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11：从变法到变脸
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11：从变法到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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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以后，全力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在他的提议下，朝廷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统筹谋划改革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一批拥护改革变法、朝气蓬勃的官员进入了这个机构。然而，就在条例司成立后不久，以反对改革变法著称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借着编写《资治通鉴》的机会，便率先挑起了一次轰动朝野的朝堂辩论，将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矛盾引向了公开化。那么，司马光究竟是如何发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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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什么叫变脸吗？变脸就那个（嚓、唰），那个变脸，川剧当中的一手绝活儿。变脸这种绝活，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效果是，如果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边表现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光明和丑恶的话，它迅速地可以把脸变过来，我们感觉得到很快，一秒钟一变，一秒钟一变，变十多张都富余。大家说康老师你打算讲川剧是吧？王安石是江西人，这跟川剧也不搭界。我们不是想讲川剧，就想跟大家说这个变脸跟变法也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本来是变法的，变着变着，变法的人和反变法的人就变脸了，而且变得非常快。变法的人变得越来越僵硬，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手法非常地果断，甚至有点专制。反变法的人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近人情。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本来是就事论事的，本来争的是政见之不同，后来就变成什么呢，意气之争。凡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你反对的我就赞成。变脸。
所以这里边有一次很有趣的辩论，这个辩论不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展开的，是在王安石的一个门生，也是他的一个变法的重要的助手吕惠卿和司马光之间展开的。吕惠卿是王安石在南京做官的时候收的一个学生，对他非常器重，王安石见了宋神宗跟他说，吕惠卿是个人才，前代的大儒都可能比不上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把理论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去，就是说能把理论的知识落实到实践当中去，这是这人最大特点，所以我让他进入我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没问题，一定能够协助我做好工作。好，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提议基本是言听计从，任命吕惠卿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说白了就是改革变法领导小组的参谋，那些起草文件的事，那些重大的事情，他必跟吕惠卿商议。当时人有一句话说，如果说王安石是当代的孔子，吕惠卿就是当代的颜回。你看看，我说明白了吧，这俩人的关系，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小圣人。就跟那超人跟小超人的关系一样，够铁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说法就是我的说法。王安石说什么，那就是吕惠卿的主张。吕惠卿主张什么，那就是王安石的说法。所以吕惠卿和司马光之间的辩论，那就是王安石跟司马光之间的辩论。
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前面我们说过一直在写《资治通鉴》，所谓《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就是给皇上提供历史的参考，让皇上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知道该怎么治国。他的做法是写上那么一阵子，然后拣个时间给皇上念一段。有一次他又写好了汉代的一段，就是萧何和曹参的关系，念到一段，完了以后他说您看，说什么来着，成语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萧规曹随”。萧何我们知道是刘邦的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好多的规章制度，后来他要死了，他指定了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他的手之后，一个规矩都不变，完全按照萧何的办法来。司马光就说，您看人家按这办法来了，所以后来的汉惠帝、吕后的时候国泰民安，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所以那意思大家都听得出来，说不要变，变是没有用的。神宗虽然年轻但也不傻，神宗说不会吧？萧何的法一直都不变吗？放在现在都不变吗？“萧规曹随”那是个成语，那也就是比喻谨遵前人的教诲和规矩不变，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是真理啊。司马光说没错，上古三代的皇帝（先王），夏商周的圣君，他们
