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谈京剧编剧:“紧凑不等于拥挤,通俗不等于粗鄙”

剧作者与演员的关系

 剧本从执笔者在辛勤伏案的构思中写好后,由登场演员在观众面前表演出来,经过不断演出,不断修改,有的得到观众拥护,成为保留节目,有的因为不受欢迎,就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这里的甘苦得失,只有身历其境的“案头人与场上人”才说得清楚。

 梅先生就这方面谈了一些体会,他说:剧作者与表演者,应该说是最亲密的战友,但双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写剧本的对于结构,词采、音律、格局……方面是当行,但未必全面通晓表演(包括歌唱、音乐、动作),而演员能够刻画人物,体现剧本精神,也未必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像过去“三庆班”的老艺人卢胜奎先生,写了连台轴子《三国》戏三十六本,汪笑侬、欧阳予倩先生等演的新戏大半是自编、自排、自演,他们是案头人兼场上人,当然最为理想。但在旧社会里,演员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例子是并不多见的。

齐如山与梅兰芳、罗瘿公

 所以剧作者与演员的关系,必须是截长补短,互相发挥,才能产生站得住脚的戏,一些流传有绪的保留节目,并不是一开头就那么紧凑精炼的,那是通过许多名演员在舞台实践中不断修改加工,才逐渐完善定型的。

古本、善本的抉择取舍

 梅先生指出:古本也可能是善本,善本却不一定是古本,要善于辨别粗精、抉择取舍。今年七月间,他在述说《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时,也对这方面作了分析,我和朱家溍同志曾把他的话记录下来。

 他是这样讲的:“关于刊行戏曲剧本,十年来也取得了空前的成绩。郑振铎同志主持影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已经出版了四集,现在还继续选印。这是演员、编剧和研究版本校勘的珍贵资料。还有京剧和其他剧种,各种选集、汇编不胜枚举。北京市编辑出版的《京剧汇编》对于京剧传统剧目搜罗丰富,都是演员们的家藏本,并且除了讹音错字外,不加修改,保存了原来面貌,有些还是名演员的准纲准词,非常可贵的。我建议今后还可以多刊行一些标准的演出本。”

梅兰芳、朱桂芳之《西施》

 “印行老本子有它一定的价值,但老本子不一定是最标准的演出本,举个例子来说:《京剧汇编》里的《青石山》我看了‘卖符’一场,就知道这是一个老本子,但不是最好的演出本。我曾看过名丑罗寿山先生扮演《青石山》的王老道,‘卖符’一场,语言生动幽默,并且每次演出,都有准纲准词,决不随便‘抓哏’,内外行都认为他演得好,当然,这是由于罗先生的冷隽神情和幽默台词密切配合起来,才能收到这样效果的。以后王长林先生等都宗这一派,现在戏校教员罗文奎是罗寿山先生的侄儿,他从前在我的剧团里和名武旦朱桂芳合演《青石山》,就是根据他伯父这一派,所以罗文奎肚里的本子,应该说是‘卖符’的标准演出本,但他家里未必有写在纸上的本子,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我的本子,和我演出的台词,也不尽同,有的并且出入很大。例如我家里的抄本《霸王别姬》,是我和杨小楼先生合作时期,演了多次以后的一个修改本,到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天津合灌《别姬》唱片时,又和这个本子不样了。常唱的戏,在实践中逐渐修改提高,所以时刻有变动,但这些变动往往没有写到纸上去。一直到解放后,中国戏剧家协会编印我的剧本选集,由几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特为此事在演出时录音,从录音写到纸上,经过仔细核对磨勘,才有了《别姬》的演出本。”

 “名演员的演出本,好处是唱词上口响亮,对白紧凑顺适,场子安排得当,但也不是尽善尽美、完整无缺的。前年,我看到一本集光绪年间的抄本《长坂坡》,总的看来没有后来的演出本精炼,可是其中词句内容,也有比后来演出本高明的地方。例如糜夫人中箭一场,我当时根据王瑶卿先生的本子唱:‘随定难民往前进,不想中了箭雕翎,怕的是阿斗无有命……。’老本这几句是‘指望军中逃性命,谁知受伤步难行,勉强抱子来扎挣……’假使用幻灯打出台词,请观众来审定,谁都会说这几句唱词要比那个‘箭雕翎’类的水词好一些。这种例子在古本与名演员的演出本之间,可能还不是太个别的,所以剧本的校勘、甄别、鉴定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拿《长坂坡》来说,当年经过杨小楼、王瑶卿两位前辈大师的不断修改、加工、创造,直到今天还流行在舞台上,那肯定是比光绪年间的古本要精炼集中,但上述的几句唱词,就有恢复古本的必要。

