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吴铮强：后世所说的“宋儒精神”，究竟是什么？
【文/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从而形成一个新型的士人阶层，是宋代社会结构变迁中引人注目的特征。
科举考试是宋代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科举指朝廷开设科目，士人自由报考，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有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科等不同的科目。
贡举即常科，是科举制中最主要的科目，主要考察应试者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以及写作水平。北宋前期，贡举又分为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
武举是选拔武官的科目。
制举也称特科，是因皇帝下诏而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用于选拔特殊人才，科目较杂，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曾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武足安边科、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史称“景德六科”。
词科包括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及词学科等，主要考察各种文书写作。
童子科是为15岁以下少儿举行的科目。
宋代300余年间，共开贡举118榜，所取正奏名、特奏名共约11万人，开武举77榜，所取约2500余人，制举取士仅40人，词科取士1092人，童子科取士约300余人，平均每年取士约360人。这一数字不但远胜唐、五代，元、明、清三朝也不能及，可谓空前绝后。宋代庞大的官僚系统，特别是高级文官，主要通过进士科选拔。据统计，北宋共有宰相71人，进士出身65人，其余宰执大臣153人，进士出身139人，南宋时比例更高。
常科中，明经主要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诸科主要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贡举科目减少至只保留进士一科。
宋代贡举原则上向所有的男性平民开放，士子可以自由报名参加，但也有一些具体的限制：一是不能有犯罪与严重违反礼教、伦理的记录；二是限制僧道、胥吏、工商业者以及军卒应举，但至少对工商业者的限制并不严格，允许工商杂类确有才能者参加科举；三是限制身体有残疾者应举。北宋后期曾推行三舍法，朝廷从学校中取士，只有取得太学生的资格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宋代贡举实行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选拔。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使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几种途径，一般在秋季举行，又称“秋试”或“秋赋”。一般科考之年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天，逐场淘汰。各州解试，进士一般由诸州判官主考，诸科由录事参军主考。通过解试获得解额（录取名额）的举子，由诸州府、转运使司、国子监等送到礼部参加省试。省试不中，一般下次仍需参加解试。
榜下争婿 《知否》剧照
省试在尚书省礼部贡院举行，又称礼部试。宋初科举每年举行，后来两年、三年或四年不定，英宗治平三年（1066）起三年一贡举，逐成定制。获得解额的举子当年冬季聚集于京城，写家状、年龄、籍贯、参加科举次数等，向礼部报到，次年春季选日参加省试。朝廷委派权知贡举一至二名作为主考官，同时委派权同知贡举二至三名协助。省试连考三场，分场淘汰。省试合格者由礼部奏名，参加殿试。南宋时，为照顾远离临安府的四川举人，在四川举办类省试，简称类试。
殿试亦称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唐武则天时就曾举行，并非常制。宋代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973），是年知贡举李昉录用才质平庸的同乡，落第举人徐士廉等击登闻鼓指控李昉徇私，赵匡胤遂在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及落第举人195人，重新录取进士26人，诸科101人。
此后殿试成为定制，最初对省试奏名仍有较高淘汰率，自嘉祐二年（1057）起不再淘汰省试合格者，只是重新排定名次。殿试编排录取者名次，前10名由皇帝最终确定。宋代进士科录取一般分为五甲（等），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南宋后期起，民间始有进士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的称法。
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宋代前后变化较大。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人。仁宗朝，策、论的优劣也作为参考。熙宁四年（1071）改革贡举，废除诗赋、帖经、墨义，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每试考四场，第一场考本经大义10道，第二场考兼经大义10道，第三场考论1首，第四场考时务策，元祐年间又兼考诗赋，南宋时进士科一般分设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
