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三十年（七）通道岁月
93年11月初，局里正式找我谈话，决定选派我与其他三位同事去通道县扶贫。既然已被选中，个人再谈家庭特殊情况也无济于事了，谈完话第三天凌晨六点，便与金融处赵佑庚、办公室张里新和工交处陈锐四个人，坐上局里的切诺基吉普出发。 通道县地处湖南西南角，与广西三江县和贵州黎平县相邻，人口中约有七成以上是侗族，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由省财贸系统的省直单位对口帮扶该县，但起色不大。
这个县是个侗族自治县，侗族，是一个居住在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交界地区十几个县的民族，属于古代百越人的后裔，与国内的壮族、黎族、水族、傣族和布依族等民族系出同源；与国外的京族（越南主体民族）、泰族（泰国主体民族）、佬族（老挝主体民族）、禅族（缅甸第二大民族）甚至印度阿萨姆邦的许多民族都有亲缘关系。国外的民族及语言学者称这些民族所讲的语言为“侗台语族”，以“侗”为首字来命名一个跨境而居的庞大语族，可见侗族在这十几个民族中的地位是相当之重要。地处湘黔桂三省交界“通衢大道”的通道县，则是公认的侗族历史文化文明中心，古代“侗王”所居住的皇都侗寨就在通道县，此外，在西洋音乐传入之前，侗族也是东亚民族中，唯一能够使用多声部进行民歌（侗族大歌）合唱的民族，通道县就是“侗族大歌”的发源地，享誉乐坛。
那时，从长沙到通道，坐吉普车需要十个小时，这还得排除路况不好及沿途农民占路赶集等情况，一路上，几个人聊着天，还不算寂寞。我们这轮下县扶贫，还一个任务就是“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估计是中央意识到在人民公社解散十年以后，农村不同程度存在宗族势力抬头及基层党组织涣散甚至消失的现象，因此，希望新一轮赴农村各级工作组能够在扶贫之余，再花些时间精力扼制乱像，重建组织。“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队员至少应该是党员吧？张里新、陈锐和我，都以为自己是四个人里面唯一的非党员，互相试探交谈中，居然发现除了军队转业干部赵佑庚以外，其他三人全是“党外人士”，随后哈哈，敢情！单位上派了几个党外人士去农村整顿和重建党组织，这算啥？
清晨出发，傍晚抵达，在下榻的县委招待所，发现我们这四个人竟然是到达最迟的，其他省直及中央在湘单位在这轮派驻里工作队员的有，审计署长沙特派办、省物价局、省商业厅、湖南商学院等，担任队长的是省商业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邓兆先。
欢迎会开过之后，工作队便分为两组，一组随邓兆先留在县城，老赵和老张年龄偏大，编入一组留县城，我和陈锐与绝大部分队员，都分派到县西部的边境播阳镇，于是，又从县城出发，坐上县委安排的北京吉普，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一上午，来到了与贵州省黎平县洪州镇相邻的播阳镇。
播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小镇处在雪峰山脉的南部余脉包围之中，从上游贵州方向流过来一条清澈的溪流，流到这里称为播阳河，镇街道对岸的一处平地上，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木质塔楼“白衣观”，在湖南省的旅游地图中，白衣观是一处历史文化保护景点，不过那时候没人关注。

小河对岸的木楼即为白衣观
镇上有几百户人家，一条主街道，两边分布着供销社、粮站、信用社、邮电所、电影院及一些经营户，离街道半里以外的新区，是镇党政办、中心学校以及派出所、林业站、农技站等机构。镇上每周赶集约两次，每逢集日，附近农民便肩挑手提，拿着自家土特产前来街道两边摆摊交易。
全镇约一万多人口，镇街道居民多为汉族，镇外有个偏僻小山坳里的村民小组是苗族，其余大部分的村寨，清一色侗族。我们下村时，一般由当地干部当翻译，由翻译与村民进行交流，我们全程在一边听他们用侗语叽里咕噜。当地侗汉之间交流所用的“通道话”属于汉语西南官话，与同属西南官话的四川话以及湖南常德话又有所区别，在我们听起来，通道话比常德话更接近长沙话。

朝晖夕阴中，漫步小镇街道，近处的青山，流淌的小河，宁静的白衣观，零星分布的侗族风格木楼，以及田间劳作的农民，构成一幅迥异于现代的田园景色，映入眼帘，看起来像是一处现实版的世外桃源。
与上一届工作队的生活起居方式不同，我们十多个人，没有分散住进村民的家中，而是集中住在镇供销社的客栈，这是一座两层楼的青砖建筑，在以木板房为主的镇街道两边，客栈算是相当现代了。