杨小楼、刘砚亭之《长坂坡》

修改台词的经验

 在关键性的地方,一句台词,甚至一个字的更动,都能起到提高剧本思想性、突出人物性格的作用。譬如《宇宙锋》“金殿装疯”一场,秦二世皇帝命武士架起刀门后,对赵女说:“再若疯癫,斩头来见。”赵女不怕杀头,还向他作坚决的斗争,梅先生以前唱的老词是:“哎呀呀,我也不知道这位皇帝老官有多大脸面,动不动就要斩头来见,你可知道,一个人的头,若是斩了下来,就长不上了。”这几句台词的涵义,是骂秦二世暴政害民,残杀无辜,但梅先生觉得劲头还不够,同时嫌太平直,也不像疯子的话。

 一九五四年筹备拍摄《宇宙锋》等影片时,他打算修改这句念白,这时,我的弟弟源来从上海来京,谈起在上海碰到一位戏曲教师郭圣与,他曾向老艺人德珺如学过《宇宙锋》,就背诵了金殿一场的台词,“就长不上了”郭圣与念作“他还能长得上啊。”梅先生听了拍手说“好”。几天后,恰好有一个晚会,他主动提出演《宇宙锋》他把念了四十年的这句老词,改为:“……你可知道,一个人的首级若是斩了下来,他还能长得上啊。”

 那天马彦祥同志和我坐在一起看戏,听到这一句,他对我说“这句改得比老词有力量,梅先生的意思是说,杀了一个赵女,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继续向皇帝斗争。但结尾‘啊’字的语气,带有问号的意味,不够清楚,这里要用斩钉截铁的肯定字眼。”当晚,就把这番话告诉了梅先生,他认为很对,就把“啊”字改为“噢”字。噢字是肯定语气,用在这里非常恰当。

梅兰芳之《宇宙锋》

 《宇宙锋》“修本金殿”的台词,梅先生从四十年前就开始修改,例如老本中赵女对赵高说不愿改嫁的理由是“自古道嫁鸡随鸡转,又道是嫁狗随狗眠”,他当时觉得把女子比作“鸡狗”,实在太不像话,就请王瑶卿先生修改。王先生改作“嫁乞随乞转,嫁叟随叟眠”。从鸡狗改为乞丐和老头子,虽然提高了一步,但字面不录显豁,唱起来也不响亮。解放后才改为“想当初嫁儿身已从父愿,到如今还教儿争宠君前。”其他个别字句的修改,一直没有停过。

 一九五五年拍《宇宙锋》影片时,还把“随我到红罗帐倒凤颠鸾”改为“随我到红罗帐共话缠绵”。以后,梅先生在舞台上演出时第又把“红罗帐”三字改为“闺房内”才作为定本。但他认为德珺如先生口授的本子里那句念白的思想性,就比一向流行的演出本要高,而彦祥同志对一字的推敲,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上面一系列的修改例子里,使我体会到梅先生广搜博采,扩展见闻,从比较分析中判断出古本与流行演出本的优缺点,择善而从。而“学无止境”的道理,也正说明了艺术需要不断钻研,精益求精,如果满足于眼前的一些成就而沾沾自喜,就会故步自封,往后倒退。

京剧剧本结构的特点和警句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梅先生应苏联专家的邀请,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作了《京剧的舞台艺术》的报告。现在摘录他介绍京剧剧本结构的部分:“京剧剧本的结构以往都是分场的,分场的好处是把故事、人物集中、概括地加以描写,排除了烦琐的、不必要的叙述过程,集中表现最主要的东西。如果说生活的真实要求艺术地表现出来,那么舞台戏曲艺术的表演规律,就是通过上下场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真实的。上下场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主要还是由于剧本的不同主题,不同的剧情,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环境来决定的。场子与场子间的衔接能同时表现情景和人物,使写情、写景和写人物是一致的。”

