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西汉能够成为盛世，能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意识和稳定的核心地区版图，与西汉时期意识形态的建构有密切的关系。在西汉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理想性与统治阶层的功利性相结合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提；了解民情、感化人心是意识形态得以传播的条件；能够为日常生活提供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是意识形态得以巩固的可能。但西汉后期纯以儒家治国，把法家思想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剔除，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单一化，并逐渐弱化。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西汉能够成为盛世，能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意识和稳定的核心地区版图，应与西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年以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富裕景象，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而汉武帝时期以儒学为主导，融合各家各派思想而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当这一新的思想体系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时，政权更加巩固，政局更加稳定，社会更加安定有序，民族认同意识也进一步提升。西汉意识形态在建构、传播、普及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有迹可循的规律，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令人深思的教训。
相结合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提。“知识分子”是指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能将知性与德性相统一的一个群体。在我国古代，与西方知识分子概念接近的是“儒士”或“士”。中国古代的“士”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以伦理道德塑造自己的人格，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在西汉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中，“士”即知识分子的倡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初由于刚经历过战乱，社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人心思安。而刘邦和他的部属大都是以骑马打仗起家，对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知之甚少，对于治国安民，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即“士”阶层，利用知识分子的智慧来重建社会秩序。例如汉初黄老道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执政的指导思想，是执政者采纳了陆贾、盖公等知识分子的建议。王充《论衡·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西汉初期，太中大夫陆贾时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谈论诗、书，刘邦骂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商汤、周武王逆取天下而以仁义礼乐守之；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向使秦统一天下，若能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天下而有之！”刘邦愧之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代成败之事。”陆贾于是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历史上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著述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都称赞不已，后来结集成《新语》一书。陆贾在书中反复强调仁义道德、清静无为对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并以秦亡的教训和历史的经验作为论据。汉初全面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治，又与一位黄老学者盖公的倡议密切相关。《史记·曹相国世家》载：“参相齐，齐七十余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大集，大称贤相。”盖公是汉初齐地的黄老学者，在胶西一带授徒讲学。齐相曹参向知识分子们请教治国之道，对儒者的言论感到失望后，听说盖公的大名，便“使人厚币请之”，“避正堂，舍盖公焉”，并接受了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国思想。于是，“黄老术”便成为西汉初年齐国的主导意识形态。“黄老术”要求统治者尽量不发号施令，少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让百姓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政治统治。相国萧何去世后，曹参接任中央政府的相国，黄老术也正式成为西汉治国的指导思想。曹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史记·曹相国世家》）。此即所谓“萧规曹随”。曹参接任相国后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坚持清静无为不扰民。他选拔那些符合清静无为要求的郡国吏，罢免那些沽名钓誉的官吏，以保证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得以贯彻落实。曹参的做法，使黄老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成为西汉初年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后来儒学取代黄老学说，经过综合创新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也是陆贾、贾谊和董仲舒等知识分子倡导、执政者采纳的结果。陆贾将儒、道两家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仁义”，提倡“行仁义，法先圣”（《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出“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新语·道基》），把仁义道德作为政治的根本；同时他又受到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提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提倡“无为而治”。但是，陆贾心目中的“无为而治”并不完全是道家的，而是融入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他所设想的理想的“至德之世”，完全是儒家的礼仪之邦，与道家的理想迥然不同。贾谊的思想主要是儒法两家思想的融合。先秦儒家强调仁义，但对法治重视不够；先秦法家强调法治，却对仁义道德重要的社会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两家都各有偏颇。贾谊对儒、法两家思想的长短优劣有清楚的认识，认为两者都是政治统治的手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可以互补，不能偏废。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仁义礼乐为本、为主，以法治为末、为辅，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进行统治，并取得理想的统治效果。所以贾谊一方面从儒家的角度来批评西汉的政治，认为汉承秦制，延续了秦藐视仁义道德的做法，导致社会道德日益沦丧、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另一方面又从法家的立场，对当时流行的黄老道家学说表示不满，认为当时的统治者受黄老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和指导，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贫富悬殊、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中央对边疆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控制受到威胁、匈奴不断地干扰边疆，等等。所以他主张儒法结合，进行礼治，建立等级分明、上下有序的社会，加强中央的集权统治。陆贾、贾谊的思想可以说是西汉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的先声，为董仲舒替西汉王朝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据《汉书·董仲舒传》，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汉武帝问的问题有：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标志是什么？灾异之变因何而起？董仲舒都予以回答。接着汉武帝又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天人关系、古今治道与治乱的关系如何？董仲舒回答说，天包容万类，圣人效法天而立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地的永恒规律是大一统，大一统是古今适用的普遍法则。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即建议汉武帝统一思想，以儒学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不让其他各派学说与儒学齐头并进。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从此西汉由崇尚黄老道家之学逐渐变为尊崇儒家思想，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推动下，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墨家等各派思想的新儒学便成为官方的也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开始渗透到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人相比，具有更高的理想性、前瞻性和使命感。中国古代的儒士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和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他们研究学问，往往与政治相结合，即通过政治实践来检验学问的高低优劣，并确保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他们关注现实社会，希望自己所尊崇的学说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通过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信仰。正如余英时先生说的：“他们不能坐视世界的衰落而无动于衷，他们无论在平时或在乱世，都不能忘情于变无道为有道。”[1]这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知识分子由于博览群书，知识丰富，更由于自己的智慧和理性，他们对很多社会问题都观察得比较细致，思考得比较深远，也看得比较长远，因而经常能够从未来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评价现实，对很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往往有前瞻性的认识。因此，统治者也需要利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学术、智慧来为自己服务，以稳定社会，巩固政权。而知识分子手中没有权力，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也需要与统治阶层相结合。于是，读书入仕，参与政治、与统治者合作，便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主要途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它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建构和思想阐释；作为代表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行动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必须符合某一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必须得到统治阶层的接受与支持，才能成为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知识分子的理想性与统治阶层的功利性相结合是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提。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15.[2]夏增民.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3-87.[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8.
（作者：吴全兰，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