这里所谓帖经指有关儒家经典的填空题；墨义指以简答的形式考察儒家经典及注疏的内容；大义考察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以注疏为标准答案，可以自由组织语言；论是对某一主题的阐释；策是提出时政对策。宋代进士科考试逐渐废除单纯背诵类的内容，不再以诗赋作为评判优劣的主要标准，加强对儒学义理与事务对策的考察。
宋朝有诸多措施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首先，规定考官及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朝廷另择考官、另辟考场，称“别头试”。不是科举出身的现任官员参加贡举考试，也另辟考场，称“锁厅试”。其次，实行锁院制度，考官自受命至放榜一直锁宿于试院，解试、省试、殿试莫不如此，以防请托或考官泄漏考题。此外又规定考场中座位不得随意移易，所有考试在白天完成，不得夜间举烛应试，严禁挟书、传递纸条、请人代考等作弊行为。
宋代也有一系列措施保证评卷的公平合理。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明令废除唐代盛行的“公荐”“公卷”行为，以考试优劣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自宋太宗淳化三年（992）陆续推行封弥与誊录制度。封弥又称糊名，指试卷评定时应举者姓名、年龄、三代、籍贯等信息必须密封。誊录指阅卷时试卷由专人重新誊抄，阅卷官只见誊录本，无法辨认考生笔迹。
殿试评定后，即举行唱名赐第仪式，皇帝亲临崇政殿或集英殿，殿试官、省试官及宰臣、馆职等入殿侍立，举人候于殿门外。然后依次传唱举人姓名，中举者接受皇帝赐予的科举等第。唱名又称传胪，仪式十分隆重，杨万里有诗云：“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真宗朝开始，唱名赐第之日，进士释褐，赐绿袍、笏，以示中举者脱离平民阶层，步入仕途。
唐代科举及第只取得仕宦资格，须再经吏部选官考试才予授官。宋代贡举登科一般直接授予官职，太祖朝初授官职甚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以后授官优渥，太宗至仁宗朝第一甲进士往往直接出任通判或知县。进士高等往往迅速升迁，如吕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6年后任参知政事，11年后拜相。宋朝又有特奏名，比如举人年五十以上，参加省试5举以上，即使省试黜落，也可参加殿试，特赐出身，据统计宋代特奏名占所有取士数的45%。
范仲淹 《清平乐》剧照
二、新型士人的成长
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众多。两宋时期，约有10余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落第者自然更多，按乡试20%、省试10%录取率，以及平均每人一生参加科举5次计算，应该有数百万人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
科举首先是皇帝选拔官员的制度，皇帝利诱士人为其服务。“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宋代社会流传的这首劝学诗，甚至被认为出自宋真宗赵恒之手。
除了选拔人才充实官僚队伍，加强社会控制、消除政治异己力量也是皇帝大兴科举的重要考量，宋人认为“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特奏名制度更让“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燕翼诒谋录》卷一），科举考试消磨意志、钳制思想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现。
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固然代表宋代社会精英群体，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与应用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但很多士人科举入仕的动机是追求富贵。比如北宋的宋祁入仕后纵情奢侈，兄长宋庠提醒他莫忘当年咸菜下饭（虀饭）的艰苦生活，他反问当年吃咸菜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享乐吗？文天祥指出父兄师友所以劝学，“利而已矣”。
科举入仕，本质上是皇帝以高官厚禄来换取士人的效忠。士人进入官场，由于个人动机与修养的不同，官场作风也有区别。有些人忠勇刚毅，如寇准在澶渊之战要求赵恒亲征，甚至不同意与辽议和。有些人循默懦弱，如王旦对赵恒封禅本有异议，赵恒送给他一坛珍珠后便开始附和。有些人崇尚权术，逞才弄巧，如丁谓为赵恒封禅、崇道尽施才计，为谋权位攀附刘娥、勾结宦官，结果身败名裂。
然而，士人并非只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科举士人必须掌握儒家经典。儒士讲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经世治国为志向。五代时期儒士无缘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同流合污，往往归隐山林，隐士、僧道竟成为儒学传承的重要力量。
宋初三朝，科举士人多功利之徒，但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志于古道，以名节自励，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的恢宏理想与高远人格。在这种儒家自觉精神的激励下，才会出现王安石以“回向三代”为号召的变法运动，以及朱熹以“正心诚意”为根基的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这正是后人所谓的宋儒精神，或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