 “京剧剧本的台词是以概括、简练的诗歌,具有音乐节奏,适合朗读的语言组成的。这种语言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有抒发剧中人思想感情,或介绍剧情、经历的独唱、独白,也有表演人物日常生活中对话式的对白,还有‘背供’。‘背供’是表现剧中人在独自思考问题,自言自语地说出心里的话,表现形式往往是抬手举袖,与同台的剧中人表示隔开,他们是互相听不见的。这在外国戏中也有,举例来说,果戈里《钦差大臣》剧中,有一幕描写市长向假钦差纳贿时,市长说:‘这笔钱如果他收下了,以后的事就好办了。’这句话就是在假钦差身旁,但又不作为对话说的。这种情形和中国戏的‘背供’很相似。”

 “中国戏的歌唱、念白根据中国的文字是单字发音,也就是说中国文字是一字一音的,除用鼻音时外,一般听不见字后的子音,如‘猫’就念mao,不像英文cat有子音。因此每个字都有严格的音韵规律,并且都具有音乐性,而唱念的时候,却又是整体结合起来的。比如京剧《捉放曹》中两句唱词:‘秋风吹动桂花香,路上行人马蹄忙’,每句虽是七个字,但唱时,则作‘秋风一一吹动——桂花香’实际上只分成三节。腔不能打破节拍,节也不能把句子打乱,句子又不能离开人物的中心意思。京剧唱词,基本上以七字句、十字句最多,尽管有长达十几个字的一句唱词,仍不脱离二——二——三,或三——三——四的基本格式。多余的字,等于衬字。

谭富英、哈宝山之《捉放曹》

 “念白除‘京白’比较接近生活语言一些外,一般韵白都比较整齐,偶数句较多,念起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好的念白也和唱词一样,要精炼集中,套言不叙。李笠翁讲宾白要‘意多字少为贵’,要极有经验的见解,传统剧目中往往有一两句震荡人心的句子,足第以点清主题,出色地刻画人物。”

 如《狮子楼》当武松向县官控告西卷门庆,县官不准,反将他杖责,他念到‘我兄长的冤仇无日得报,随从他的护兵(原剧本是土兵,因对国际朋友讲话,故改作护兵)忽插入一句白‘二爷,那西门庆难道说还胜似那景阳冈的猛虎不成!’这一句话,就震动了武松,也震动了整个的戏,使武松下决心去杀西门庆,多么有力量!”

 梅先生认为戏中的“警句”,如同菜肴里的“味精”,能够提味开胃,又如饮佳茗名泉,能使芳留齿颊,舌本回甘。在《群英会》中《草船借箭》里,曹操下了场,蒋干的独白:“吓,怎么又坏在我身上,哎呀,这曹营中之事,实在难办,啊,难办的很啊!”这句话的妙处,在于点清了曹营的“着着让人高”,中计失败后,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形,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的。“又”字和前面的“盗书”紧密呼应,同时也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蒋干的尴尬狼狈、无以解嘲的“洋相”,所以是典型的警句。

马连良、谭富英之《草船借箭》

 《穆桂英挂帅》第五场里,穆桂英表现思想斗争胜利后所唱“难道说我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一句,是他反复修改过的。梅先生说:“如果不用这种口问心的句法,就会大大冲淡气氛,影响表演。”

 最近,我在周信芳先生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的盛会中,看到周老演出的名剧里,都有令人难忘的“警句”,如《义责王魁》里,王中念:“我家相公平日言语柔和,今日为何这等模样?唔!中了状元了。”这句台词很好,而周老念得更妙,给我的印象是,这位老王中没有看见过状元,他以为中了状元就会改脾气,周老用幽默的神情语气来嘲讽当时这种一朝身荣耀、忘却旧糟糠的衣冠败类、无耻文人,是入木三分的。这如同名画家老年的作品,着墨无多而神韵独绝。可惜梅先生逝世了,他如果听到这种“警句”和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一定会拍手叫绝。

 这些警句是怎么来的呢?当然首先是和剧本的结构有关,有才华的剧作者根据剧情发展才能信手拈来,都成妙谛。

 像《狮子楼》,武松正在犹豫不决时,才逼出土兵这句话;《群英会》曹操中了孔明借箭之计,拿蒋干出气,才把蒋干的牢骚话引出来;《义责王魁》里王魁中状元后,神情有异平日,王中才有这点疑问。而穆桂英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转变过程,也就很难说出这句符合爱国女英雄的气概的心里话来。

 但梅先生也说过,有些剧本言言得当、句句切题,即使没有上述的警句,仍不失为佳作。为警句而警句,不一定能增添剧本的光彩,周信芳、梅兰芳二位艺术大师,他们早年同在“富连成”搭班,解放后一同参加革命,所应行当虽不同,但演出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吸收各方面的营养来丰富创造,却是一致的。