的主张如果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变，那都是管用的，没问题的。司马光接着说，我告诉您皇上，当年周武王灭了商国，就宣布以前商的规矩都不变，完全地沿袭。诗经里头还有一句话呢，叫：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诗经·大雅·假乐》）
说为什么不犯错啊？为什么没有过失啊？就是因为以前的老规矩，我们都小心谨慎地遵守它，所以永远不犯错。说你看汉代的时候，我们就拿汉代说事，我刚写到这儿了，汉武帝刘彻就是听了张汤的话，祸乱天下，完了吧，他变更祖宗法度，这国家最后一天不如一天了。等到他后边的时候，汉宣帝一改汉武帝的做法，继续遵行祖宗的法度，所以国家蒸蒸日上。到了汉元帝继位的时候又改回去了，想要继承汉武帝那一套，结果国家又不成了，所以这历史的经验证明，这法是不能乱变的，你就老老实实的，跟“萧规曹随”一样。荀子说了“有治人，无治法”，说白了就是说什么呢，关键是人，只要人管用，国家就能治理好。人不管用，有法也不成。人治比法治重要。最后撂了一句说，可见国家的兴旺发达关键不在于变法，而在于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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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是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的三朝元老。尽管他始终坚持反对变法，但宋神宗念其辅佐三代君王劳苦功高，仍对他恩遇有加，委派他编纂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然而，此时的改革变法运动，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时刻，而作为王安石重要的助手，吕惠卿将会如何应对司马光对改革变法的这种质疑？宋神宗又将如何对待这场著名的朝堂辩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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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他说这话的时候，吕惠卿就在边上，吕惠卿是实在忍不住了，吕惠卿紧接着就说话，说先王的法令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注意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先王的法令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法一年一变，有的法数年一变，有的法几代人一变，不变的法是从来没有的。变的主要是制度，不变的是什么呢？吕惠卿说我不否认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说什么呢，我要尊敬老人，我要尊敬师长，我要维护道德。换句话说，制度是要变的，但是道德原则，治国的基本的理念这个是不变的。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官呢？我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用得着变吗？这种宗旨几千年几万年都不会变。变的是具体的制度。而且您刚才说得也不对，您说什么“萧规曹随”，先不说这曹参变还是不变，萧何自己都变，萧何刚开国的时候是“约法三章”，后来萧何制定了什么呢？《九章律》，他自己就把自己变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条文要不断地丰富，他制定了《九章律》，结果到了后来汉惠帝的时候，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汉文帝的时候又废除了一部分《九章律》这里边的内容。还有您刚才说的历史事实也不对，汉武帝是穷兵黩武、骄奢淫逸，花国家的钱花得太多了，把国家给花空了，这跟变不变法有什么关系啊？汉宣帝之所以有作为，是改变了他的这种做法。至于后来汉元帝一天不如一天，那是因为他用了宦官，杀了忠臣。这几个皇帝他们或者让国家兴旺，或者让国家出现衰落的局面，都跟是不是变了法没关系，是跟他们执政当中具体的问题、政策有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啊。吕惠卿说皇上您看这怎么回事，司马光是史臣，是历史学家，我刚才说的这些白纸黑字的都在历史书上写的，他怎么不按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说，非得把这历史的事实捏在变和不变的这个论题底下，这就讲不清楚了。
这司马光一看，说那是，他刚才说得有道理，汉代的兴兴落落，衰亡和兴盛，它确实有它自己具体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说，就像董仲舒说过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总的原则不能变，这国家治理要遵循一些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政策，战略方向它不能变。我没有说什么都不能变，具体的有些
方略你可以改变，大的原则就不能变。再者说了，就像房子，盖房子，本来我们有一幢房子，房梁让虫给蛀了，窗户破旧了，桌子也不行了，我们可以让师傅、让工匠来修一修，来补一补，但你不能说把房子整个拆了，对不对？你现在连好的工匠都没有，你就贸然地修，你根本就没想好这蓝图，你就把这个本来还可以再用的房子全部都拆了，这你怎么办啊？
吕惠卿说，谁说要把房子拆了？哎，有点意思了。我觉得其实你跟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总的方向和原则谁说要变了？我们变的不就是具体的政策和方略吗？再者说了，谁要拆房子了？你说拆房子是什么意思？把宋朝拆了，换成元朝？那时候还没元朝呢。那吕惠卿啊，人家王安石看中的人，那有错吗？唇枪舌剑，全都占着理。你说说吧，你想拆谁？我没说要拆房子，你说要修房子，这我同意，我们就在修房子。其实你跟我们没什么分歧呀。
