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选择 | 李泽厚》
编者按
惊悉李泽厚先生逝世，《文史哲》编辑部全体同仁无比沉痛，敬致哀悼！李泽厚先生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全国美学大讨论”，以“历史积淀说”打破“反映论”“唯心论”对峙，创制出蔚为大观的具有传统底蕴和中国气派的美学体系，在青年时代便跻身中国美学巨擘之列。其学术生涯横跨共和国人文学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用“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等标志性命题，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留下了厚重的学术遗产。自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先生便与《文史哲》杂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09年，在敝刊60周年刊庆前夕，李泽厚先生致信编辑部，深情回忆：“我第一篇学术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经任继愈老师绍介，发表在贵刊1952年第2期，以后也续有发表。”李泽厚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与世界学术的巨大损失，也使《文史哲》杂志痛失一位巨笔如椽的作者。哲人已逝，德音永存，李泽厚先生千古！
在人生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经常一个偶然的机缘，便可以影响、制约、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因之，一般说来，如何在面临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时，注意自我选择，注意使偶然性尽量组合成或接近于某种规律性、必然性（社会时代所要求或需要的必然和自我潜能、性格发展的必然），似乎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学术道路上，也如此。如何选择在客观上最符合时代、社会或学科发展的需要性，同时有具体环境、条件中的可行性；在主观上又最适合自己的基础、能力、气质、志趣的方向、方法、专业和课题，而不是盲目地随大流或与各种主客观条件“对着干”，便是一件并不容易而最好能自觉意识到的事情。
我的好些选择就因为吃了这种盲目性的亏而遭受损失，以后因为注意纠正、补救这盲目性而得到一点成效。
我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工作是在大学一年级。现在看来，为时略嫌早一点：自己太性急了，在基础还不够宽广的时候，牺牲了许多广泛阅读的时间而钻进了小专题之中。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学校支持身无分文的穷学生们以编卡片或写文章的方式来参加这个运动。记得当时我的同学和朋友赵宋光同志写了一篇讲文字改革的文章发表了。我则努力在写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稿子。之所以选择谭嗣同也相当偶然，由于中学时代读过一些萧一山、陈恭禄、谭丕谟等人的书，对清史有些知识，对谭嗣同这位英雄同乡的性格有些兴趣，同时又认为谭只活了三十三岁，著作很少，会比较好处理，便未经仔细考虑而决定研究他。应该说，这是相当盲目的。结果一钻进去，就发现问题大不简单，谭的思想极其矛盾、混乱、复杂，涉及古今中外一大堆问题，如佛学、理学、当时的“声光电化”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很难梳理清楚；远比研究一个虽有一大堆著作却条理清楚自成系统的思想家要艰难得多。所以我这篇讲谭嗣同思想的文章易稿五次，直到毕业之后才拿出去发表。我研究康有为是在1952年，比着手搞谭嗣同要晩，但我第一篇学术论文，却是1955年2月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因为康的思想就比谭要系统、成熟，比较好弄一些。时隔三十年，这篇讲《大同书》的文章现在看来似乎也还可以，最近《大同书》手稿和康的早年著作的发现倒恰好印证了该文的一些基本判断。而讲谭嗣同的那篇却一直到收入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中才似乎改得勉强使自己满意。这个“经验”实际上是给自己的一个“教训”。
康有为《大同书》书影
我常常想，当年我对明清之际也极有兴趣，如果不过早地一头钻进谭嗣同，也许会研究《红楼梦》、李卓吾、王船山……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更为肥沃，更有问题可提，更有宝藏可发。如当时搞下来，年富力强，劲头十足，到今天大概可以更有成绩更有收获吧。尽管至今仍然对这一段有兴趣，但时一过往，何可攀援，临渊羡鱼，退而不能结网，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就是面临偶然性盲目性缺乏足够的自我选择的后果。我有时遗憾地回想起这一点，但已经没有办法。