 梅先生以他四十多年的艺术积累,成功地塑造了晚期穆桂英的典型形象,周先生集中了他一生所演的衰派老生——院子苍头戏的经验,出色地完成了王中的典型形象。我认为这两个戏是他们二位晚期的代表作,而所以给人这样深刻的印象,又是和他们精选题材、善用所长密切相关的。

从“选题”谈到《穆桂英挂帅》

 《李笠翁偶集》在词曲部里分为结构、词采……七项,排列的次序恰当,对于编剧技巧,谈得也很在行,可资借鉴。但梅先生认为,在这七项之前必须加一项“选题”,因为选题的得当与否,往往能影响一部戏的成败。

 选题在旧社会里,不外乎“忠孝节义、才子佳人”,而今天我们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要求,既要考虑对现实的教育意义,又要注意到符合历史真实。道德标准虽有今昔之异,但都要“有戏”,才能吸引观众,感染观众。

 梅先生根据他的经验说:“选题时,也应该考虑到剧团的主要演员的创作意图和具体条件,譬如,我在建国十周年国庆时,就从几个题材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穆桂英挂帅》。因为中年穆桂英反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豪迈持重的性格特点,很吸引我,剧中人的年龄性格对我来说也比较适宜,同时,青衣、刀马旦这两类脚色如何更好地结合起来,又是新的课题,我打算在这个戏里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梅先生认为这个戏能够适应国庆节日,薄海腾欢的气象,就决定编演《穆桂英挂帅》。由中国京剧院约定陆静岩、袁韵宜两位女同志编写剧本,郑亦秋同志担任导演。剧本完成后,经过大家共同反复研究,梅先生觉得整个戏的结构,似乎前紧后松,抓不住突出穆桂英性格的高潮。

梅兰芳之《穆桂英挂帅》

 我就和导演郑亦秋同志讨论这个问题。亦秋说:“第五场有空白,以梅先生的丰富经验和高度演技,大有可为。”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梅先生后,他又反复阅看了剧本说:“亦秋的话有道理,这一场可以发挥创造。”就以第五场为重点进行排练,梅先生认为前半出的穆桂英是青衣,必须有一段“慢板”才够分量,所以在这一场开始时加了四句“西皮慢板”以表达穆桂英爱国爱家的复杂情绪,这样与后面先不愿挂帅,经过思想斗争而后捧印下场的高潮,能够起到“静”与“动”的对称作用。在表现思想斗争的一段哑剧前后的几句“散板”台词,也经过他亲自挪动修改,才与表演取得一致,成为高潮。

 剧本初稿,佘太君下场后,穆桂英的唱词是这样的:“二十年抛甲胄宝剑生尘,一旦间配鞍马再度出征。为宋王我本当纳还帅印,怎当那老太君慈训谆谆。一家人闻边报争先上阵,穆桂英岂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

 梅先生把它改为:“一家人闻边报雄心振奋,穆桂英为保国再度出征。二十年抛甲胄未临战阵……难道说我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在唱完第三句后,梅先生随着轻重缓急打击乐的节奏,用眼神手势表现了“心白”(即潜台词):揽镜自照,已非当年,部属凋零,殊堪顾虑,又想到文广、金花等青年小将已成长起来,可助一臂之力。这段哑剧做完,接唱:“难道说我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

 她背对观众,面朝上场门,听到马嘶鼓震,跑圆场、翻水袖,转身亮相。观众顿时觉得他眼睛里放出异样光彩,从面部表情到全身动作,都显示出穆桂英已经考虑成熟,充满了战胜敌人的乐观。

 梅先生认为这段哑剧只有在唱完“二十年抛甲胄未临战阵”来做,才符合一个息影家园多年的宿将,突然奉令挂帅应有的种种顾虑,反映出这个元帅“临事谨慎”的谋国之忠,那次排戏,采取边排边改的方法,在响排时,我的弟弟许源来觉得第五场杨宗保在台上很僵,就建议宗保可以不露面。梅先生同意这种处理,并主张在下面给宗保加一场戏,使得扮宗保的姜妙香先生可以发挥。同时,戏撑长一点,对穆桂英改扮戎装、披蟒扎靠,时间上比较从容。