宋神宗这时候脑袋一拧过来，是啊，你要拆谁啊？你这不是危言耸听吗？司马光一听就急了，说我是个读书的人，我天天读的都是圣人的书，看的都是经史子集。我是就事论事，我看到什么我就说出来了，我没有想要讽刺改革变法，我也没有针对吕惠卿来说话。我就是有条具体的意见，本来我们这管财务的是三司，现在又冒出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专门管这财务，不伦不类。本来我们有我们的中书大臣，有我们的宰相来治理国家，但你现在弄这三司条例司，里边有管钱的，有管政务的，有管军务的，全都搅在一块儿，那还要我们这帮大臣干什么呀？再者说了，如果你这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一个局级单位、司级单位，就派一个官吏就行了，还用得着把大臣都擩在里头，一块儿来执政吗？这不是太麻烦了吗？我就对这些有意见，没别的意见。说来说去还是对变法有意见。
吕惠卿就说了，说司马光先生是翰林学士，这是皇上的侍从之官、顾问之官，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都应该快快地说出来。是这么个道理，您看，您作为侍从之官，如果看到问题不直接说出来那是不称职的。如果说，看不到问题的关键，说得不对，那也是不称职的。我刚才可说了，本来是说变法的事，他就慢慢地快变脸了，你看看，就往这上说，说到什么？说那意思说，那你到底称职不称职？你要不然就是说，别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你要是不敢说，你不称职。你说得不对，你也不称职。那你只有走人了。
司马光一听，很激动，说皇上您还记得吗？我前阵给您上了一道奏章，专门讨论这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您看到了没有？您说。神宗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确实你有写。说您看到了，那就说明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我尽到了侍从之官的职责。至于说我说得对不对，那就您看着办吧。至于我走不走人，您也看着办。反正这事没法弄了。这不是摊牌吗？神宗并不傻，就一笑，嗨，这不就是聊聊嘛，各说各的嘛，不要激动。至于吗？不至于如此。第一，吕惠卿，你不要得理不饶人，也不要口吐狂言，这都是有学问的人。至于司马光呢，你也不要太计较，是不是？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要伤了和气。
司马光不干。我们知道司马光跟王安石有一个特点是很相似的，都比较拗、比较犟。他还要说什么，宰相王珪当时在旁边就着急了，一看这情形不对，王珪就赶紧说，司马光的意思是说，这改革变法他的意见是觉得利小而害大，他没有别的意思，就事论事。一边说着，王珪就使劲给司马光就使眼色，说你就歇了吧，说什么呀？皇上都说了，你还在这儿说什么呢。司马光本来还要说，王珪说接着讲，接着讲，今天还有别的科目，不要光讲你的《资治通鉴》，我们还要接着讲。宋神宗说对对对，我们还要讲别的东西，今天就不讨论了，接着讲课，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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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这次辩论之前，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还在暗处，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那么吕惠卿与司马光的这次朝堂辩论，就将这种矛盾公开化，双方阵营开始了一种意气之争。而此时让王安石感到棘手的，不仅仅是这种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改革阵营内部，如何选用一批能力出众、对改革变法能够坚决支持的官员。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改革派阵营内部竟然也发生了分裂。那么，这些原来的“战友”是如何走向对立面的？王安石将会如何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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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王安石的用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四种人。第一种人，开始进到条例司里头以后，就对变法有意见的，根本就待不长，苏辙，最集中的代表。苏辙一开始，宋神宗钦点的他，让他进入条例司做检详文字，就是跟刚才吕惠卿的官一模一样，来做高级参谋、高级顾问，起草文件的。你想苏辙跟他哥哥一样，脑袋里头全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就对这挣钱的事、发财的事他本来就有意见，认为君子是不能言利的，君子要言义，像你这种天天扒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挣钱，天天给人发利息、收利息，他看不惯这个，所以他自己待在这个变法机构里头，他天天抨击这变法，那不就等于给苹果里头放了个虫子吗？宋神宗的用意是好的，希望革新机构里边各方面的人都有，把这事弄得比较融洽，比较和谐，他本来想建立一个和谐的变法机构，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变法这个问题那就是针锋相对，有你没我的事，怎么可能搞调和主义呢？一来二去，王安石就怒了，你这纯粹弄一人给我当卧底，而且是公开的卧底，这太气人了，没过多久，把苏辙就开了。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是什么呢？确实是忠实的参与者，比方说吕惠卿和李定。这个李定前面我们讲过，他是从南方来的一个官员，当时实行青苗法的时候，他刚到朝廷来报到，这李定跟吕惠卿一样，都是王安石在南京的时候收的学生，对他们很赏识，就调他们到京城来工作。他刚来的时候，天底下人正对青苗法大加议论，就说这青苗法真坏，祸国殃民。李定来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有一个官员就跟他说，说你来到京城小心说话，不要乱讲话。李定说我只讲实话行吗？实话可以讲，但是看讲什么实话。后来就去见了王安石，李定就说我不知道京城现在成这个样子了，我只想说点实话，在我们南方那片，这青苗法还挺好的，大家没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唉哟喂，给王安石高兴的，赶紧带他引荐宋神宗，宋神宗就给李定封了个官，提拔了他。