我在搞谭嗣同的同时及稍后，逐渐认识到只钻一点是搞不好这点的。于是便有意识地把研究面扩展到康有为及整个维新派，并由此而下及革命派和孙中山。当时像《戊戌变法》一类的资料书还没出版，我用任继愈老师借我使用的借书证（因为学生借书数量限制颇严）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中看了和抄了许多原始资料（这使我至今觉得，真正要做历史研究应该尽可能查阅原始材料，而不能依靠像上述那种第二手的资料汇编）。这就是说，我意识到，不了解整个维新运动的前前后后，便不能真正了解谭嗣同；中国近现代的个别人物如不与时代思潮相联系便常常失去或模糊了他的地位和意义；特别是一些并无突出思想贡献或思想体系的思想家，更如此。这样一来，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逐渐变成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又与当前现实有着深刻的联贯关系。谭嗣同以及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和问题便可以不只是对过往思想的单纯复述或史实考证，而似乎还能联系到今日现实的身影。这里并不需要故意的影射，而是昨天的印痕本来就刻记在今日的生活和心灵中。中国近现代的关系尤其如此。于是，对此作出认真的自我意识的反思研究，难道不是一件很有兴趣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这种意义的真正发现却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和“文革”之中。民粹主义、农民战争、封建传统……无不触目惊心地使我感到应该说点什么。而这点“什么”恰好可以与自己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我在“文革”之后连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和1978年结集时，我似乎因三十年前所盲目闯入的这个偶然性终于取得它的规律性必然性的路途而感到某种慰安。特别是收到好些青年同志当面或写信来说明他们感受的时候。
我的研究工作的另一领域是美学。走进这个领域的盲目性似乎不太多：自己从小喜欢文学；中学时代对心理学、哲学又有浓厚兴趣；刚入大学时就读了好些美学书，并且积累了某种看法。所以1956年遇上美学讨论，也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当时主要是批评朱光潜教授，但我当时觉得，要真能批好，必须有正面的主张。用今天的话，就是“不立不破”，自己倒是较早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几十年来我很少写单纯批评的文章。我觉得揭出别人的错误一、二、三并不太难，更重要的应该是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新意见新看法。我总以为，没有自己的新意，就不必写文章。自然科学绝没有人去完全重复论证前人早已发现的定理、定律，社会科学领域其实也应如此。“人云亦云”“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做法、说法，我是不大赞同的。因此，在第一篇批评朱光潜的文章中，我提出了美感二重性、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以及形象思维等正面论点。这些论点虽然一直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反对，但我觉得这样比光去批评别人更有意思。
美学领域极广大，因此即使确定在这里活动，仍然有许多选择问题。搞什么？如何搞？是对审美心理或艺术现象作实证研究呢，还是研究美的本质？这里有方向的选择问题，也有方法、课题的选择问题。
我对微观研究是有兴趣的。历来便喜欢看那些材料翔实、考证精当、题目不大而论证充分的文章，对某些巧妙的考据也常拍案叫绝，惊喜不已。我曾戏称之曰发现了“绝对真理”。对自己的学生研究生，我也一贯提倡微观研究。我想中国人那么多，搞学问的人也多，如果你攻一点，我钻一点，把每一点的微观世界都搞得繁针密线、清楚翔实，那么合起来便大可观。这比大家挤着去做某些空洞而巨大的题目，有意思得多。我当年搞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思想，也是从这种比较细小的专题着手的。
但由于自己主要兴趣仍在哲学，当年考北大，哲学系是第一志愿。同班及高班好友如赵宋光、王承祒等纷纷在第二年转系时，我仍巍然未动。从而尽管对近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美学、艺术史、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史中的好些具体问题都极有兴趣，但我总不能忘情哲学。而且以自己一生精力去钻这些领域内的一两个专题，即使成了专家、权威，似乎也难以满足自己原有学哲学的愿望。而哲学却总是要求更空灵更综合更超越一些。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则大概与自已的个性、气质、经历有关吧。我还记得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精神危机”，想到人终有一死而曾废书旷课数日，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看着明亮的自然风景，惶惑不已……
我羡慕人们当专门家，但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当不了；而且也并不太想当。这观念经过“文化大革命”便变得更为明确。从而我的近代思想史、古代思想史、美学、康德……便都采取了宏观的方向和方法。我不求我的著作成为“绝对真理”、不朽永垂，在微观研究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去追求准确的宏观勾画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而稍一偏离，便可以相去甚远。但这种宏观勾画在突破和推翻旧有框架，启发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给予人们以新的勇气和力量去构建新东西，甚至影响到世界观人生观，只要做得好，却又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而这，不也就正是具体的哲学兴趣吗？