 这个戏演出后,梅先生集中精力地不断加工创造,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剧本和表演进行细致的修改,在一次比一次提高而走向精炼完整的境界时,他兴奋地说:“我对一向流传在民间的这位巾帼英雄的故事,从她少年到中年时期的爱国思想的贯穿线,通过《挂帅》的演出,就理解得更为深刻全面,而格外热爱她,特别是当我演到第五场,穆桂英唱完‘二十年抛甲胄未临战阵’后的一段哑剧时,就不知不觉地和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辍演八年,重登舞台时的顾虑,嗓子、扮相、配角种种问题结合起来,和穆桂英当时的处境有了共鸣,所以有痛快淋漓之感。”

 有一次,梅先生在容纳一万人的人民大会堂演《穆桂英挂帅》,事先有人担心,第五场单人的表演,恐怕不好办。梅先生说:“没有问题,人民大会堂刚完工,我就在那里演过戏,以后,我又经常在台上开会,大小尺寸心中有数,应该不至于有困难。”

梅兰芳之《穆桂英挂帅》

 那天演完后,有几位老观众对梅先生说:“第五场戏,在这样深广的舞台上,能够演得那么饱满充实,紧紧拢住全场观众的神,足见你的思想感情与穆桂英融为一体了。”这句话可以意味到他们对这段哑剧所包涵的复杂感情,又与梅先生的联想有了共鸣。从这里不难看出梅先生在选用这个题材时,对于塑造穆桂英的英雄形象,已经胸有成竹了。

剧本文学的重要性

 有了好题材,不一定能操必胜之券,如何更好地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那就需要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各方面下功夫锤炼,使演员能够发挥创造,出色地完成任务,成为光景常新的保留节目。

 因此,编写剧本,在文学创作方面,是一项极其细致复杂的工作,一个剧本的成功,不知要费尽作者多少心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梅先生常说,大家都知道,剧本文学性很重要,自从剧场有了幻灯设备以后,对于剧本文学的提高更为迫切。有些传统剧目,由于结构、场子、舞台调度、表演、唱腔等安排得当,一向很能吸引观众,但字幕打出来后,其中夹杂着一些空泛重复,句法不精的“水词”,看了觉得别扭。个别新编的剧目,又发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堆砌漂亮字眼,绕弯子,却找不着头绪,甚至念不断句子,再配上一些几乎分不出“西皮”“二黄”的唱腔,就如同满地洒金钱,不知拣哪个好,观众看了,听了也不见得舒服。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京剧是百年多前从北京城里繁荣发展起来的,它所以能够代替昆曲、高腔风行全国,主要原因在于结构紧凑,台词通俗,但紧凑不等于拥挤,通俗不等于粗鄙,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提高,使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能够适应当前观众的需要,对这方面,梅先生曾提出几点要求:

 四声熨贴

 中国的文字、语言、歌唱都离不开“四声”。在旧社会里,有些私塾老师教小学生认识方块字,往往先把每个字的平、上、去、入告诉学生,等到念书时,为了便于查字典,就教“反切”。今天用拼音字母,代替了传统的反切,也是用音高判别四声,读准字音。戏曲的造句方法,不但要合辙押韵,还要把四声,阴、阳、清、浊、尖、团,安排熨贴,唱起来、念起来才能铿锵好听。

 戏曲舞台上,音韵格律最严的是昆曲,李笠翁在“音律”一款里具体分析了填词之苦,他说“……尝于填词一道,则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长者短一线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得,又复忽长忽短,时少时多,令人把握不定,当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当阴者阴,换一阳字不能,调得平仄成文,又虑阴阳反复,分得阴阳清楚,又与声韵乖张,令人搅断肺肠,烦苦欲绝,此等苛法,尽勾磨人。”

 从他这段话里,使我们体会到元明以来的许多伟大的剧作家如王实甫、关汉卿、汤显祖等,给我们留下的心血凝成的作品,是天才和学力结合起来的珍宝,这些苛法磨不倒他们,只觉得遣词新颖,才气纵横,人物鲜明,语言隽永。

 以“二黄”“西皮”曲调为主的京剧台词,虽然灵活自由得多,不像昆曲那样苛法磨人,但也有一定的规格,讲究抑扬顿挫,节奏鲜明。正如梅先生所说的:“京剧唱词,基本上以七字句、十字句最多,多余的字,等于衬字。”他还以句子、节拍、唱腔的关系举例说:“……比如京剧《捉放曹》中两句唱词:‘秋风吹动桂花香,路上行人马蹄忙。’每句虽是七个字,但唱时则作秋风——吹动——桂花香,实际上只分成三节,唱不能打破节拍……”