好，不提拔还罢，一提拔是轩然大波，当时的知制诰，就是给皇上负责起草诏书的三个官员联名上疏，说什么呢？朝廷虽然急需人才，但是应该按规矩来，这李定还没有经过我们的考核，就直接越级提拔，我们认为这不合适，把皇上的圣旨扒拉扒拉，打个包返回去了。这是当时的一种规矩，不是皇上下了圣旨就立刻能够执行的，如果中书认为不合适，可以打包给你退回，再议。这是为了避免出现什么呢？皇上的君权过分地独裁。就打回去了。打回去了那哪儿可能呢？你想李定谁的人，王安石的。我全指这个人给我干活呢，你给我打回来干吗？你打回来了，行，你们三个都别干了，罢免了，走人，咱看谁走得快。大家可能说哎哟，不太好吧，都是同事，这么不讲情面？那是。你以为光练嘴皮子呢，到具体的事的时候，就得翻脸，不翻脸事情办不成啊，朋友们，难办。大家说那罢免了不就行了吗？舆论又出来了，社会舆论纷纷称赞这三个人，说他们叫“熙宁三舍人”，就是在这熙宁年间，三位勇士敢于抗衡强权。你说这王安石和李定这不吃了窝心锤了吗？虽然你在行政上是赢了，但是在民意上好像是输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监察御史，就我前面说的国家监察部的官员陈荐上疏朝廷说，李定有问题。先别忙着任命他，李定有重大问题，李定做官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他没有给他母亲守孝。这可是宋代的大事，像这种事在宋代那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哎哟喂，这李定当时就跟晴天霹雳一样。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这就说明这是人品有问题啊。皇上也很震怒，赶紧让人去查，李定是南方人，就派人到南方去查，查个底儿掉。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李定中间曾经有一次说他父亲年纪大了，他回家乡去照顾他的父亲，但是没有说是给他母亲守孝。他的母亲叫仇氏，姓仇。他是不是仇氏生的，李定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仇氏不是他的父亲的原配，可能是一位小妾或者是又续弦的，李定自己也说我不大清楚我是不是仇氏生的，当时我也不敢说我就为她守丧，所以只能说为
父亲养老而回去。朝廷说那调查，到你们村里去调查，到你们镇上、到你们乡上、到你们县上去查，到底是不是仇氏生的，出生证。问你老爸，他最清楚。问了半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仇氏生的。但是，朋友们，这对一个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个舆论一旦形成之后，你看我拿一盆水泼你身上，脏水，后来我说对不起，有用吗？我就是这身脏水在路上走，大家说这人一身的脏水，谁还会问你说是给泼错了。反正现在泼了，作用有了，都知道李定不是东西。
后来还有一些事特过分，有一个官员叫朱寿昌，他妈妈是小妾，生的他，生他之后可能家族排挤她，这妈妈就回到原籍了，这下完了，母子分离，几十年没见着面。这朱寿昌是个大孝子，发誓要找到他的母亲，把官辞了，到处寻访，最后母子重逢。哎呀，朝廷激动得，赶紧召见他、褒奖他。那些文人大臣们听说这消息，群情激昂，大家纷纷赋诗一首，称赞朱寿昌的孝子的行为。苏轼这个大文人专门为这个诗集写了一篇序，大力褒奖天下有这等的孝子。那潜台词就是说，还有那等的不孝的子。李定都快气疯了。其实王安石和李定心里非常清楚，为什么有人造这个谣言，没别的，因为99%的人都说青苗法坏，李定跑来说青苗法好，他也没撒谎。如果这个说好的人根本就是个不孝敬的人，是个大逆不道的人，谁还信他的话呢？如果你的变法队伍里头有这样的人，谁还会信你的变法呢？这脸变得够大发了吧？这都不是变脸了，这都异形啊，都变形了，是不是？这用的是第二种人，充满了坎坷。
还有第三种人，用得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吧，这种人有点投机。当时有个官叫邓绾，这邓绾给皇上写了封信，说什么呢，说变法好，人民都很欢迎，都很拥护，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我自己所见所闻，欣欣向荣。神宗高兴坏了，王安石也非常高兴，赶紧召他进京，派宦官在一站一站的路上接他，到了京城里头刚住下，然后宦官连夜进宫告诉神宗，第二天一早宋神宗就接见了他。他去见王安石，一见如故，非常高兴，给他个官儿做。他在京城弄得挺热闹，老家的人都骂他，说他恬不知耻。邓绾这人有毛病，还说一句话，说：
“笑骂从汝，好官我须为之”（《宋史·神宗本纪》）
说你们骂你们的，你们笑你们的，反正我当官了。就这种人吧，他混到这“革命”的队伍里头，你说人家能不骂吗？就这队伍，我说的意思，很复杂，在变革的过程当中，这支主持变革的队伍内部，成分显得非常复杂，一会儿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人出去，一会儿有人投机，一会儿有人忠诚，但忠诚的人受人诟病。
还有最后一种人，开始是改革变法的领导，后来中途又退出了，就是陈升之。我们前面提过，这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领导有两个，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枢密使陈升之。陈升之在南方做官的时候跟王安石关系挺好，王安石对他挺器重，后来就把他也拉到这里边来主持变法的工作。陈升之这人不是很实在，他其实心里头有自己的小算盘，对于王安石有些做法，他不是特别赞同，但是他知道，王安石是皇上的红人，心里头不赞成，表面上还恭恭敬敬地维护着跟王安石的关系，但是在大家跟前又感觉到好像陈升之跟王安石不完全是一拨人，你知道这意思吧？就是有点弄得若即若离的，我跟他是一拨的，但又好像不是一拨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人。死了张屠夫，我还吃带毛的猪不成？陈升之不干了，还有我的好朋友韩绛，当时就把韩绛调进来了。你看，这是第一次出现了革新变法的中枢神经离开了中枢机构，这是很大的打击。其实陈升之早就想离开这地儿了，反对的人太多了，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干吗惹这个人啊？你从这点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人跟人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你说王安石图什么？对不对？