我自知做得很不好，只能表达一点意向，但我想努力去做。我的好些著作粗疏笼统，很可能不久就被各种微观或宏观论著所否定、推翻，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目前这种著作似乎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承乏一时呢？等将来日月出了，爝火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然消失而毫无遗憾。鲁迅早说过这样的话，他自己便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晚年他宁肯放弃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计划，而撰写一些为当时教授、专家极其看不起的“报屁股文章”——杂文。鲁迅也没再创作，而宁肯去搞那吃力不讨好的《死魂灵》翻译。他为了什么？他选择了什么？这深深地感动和教育着我。鲁迅不愧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思想家，而绝不只是专门家。
在小时候，母亲就教导我要“取法乎上”。但我做得很差。大量的时间无可奈何地被浪费掉了。我虽尽可能避免转入任何无聊的人事纠纷，但各种纠纷却总要找上门来。也没有办法。这使得我的写作也变得扭曲模糊。有如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后记中所说“这些在这本书里都不可能充分展开，只是稍稍提及或一带而过，但即使是一两句话，如能引起注意，在当时我以为便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有的也并不只是一两句话，不过总的说来还是相当简略粗疏，“因陋就简”。但有趣的是，拿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文章说，50年代写的那些是比较细致的，例如对谭嗣同“以太”与“仁”的分析、《大同书》年代的辩论等等，1958年曾将这几篇论文合成《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在上海出版。前两年在海外，才知道香港有此书的翻印本，好些海外学人也对我提及此书。但这本书和这些论文在国内似乎没引起什么注意或反响。相反的是，近几年我那些粗枝大叶讲章太炎、太平天国、革命派、鲁迅的文章却出我意料地被好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们所关注和欢迎。讲康德的书、讲孔子的文章、《美的历程》也如此。这倒成了自己上述选择的某种鼓励：看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值得和需要去做的。
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书影
与这种宏观微观相关，在材料上也有方法选择的问题。例如，是孤本秘籍法还是点石成金法？前者当然很有价值，发现、搜寻前人所未知未见的新材料以作出论证，当然很重要。我自己便非常关心新材料的发现，例如最近王庆成同志从伦敦带回来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材料便是从来未为人所知而极有价值的，这使我非常兴奋。但是我没有也不可能采取这种方法，我不可能去大量阅读，沙里淘金。我所引用的大都是习见熟知的东西，只是力图作出新的解释而已。又例如，在研究和表述过程中，既可以采取异常清晰的归纳、演绎，条理井然的论议叙述，像冯友兰教授那样；也可以注意或采取非归纳非演绎的直观领悟的描述方式。这两种方法也同样有价值，并无高下之分。我以为，学术作为整体，需要多层次、多角度、多途径、多方法去接近它、处理它、研究它。或宏观或微观或逻辑或直观、或新材料或新解释……它们并不相互排斥，而毋宁是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相互渗透的。真理是在整体，而不只在某一个层面，某一种方法、途径或角度上。中国古人早就强调“和而不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不要把学术领域搞得太单一化、干巴巴，而应该构成一个多层面多途径多角度多方法的丰富充实的整体。这才接近客观真理。
爱因斯坦的《自述》是很值得读的好文章。其中实际也谈了选择。例如他谈到“物理学也分成了各个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都能吞噬短暂的一生，而且还没能满足对更深邃的知识的渴望”，从而他“学会了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这不正是选择吗？又如“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均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这不也是选择吗？于是，一切的选择归根到底是人生的选择，是对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选择。“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茅草，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楚辞·卜居》）从屈原到爱因斯坦，古今中外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只生活一次，而且都是不可重复和不可逆转的，那么作什么选择呢？人生道路、学术道路将如何走和走向哪里呢？这是要由自己选择和担负责任的啊。
原标题：《我的选择 | 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