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五行志>中<京房易>》及《读<隶变研究(修订版)>第八部分札记•续》的几个问题

一、《<后汉书·五行志>中<京房易>引文的一个讹误及相关问题》 一文就读者同仁的反应看,中有两处需要解释,一处需要更正的。

a、"丁、'师出过时’,《宋书》与《后汉书》均作'众’,《晋书》作'师’。《后汉书》注,以为'暴师外营’云云,则刘昭所见本,当为'师出过时’。二字未见通假,字形仅篆书略近,然亦难混讹,仅以意相通,如《爾雅·釋詁》解'师’云'衆也’。'众’通'终’这一用法仅见于出土文献,所以'众出过时’自然是让后儒莫名其妙非常难以理解,因此只能是改'众’为'师’,而不可能改'师’为'众’。'师出过时’则容易理解,当是后人改'众’为'师’,而有'暴师外营’云云。"

解释:

“'众’通'终’这一用法仅见于出土文献,所以'众出过时’自然是让后儒莫名其妙非常难以理解,因此只能是改'众’为'师’,而不可能改'师’为'众’。'师出过时’则容易理解,当是后人改'众’为'师’,而有'暴师外营’云云。"这个判断的学术背景如下

甲、陈乃乾教授云“尝谓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鲁’变为'鱼’,'亥’变为'豕’,其误尚可寻绎。若出于通人臆改,则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字。然藏书家争购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且为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则旧刻尚矣。”

乙、胡适博士在《元典章校勘释例·序》云

况且传写的本子,往往经“通人”整理过;若非重要经籍,往往经人凭己意增删改削,成为文从字顺的本子了。不学的写手的本子的错误是容易发见的,“通人”整理过的传本的错误是不容易发见的。试举一个例子为证。坊间石印《聊斋文集》附有张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其中记蒲松龄“卒年八十六”。这是“卒年七十六”之误,有“国朝山左诗钞”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证。但我们若单读“卒年八十六”之文,而无善本可比较,决不能引起疑难,也决不能发见错误。又《山左诗钞》引这篇墓表,字句多被删节,如云:

[先生]少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父历友结郢中诗社。

此处无可引起疑难;但清末国学扶轮社铅印本《聊斋文集》载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甲本)

依此文,“历视”为从父之名,“友”为动词,“旋”为“结”之副词,文理也可通。

石印本《聊斋文集》即从扶轮社本出来,但此本的编校者熟知《聊斋志异》的掌故,知道“张历友”是当时诗人,放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郢中诗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丙本)

视旋是张履庆,为张历友(笃庆)之弟,其诗见《山左诗钞》卷四十四。他的诗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视旋”是他的表字;而“视旋”二字出于《周易·履卦》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这样罕见的表字。甲本校者竟连张历友也不认得,就妄倒“友视”二字,而删“诸先生”三字,是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识更高了,他认得“张历友”,而不认得“视旋”,所以他把“视友”二字倒回来,而妄改“视”为“亲”,用作动词,是为第二次的整理。此两本文理都可通,虽少有疑难,都可用主观的论断来解决。倘我们终不得见此碑拓本,我们终不能发见甲乙两本的真错误。这个小例子可以说明校勘学的性质。校勘的需要起于发见错误,而错误的发见必须倚靠不同本子的比较。

丙、记不清是张舜徽先生还是余嘉锡先生曾感叹,校书半毁于通人之手,因为通人改过后文通字顺,问题就很难被发现。

b、“甲、'荒,旱也’显为后人注解而羼入者”。

解释:“羼入”的判定依据的主要是文章气韵的流贯,句式的连缀这两个情况。文气这个东西是必须通过写骈赋来培养的,只有会写而且写的好才能点评,可惜的是绝大部分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是不会写而且写不好的。90年代体育职业化方兴未艾,我们的评论员都是些不懂相关体育的人才在去作,西方的体育评论员都是本专业退下来的人士在去作,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时大惑不解的问,不懂怎么评论?

c、更正一处。即

北大汉简“居”作

;汉简“平生耽逸帖”“君”作

、“史晨碑”作

。二者易混淆,“居高台府”盖“君高台府”之讹。

因一时匆忙,此处“史晨碑”的贴图贴错了。文发当日余业瑾兄即有指正。当时贴图本为

二、关于 读《隶变研究(修订版)》第八部分札记·续  一文,8月1日复旦施谢捷教授谓:存疑部分的a"畫",b"過"。

浩按:a、确实为 "畫"。施教授高见。

b、并非"過"字。因为从构件、俗字、历代字形上看都不可能是"過"。三余兄亦谓,

之“虎字头,很明显”。当然施教授如能论证,我也是愿意恭听教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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