度统一起来，这也是他执政期间薛国一度兴盛， 后人称赞他“养士爱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继承齐国开放变通的理念，审时度势，灵活外交。战国时期，弱肉强食，小国往往首先沦为被蹂躏被宰割的对象。作为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之君，孟尝君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他针对当时形势，采取灵活变通的外交方针。一方面他本人频繁来往各国之间，同时敞开国门，鼓励像毛遂那样的勇士流驻大国，建功立业；同时招引像冯谖那样的士人来薛国“参政议政”。最突出的就是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或依附，或结盟，或中立，或借西引东，从而保全自己。当然，孟尝君也遭致一些微词，但历史学者，比如梁玉绳先生早就指出那是污蔑孟尝君的不实之词。不论怎么说，原为齐国的一小块封邑，最后争得为独立之国，而且晚于滕、邾、小邾而亡，不能不归功于孟尝君的审时度势、灵活变通的外交活动。
两国文化的融合
马克思说，统治者的思想，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思想；而思想，则是文化的主导核心。滕文公和孟尝君作为滕、薛两国之君，一个践行儒家文化，一个继承齐国文化。这种践行和继承，必然会在两国形成各自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而当历史把滕与薛合并成滕州的主要版图后，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和齐文化也就在汇合、交融和互补中成为滕州古代主流文化。正像源于滕国的“善国”名称和其他“滕文公章句”流传至今一样，有关孟尝君和与薛国文化有关的，诸如“礼贤下士”、“焚券市义”、“山呼万岁”、“弹铗作歌”、“脱颖而出”、“狡兔三窟”等，也成了滕州人几乎家喻户晓的典故和传说。即使当滕薛灭亡四百多年后，司马迁过滕薛，依然发现薛地“其俗……与邹、鲁殊”，足见薛地齐文化影响之大。我们从今天的滕州人身上和滕州社会风气中，犹能依稀发现儒家文化与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讲究尊卑，又义气好客；善良礼让，又敢于闯荡；眷恋土地，又善于经商……在婚丧嫁娶和节日礼仪等民俗方面，随时随地都见儒风齐韵的影子。
珍惜滕州文化之根
显然，从古代滕州文化的发端、变迁和形成的过程中，北辛遗址、薛国故城和滕国故城三处遗址，无可置疑是滕州历史文化之根。考证历史，一要有文献记载，二要有地上地下文物可见，至少二者居其一。这三个地方，是摸得着、看得见、听得到的实体，而滕文公、孟尝君及其所属滕薛二国，不仅地面有城阙遗址，还有地下出土的丰富文物，而最主要的是查阅古代文献，有关滕州的有影响的历史名人，唯有他们的事迹记载于正统的典籍《孟子》《左传》 《战国策》《资治通鉴》中——尤其是孟尝君，是滕州古代名人唯一入选司马迁《史记》的一个。这两处遗址，均为国务院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皇殿岗薛国故城遗址是入选“上海世博会”的滕州唯一视频项目，足见其历史地位之高，历史价值之大，历史影响深远。故而，排除干扰，加大投入，进一步保护、研究、开发好北辛、滕国故城遗址和薛国故城遗址这三座滕州文化之根，坚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正确方向，是当代滕州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和当务之急。
2013年12月30日
朱绪龙，滕州二中高级教师，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作文报》（高中版）编辑部主任，滕州市社科联委员，古薛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著有《我们曾经年轻》《回望》《潇洒的裙子》等诗歌、影视、戏剧文学选集；2020年8月，出版文艺评论、随笔选《相约艺林》。先后获评山东省“优秀编导”以及滕州市“最美乡贤”“书香家庭”“滕州工匠”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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