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阅读王永昌先生

鲁迅研究界的前辈王永昌先生于11月19日在京去世，享年91岁。最初得知讣闻，是因刘增人先生在群里分享消息。余生也晚，并不熟悉这个名字。读过宫立发表于2018年第4期《现代中文学刊》的《王瑶关于<鲁迅作品论集>书信三通释读》一文。宫文发现的新见于网络拍卖的王瑶书信中，有两封是写给《鲁迅作品论集》编辑王永昌的，颇见作者与编辑的诚心交流。王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就止于此。

25日晚，王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张小鼎先生发来他及韩之友先生、王锡荣先生等悼念王永昌先生的文字，我才稍稍“走近”了王先生。抱着敬意与好奇读了些文章，越读越觉得这是位值得我辈年轻学子、“青椒”及新文学爱好者了解的前辈。他的经历，在远离新文学时人的年轻晚辈看来，已是传奇；但他在文章中流露出的治学品格，更值得后人铭记与效法。

郭豫适先生（左）和王永昌先生，1976年于鲁迅故居。两位前辈都参与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同于2020年11月去世。（图：读秀）

一

许广平先生的秘书

阅读王永昌先生，是从纪念文字开始的。张小鼎先生写道：

惊悉鲁研学者王永昌仙逝，深致哀悼。他是甘肃永登人，兰州大学高材生，毕业后曾任许广平先生秘书多年，并曾协助其完成“鲁迅回忆录”的撰稿工作。1973年来社后曾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其后又与古典部的陈建根共问协助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晚年因疾病困扰行动不便的林辰先生，完成难度很大的四厚册150万字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順利面世，故其工作业绩，功不可没。我因身体欠佳，现在外地疗养治病，不能返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愿永昌兄心平气和走向天国，家属保重节哀。

王锡荣先生也在唁电中提到“许广平先生秘书”一节：

惊悉资深鲁迅研究专家、许广平先生秘书王永昌先生驾鹤西去，不胜痛惜！王永昌先生学养深厚，为人正直，敬诚爱仁，朴实磊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深得友侪敬重。作为许广平先生的秘书，他毕生从事鲁迅研究与传播事业，鼎力协助许广平先生撰写回忆录，注释、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和《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竭尽全力，为鲁迅研究和鲁迅精神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锡荣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中，屡蒙先生提点，获益匪浅，至为感荷，至今如在目前。今先生逝去，思之深为鲁迅研究与班级出版界又弱一人而痛惜！谨此表示沉痛悼念！请家属节哀顺变，善自珍摄，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王永昌担任许广平先生的秘书，时间跨度很长。我未见到他的小传或履历表，但他在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学弟阎纲曾回忆“1958年初……兰州大学高我三级的老同学王永昌做许广平的秘书已经三年多了”；从这时起一直到1968年许广平去世，王永昌一直在许先生左右，并是许广平撰写《鲁迅回忆录》的主要助手。

有记述许先生晚年的文章写到一些小事，如张昌华写道：三年困难时期有“陌生人”致信许广平，说他过去曾受过鲁迅帮助，现在老了，身体有病，想吃一点前门外廊房二条门框胡同卖的酱牛肉，问可否设法帮忙。许广平读了信后，真的让王永昌去买。结果因需要票证，未办成，许广平为此怅怅不已。从中也可看到王永昌与许先生的密切关系。

文革之后，王永昌写了一篇怀念许先生的长文《长使伟人留遗风——<许广平忆鲁迅>读后感》。他是许先生最后十多年人生最重要的见证人，如果翻出些许先生私下对他说过、回忆过的历史细节，当可以写出不少文章；甚至公布一些鲁迅研究的独家史料，占有学术高地。事实上，这样做的人并不少，引发的真假史料争议也很多。但王永昌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谨慎。《长》文中凡论及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一一注明来源出处，连“许先生曾对我说”这样的句式都不曾出现。他是全然把自己放在研究者的位置上，去观察、讨论自己十分熟悉的晚辈。但读读他对马蹄疾先生编《许广平忆鲁迅》提出的不足之处，又可以发现他对许广平有别样的熟悉，他对许先生相关史料、个人精神的熟悉程度，是马蹄疾这样以史料功力著称的学人也难以企及的。

许广平先生在人生最后时期的一些回忆和公开发言，多有时代烙印。我们应庆幸她的秘书是这样一位严肃而谨慎的学者，丝毫不以自己曾随侍鲁迅先生的遗孀而大肆张扬、为己牟利甚至发明史料。王永昌说许先生是“决心要变成一个完全‘忘记自己’的人……只因忘我才命笔，长使伟人留遗风，她的执笔为文，完全是为了远播鲁迅的遗风。”王先生自己完全继承了这种精神，他为许广平先生、为自己的伯乐林辰先生、为鲁迅先生留下了不少文字，但却完全“忘记自己”。

