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书法

在清同治、光绪时期，翁同龢不仅是两代帝师，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最具影响力的重臣。他这一生时刻专注于政事，经世致用、忠君爱国，因此习书作画只能是聊以自娱，解忧养性。

即使这样，他的书法成就依然很高。在当时很多琉璃厂、画廊争相邀请他题写匾额，后世更评他为“同治、光绪年间，书法第一”。难以复刻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书法既有帖的流美又有碑的朴拙；既有文人的雅致，又有庙堂的气息。

1初学楷体

翁同龢早年读书习字为的是入仕为官，因此他自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和适于科举考试的书体训练。晚清的应试书风已经改变，就如翁同龢所云:“道光以来台阁体，峻拔竞尚柳（柳公权）与欧（欧阳询）。”但同时也有赵（赵孟頫）体的遗绪。

少年的翁同稣从欧、赵入手，勤习仿书，为的是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登科及第。故其早年的楷书虽工整秀雅，但缺少了一些灵动自然之气。

翁同龢 清故优贡生诏举孝廉方正俞君墓志    藏地不详

随着官职的升迁，翁同龢的见识与交游渐广。他常闲游琉璃厂，买的也多是碑帖字画。每得到一幅好帖就沉醉其中，他一边在日记中嫌弃自己“因'帖’误事，废时失业”，一边又去与金石学专家们畅谈书法，交流心得。

他还善于取近道而为之。同治年间，“钱沣尚无书名，翁同龢学钱书，极力推崇，名遂高于刘墉、王文治”。翁同稣的独具慧眼发掘了钱沣，（钱沣对联点击链接）但他又没有一味地学习钱沣，去追求颜书的形似，而是追求其意趣和精神，探其笔法之渊源。

翁同龢 楷书七言联  中国嘉德2014秋拍

他是善于取法之人，后来他又极力推崇何绍基并学其回腕作书，将篆籀之法灌于楷书。时逢碑学之盛世，他学魏碑、造像题记，用笔上融北碑之法，结体取其长势，得其苍茫宕扬之风韵，彰显出金石之气。

其晚年的楷书作品追求线条的质感和张力，实出南园（钱沣）之上，呈苍劲沉厚、大气磅礴之势。

2钟爱行草

翁同龢的存世作品中以行草书数量最多，小到信札题跋大到楹联条屏，可见钟爱。

翁同龢 行书手札 局部  安徽省图书馆藏

其书信手札大多是遣兴之作，皆以行草书为主，别有一番风味。

手札少了条屏的霸气却多了几分灵巧与缠绵，用笔自由丰富，随意赋形，以奇制胜且不造作，看似平淡无味，实则魅力无穷。

翁同龢 行书手札 局部  安徽省图书馆藏

从这件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手札可以看出，翁同龢将碑的朴拙沉雄与帖的流美秀丽融为一体，给入以沉着朴实又不失活泼生动的美感。点画之间轻重缓和，疏密得当，墨法枯润有法，字形开合有度，虽然字与字之间少有牵丝联络，但字形大小相叠，错落有致，纵有行而横无列的章法亦给人一种空灵之美。

空灵中见其本性，平淡中得其天真，其实这也是其文人儒雅性格的体现。其晚年的手札更是趋于平淡，将汉隶、碑帖融为一体，取何绍基之法，显苏东坡之意，浑厚中不失灵动，灵动中不乏拙朴。

翁同龢 行书垂竿翥鹤五言联  150×39cm×2  常州博物馆藏

他的大幅作品和书信手札又有几分不同。楹联条屏多是大字且以行书为多，气势恢弘，结体宽博，直追鲁公。

他用笔多藏锋和中锋，笔笔有力，线条弩张有度；行笔参照各法，方圆兼施，多取直势，平中见曲，又回腕作书，将篆隶之意、北碑之法融入其中，故又有古朴的金石气息；落笔干净利落，笔墨饱满又不失浓淡之趣；结体方中见长却又多取欹侧之势，点画、结体、章法任意而为，在平淡中得其雄浑。

3融入篆隶

翁同稣对于篆隶书的学习是在状元及第后才开始的，学书取法不在早晚，贵在得法。前人评其隶书日：“虽未入古，亦能远俗。”

翁同龢 隶书良才世德五言联  145.6×39.2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他现在所遗留的隶书作品多为归田之后所作。翁同稣的隶书多以《张迁碑》为法，也兼学《华山碑》《曹全碑》。59岁后他连日作隶，以隶书为日课，除《张迁碑》外，还时习《鲁峻碑》《乙瑛碑》《史晨碑》等。

他的隶书结体宽博，寓曲于直，追求平涩之感，多取何绍基之法但古气浓郁、朴拙大方，别有意趣。

翁同龢 隶书解得自是五言联  146×39.8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翁同龢篆隶书的影响不及其楷书、行草书，但他把篆隶的朴拙浑厚之法移入帖学中，从中追求平中有曲、弩张有力的线条，才有了迥异于他人风格的楷、行草书作品传世。

这种创新使其篆隶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近代人编纂的《清代篆隶书汇编》也将其所作收入其中，以供后人参考，从中可以看出对其篆隶成就的肯定。

翁同龢 隶书节临礼器碑  149×80cm×4   166.75万元 上海敬华2018秋拍

中国文人常把翰墨之事作为政务之余修身养性、寄托性情的最佳方式。位高权重的翁同稣也不例外，书法是其聊以自娱、静心养气的第一娱乐活动。

他无意为家却成为继刘墉、钱沣以后学颜的大家。他融碑入帖，在刘、钱的基础上又赋予颜字新的面貌，他“帖底碑味”的书法在晚清书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碑帖融合的探索也应引起更多学书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