你看我刚才说了四种人，可能我的概括还不是特别全面，但仅仅就这四种人我们都觉得很挠头了，就是前面有司马光和吕惠卿为代表的革新派的理论上的争论，又有后边人事上这样一种复杂的、错综复杂的这样一种格局，你说他中间怎么能不变脸呢？他不但是变脸他还变形，改革要顺利地推进太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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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朝廷里，可以说是乌烟瘴气，大多数朝臣从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反对新法，而在改革阵营的内部，又不断有人背信弃义，走向对立面，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而要实现富国强民的初衷，王安石又必须要咬紧牙关，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变法运动。那么，王安石将如何应对改革变法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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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格局，王安石必须痛下重手，在此期间，他罢免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变法的人，他这一时期罢免了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当时一个大臣叫吕诲，给他提建议、提意见说这三个人他们没有罪，你把他们罢免了，大家会不服气的。宋神宗就征求王安石的意见，说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主要觉得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王安石说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惭愧的是没有早点把他们罢免，我早把个人的这种得失置之度外，我想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赶出朝廷之后，我的革新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
还有苏辙，苏辙上疏反对变法，皇上把苏辙的奏章拿给王安石看，说你觉得他写得怎么样？王安石说，他这一套跟他哥哥一样，他们哥俩儿有一样本领，叫“飞箝捭阖之术”。什么叫“飞箝捭阖之术”？就是纵横捭阖之术。也就是说他们写的文章，主要的特点就是容易打动对方、激励对方、煽动对方，怎么样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煽动起来，说服你，这是他们文章的主要特点。你要说文章里头有什么具体内容，没有，所以他们的文章只起一个作用，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反对改革变法，所以这样的人坚决不能用，罢免。还罢免了当时的知谏院李常。
当时的副宰相赵抃有一次在跟王安石谈话的时候，说着说着说着，两个人越说越激动，王安石“啪”桌子一拍，起来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读书吗？赵抃说你激动什么呀？原始社会有书读吗？那会儿人怎么治理国家的？朝廷里头都白热化了。有一个官员叫张戬，张戬反对变法的所有的主张，上疏非常激烈，一个一个地数，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凡是王安石任命的人，挨着个儿地数落了一遍，后来觉得还不解气，又跑到中书省，跑到他们办公室，去跟他们吵去。他在那吵，那几个宰相，曾公亮就低着脑袋不吭气。转来转去的。这个人在门口那儿就大喊。王安石弄个扇子把脸一捂，呼呼呼在那儿笑。张戬一看，气得说，你笑，你现在笑我，等到千百年后可有人笑你。第二天（张戬）也被罢免了。所以你看，开始是司马光跟吕惠卿还在这儿耍嘴皮子练功，到后来人事安排，再到最后那就是玩儿真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地都罢免，一直到这张戬跑到办公室来吵架。
你想，矛盾已经非常地尖锐了，这矛盾达到一定高度就会出“成果”，就跟火山喷发一样会喷出来，就喷出来了一个“成果”，当时有人上疏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想知道这十大罪状是什么吗？我们接下来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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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王安石义无反顾地开展改革变法的时候，反对他的那一支支明枪暗箭不断袭来，这其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就是十大罪状和三不足的指控，那么这些指控都是谁发起的呢？对王安石又会造成怎样的伤害？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二集《十大罪状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