林辰、王永昌编《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文社1999年版（图：布衣）

二

“按照鲁迅的主张来研究”

继续读纪念文字。韩之友先生写道：

我是1980年被借调参与百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八卷注释定稿期间认识永昌先生的。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组，但同在一个楼层工作,朝夕相见，先生的人品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性格耿直,待人接物总是带着善意的微笑，对外借人员绝不以主人自居，常常关爱备至，犹如一位谦和的兄长。他那埋头苦干的精神和踏踏实实的学风，在工作中表现特別突出，赢得了我们这些中青年人的普遍尊重。当时我听说，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刊载鲁迅《彷徨。长明灯》的报纸，落实了作品的准确出处，解决了作品注释的一大陈年积案。我们曾经深深为他这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动所鼓舞。每念及此，更感到先生的离世，是我们鲁学界的重大损失。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韩先生提到的《长明灯》一事，王永昌先生有一篇《<长明灯>发表出处是怎样查明的？》详述。那是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史前时期”，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仅记了“本篇最初可能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的北京《民国日报》，因为一时还未找到这一时期的报纸，所以未能确定。”为此，王先生遍查各地图书馆，没有。寻找当时的报纸编者，编者记不清。查公安局档案（因该报曾被查禁），还是无果。最后在钱玄同藏书中翻到了《民国日报》1925年3月5日到3月8日的剪报，才确定了《长明灯》的发表日期。

王先生参编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时，类似的艰苦工作比比皆是。他在《“引车卖浆者流”指的是谁？》中讲述了另一个故事：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阿Q正传》序言中“引车卖浆者流”为“指白话文”，但1975年新发现的鲁迅本人所作注释中提到这“系指蔡元培之父”。王永昌没有直接照录“作者之注解”，而是对此作了一番考证，甚至找到蔡元培先生的后代核对，但查考的结果是蔡元培父亲实在是没有做过什么“引车卖浆”的工作。王先生感叹“这犹如地质队员进行勘探，本来所需矿藏在一百公里周围的五千多米以下，而我们只在五十公里之内钻探了两千五百多米，就中途刹车，不再前进，所以未能达到目的。”最终他们只能让1958年版注释和鲁迅自注并存。到1980年春，孙玉石先生等才在考证一篇鲁迅佚文时发现，“引车卖浆者流”源自一篇攻击蔡元培与白话文的文章，是对蔡元培身世的造谣，王先生奔着蔡元培的史实去查考，自然难有结果。王先生的这些文章，是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珍贵材料。

今天再读王先生二三十年前的文章，依然不觉得过时。他的文章都和查找《长明灯》和“引车卖浆者流”出处一样，基于史料，没有空谈。即使带有观点，也是论从史出，而非以论代史。哪怕是当时被视为通说的事情，他也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如其《历史的见证》一文，谈杨荫榆镇压学运事，难免有时代的局限，但文章围绕的是一份他新发现的、有杨荫榆亲笔签章的史料：

一、请警察负完全责任，看守敝校校门，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或信件)，只许出校，不许进校，并由学校贴此項布告，由警紧保护并执行。

二、学生要出校时请携带其行李同出。

三、学生从外间来，若要入内，无论如何不许。

四、若有学生欲入内携带物品行李，必须请男保证人或男家长同来特别保证，方许入内。

今天，学界对杨荫榆先生的认识已经更加立体与全面，但以王文披露的史料对比同代大学校长们的作为，杨荫榆在1925年学运当中扮演的角色确实有不光彩的一面。当通说不再是通说，王文依然因史料而保有其生命力。

与考证史料时主张“论从史出”一样，在作家作品研究中，王永昌也偏爱“从作品本身出发”的成果。他有一篇盛赞曾华鹏、范伯群《鲁迅小说新论》的书评《简论<鲁迅小说新论>》。王先生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出身，之后任许广平先生秘书，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现代文学编辑室工作，与“复旦三才子”的曾华鹏、范伯群似只是作者、编辑间的来往，没有更深的渊源。但他在“酷暑”中读了《鲁迅小说新论》校样后，尽管并不全然赞同此书的观点，但却因“感到有一种清新之感”而撰文赞赏作者能从作品出发研究鲁迅、“按照鲁迅的主张来从事此项研究”。结合王永昌在《狂人不狂吗？》一文中批判的“近年来有些研究文章，只强调作品伟大的思想意义，忽视它细腻的艺术表现方法。结果就给读者一个狂人不狂的印象”，我们不难体会到他阅读《鲁迅小说新论》校样时的激动之情，也不难理解他所谓“按照鲁迅的主张”针对的对象。

今天，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王先生坚守的学术底线，都是依然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