二十多年以后的播阳镇客栈（街道左边）
每天起来后，集中在客栈早餐，一般就是由食堂为每个人下一碗面，然后就根据工作计划，分头出发，到下面的村组，听取村干部汇报及村民代表诉求，走访贫困农户，发现其中的问题，回来再整理汇报材料。
离镇最近的村是上寨，处在播阳河的下游，虽然出了镇就能望见，但步行去也需要一两个小时，至于远离镇上的池喇、龙吉等村，翻山越岭一上午还走不到，等饥肠辘辘走到村里时，人家一般已经吃过中饭，因此，路上还必须带上干粮，以免赶不上村里的饭口。好在不论路途远近，也不论途中是否有人家，我们都不必带饮用水，不是我们耐渴，而是沿途多处建有饮水亭或水井，路人经过时，可直接用水井边准备好的饮具舀水喝，水质清冽甘甜，喝后令人精神爽朗。
播阳镇的侗族，民风淳朴，待人友善，有时我们在山间小路上偶遇对面挑柴而来的人，尽管我们是空手，他们肩上担柴，只要是觉得对面走来的是陌生的外乡人，不论是下乡干部还是生意人，也不论是侗族还是异族，他们都会侧身站立，让客人先行。
工作组外出走访完山村，从村组回镇上时，一般都已是天黑时分，此时都会有村民主动送我们回镇上。播阳这个地方旧时盛产华南虎，前几年网络生盛传一则“百虎围村”的帖子，说的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华南虎在湖南即将被赶尽杀绝之际，上百只幸存虎集中到了通道县，准备取道此处逃往贵州，百余只华南虎聚集后，将一个叫做“高坪”的村子给围住，进村肆意叼走家畜和小孩，这个高坪村，正是播阳镇下辖的一个山村。尽管七十年代以后，播阳山区就见不到虎豹豺狼了，但村民打火把护送客人走山路的习惯一直沿袭下来。走山路时火把领头断后，过桥时火把护佑两边。夜色中的火把，映衬出一幅古道热心的场景，令人难忘。
有一天，走山路去到一个村寨，到达时已是下午，村干部组织村民用他们看来是最隆重的侗族礼节迎接我们，有猎枪的人排列两边，朝天鸣枪，到晚饭时候，每家各端一碗菜送到村委会，很诚恳地要求我们尝尝。通道县的腌鱼和腌肉是每家每户都必备的拿手菜，但因为是用生鱼和生肉放入坛中腌制了一年以上，鱼肉拿出坛子时，气味很大且难闻，也就是味道鲜美，但臭不可闻，如果我们不伸筷子尝尝，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为了不让老乡感到难堪，我们只好在每家的菜碗里夹一块放入口中，边嚼边夸，这样，他们才会心满意足地将被我们尝过一口的菜拿回家，再由自家人慢慢享用。

涉水过小溪后上岸，注意旁边还有一副水车，那个年代，通道县的山区灌溉用水，依旧是用这种原始方式从溪水中获取。
当然，纯朴厚道的民族，一般也带着耿直、彪悍的性格，侗族人一旦发起飙来，哪怕是遇见天王老子，也得弄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在播阳镇的一个赶集日，我们亲眼见到两个摆摊的后生，一言不合，便互相打斗起来，打着打着，还没等到我们去劝架，其中一个就跑到附近的肉档，操起一把割肉尖刀，朝着对方要害部位一刀捅进去，那个被捅的人就在痛苦地翻滚扭曲中慢慢死去，杀人者倒是敢作敢当，看到对方死了，自己也没跑，坐在原地，直到派出所来人把他拷走。不久以后，杀人者就被枪毙了。
通道（包括播阳镇）的侗族，还有个习俗令我们这些外族人实在不敢恭维，一般民族都是男主外女主内，而侗族女人却是包揽一切，既主外也主内，不仅做家务带孩子，而且还要下田劳作，上山砍柴！那么，侗族男人都干啥呢？勤快一点的，可以与老婆一起下田或上山，但挑粮食或柴火的事，还是得女人干；懒散一点的，干脆吃过早饭后，就拎着个鸟笼子，几个、十几个地聚在一起，抽烟、扯谈、遛鸟，直到午饭时分。
这种习俗熏陶下的侗族，自然也就生性懒散，不求进取。于是，当我们将贫困户名单整理挑选出来，把解困资金送到他们手中后，并不见他们会用这笔钱去干什么正事，往往是拿了这笔钱去镇上买肉或鸡鸭鱼，买回来海吃一顿，吃完后再等着救济……。
即便是有的困难户建新房，申请到救济款没有用于吃喝，但遇到一些自己动手可以解决的力气活，比如砍树，扛木料，还是懒得干，而是出钱请隔壁贵州省更贫困的劳力来干，主家此时就像个老板似的，坐在前坪晒太阳。

在具有侗族建筑特色的风雨桥前，据说，八十多年以前，中央红军长征败走湘江，转兵通道时，主力部队就是走的这座桥前往贵州
扶贫遇到这种事，总是不免让人感到气馁，怀疑自己在这个偏远小镇为农民所付出的努力是否有实效，不仅是我们这些外来的工作队员，就是本地的领导，也是很无奈。当我们在通道的工作期满，即将回长沙时，工作组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一次交流恳谈，将所见所闻的情况通报給他们，当听到我们直言这个民族安于现状的惰性时，县委刘书记也只是苦笑地自嘲道：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我也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二十多年以后 ，我被临时抽调到省委巡视组，在对省农委（农业厅）的巡视中，总觉得那个农业厅刘厅长有点面熟，一打听，原来就是我在通道县扶贫期间的县委刘书记，此时，他除了厅长身份，还是湖南省推选的侗族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九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