 他常说“二黄”“西皮”的唱腔有上下句之分,不容混淆,哪个字拉长腔,哪个音往上翻,哪个音落下来,都有一定的规格,尽管可以变化创造,但不能脱离基本格式。因此,写剧本时,不仅要把四声平仄对称搭配,阴平阳平也要用得适当,才能与唱腔水乳交融,和谐好听。

 他认为欲求字正腔圆,腔必须服从字,而有些剧目中,往往拿字来迁就唱腔,字音就“倒”了。多年来,梅先生对读准字音方面,很下了功夫,有的稍稍改动唱腔,就把“倒”字唱正了,也有些字,限于上下句腔的程式,如果硬扳过来,字虽正而腔不圆,内行对这种生硬的修改叫做“硬山搁檩”,所以遇到修改唱腔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只能改词了。

 例如《贵妃醉酒》中高力士进酒时,杨贵妃的唱词是“通宵酒,捧金樽,高裴二卿殷勤奉”。以前依“四平调”的格式唱,通宵的“宵”字太低,不像阴平声。梅先生在一九五五年摄影片时,就把这句改为:“同进酒,捧金樽,宫娥力士殷勤奉。”“宵”字改为“进”字,听上去唱腔不变而字音准确熨贴了。梅先生指出,为了纠正字音,修改唱腔,也要照顾到剧中的具体情况,这句老词,只说高、裴进酒,事实上是太监宫娥都向杨贵妃进酒,改成“同进酒”“宫娥力士”,词意就更完整了。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他还补充说:有时不整齐的长短句,也许能出新腔,只要它的结构基本上符合二——二——三、三——三——四的造句规律。但这可备一格,如果“数见”就“不鲜”了。

 密针线

 李笠翁在“结构”的“密针线”一款中,推荐《琵琶行·中秋赏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之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此其针线最密者。”

 我们京剧《群英会》里《草船借箭》一场的唱词对白,也是针线细密,并且口吻各肖其人,孔明唱:“一霎时白茫茫漫江雾露,顷刻间辨不出在岸在舟,似这等巧机关世间少有。学轩辕造指车大破蚩尤。”鲁肃唱:“鲁子敬在舟中浑身战抖”孔明从容劝酒夹白:“干!”鲁唱:“把性命当儿戏全不耽忧。”孔夹白:“大夫你饮哪!”鲁唱:“这时候他还有心肠饮酒,”孔夹白:“干。”鲁唱:“怕只怕到曹营难保人头。”

 这两段唱词时说明:二人同坐舟中饮酒,诸葛亮欣赏这漫江雾露是胸有成竹,可以借箭交令。而鲁肃莫名其妙,却认为诸葛亮干了一件傻事,非旦不能借箭,反而自送性命,很替他担惊受怕,只描写他一个“怕”字,也是一座两情,两情一事。

 老本《祭江》,孙尚香的“慢板”唱词是:“曾记得当年来此境,浪打鸳鸯两离分。从今后不照菱花镜,清风一现未亡人。”孙春山先生(当时的业余戏曲研究家)改编为:“想当年截江事心中悔恨,背夫君撇娇儿两地里离分。闻听得白帝城皇叔丧命,到江边去祭奠好不伤情。”梅先生认为,这四句改得显然比老本强。老本只说,一个妇人死了丈夫,从此不再打扮,立志为亡夫守节,空泛一般,好像“七分三寸的帽子,人人可戴”,每一个新寡的女子都可以唱。而改本第一句从“截江”二字就告诉观众这是孙尚香,同时也点清孙尚香一生引为悔恨的就是这件事。第二句说明悔恨的具体内容是“背夫君撇娇儿两地里离分”。第三句指出刘备死在白帝城,第四句表明孙尚香要到江边祭奠,又和截江悔恨联系起来,这样就只有孙尚香才能唱这四句,而且,词浅意深,层次井然。

 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里曾介绍了这两段新旧唱词和孙先生创造的新腔,他说:“譬如第一句的腔,重在‘悔恨’二字,要把孙尚香的一腔怨愤,很曲折地表达出来,真是好到极,末句‘到江边’三个字的尺寸,他唱得比较快,就显得干净利落。”梅先生早年是根据师父所教老词唱的,以后就不常演这个戏,但在灌唱片时,却用了孙先生的新词、唱腔。

 从《祭江》的例子里还可以看出,好的唱词,更能发挥唱腔的感情,唱的人起戏,听的人过瘾,针线也就更密了。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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