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 | 《新版<画皮>》等五章
新版《画皮》
蒲松龄老夫子的原版《画皮》，讲的是恶鬼啖人的故事，戒的是见色起意的书生。但如果将画皮者的动机理解为自然人对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的渴求，以面子感和成就感的满足为心理基础，立刻就会有形形色色的新版《画皮》诞生。
譬如说，在宗教家的视野里，转生成人算是在生物界的轮回中拔了头筹。那些不幸在投生时未能披上一张人皮的孤魂野鬼们，就要以自己的另类生存为耻辱，千方百计修炼出一副人的嘴脸来，以混迹人世为睥睨旁生的资本了。
这大概是造成人间拥挤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使人的社会生活更加混乱不堪的，是一些个体和群体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乃至终此一生，一直未能得到社会的确认并因此进入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
譬如说农村富余劳动力、城市下岗职工、城市待业青年、城市打工者等等。当这些人从城市边缘和外围向城市生活蜂拥而来时，城市并没有将他们与其他城市居民置于同一起跑线上，让他们在对等的竞争中赢得稳定的家庭、体面的工作、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关系，赢得一个人走向成功所必须的全部自尊。恰恰相反，城市一方面以他们的劳动和服务为保持自身繁荣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拒绝和排斥他们，只要给他们几个零花钱，就认为双方的交易是公平的，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
这种以国民的一部分为财富增值的酵母和手段的做法，正严重危害着整个社会肌体和精神的健康。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权利保障、待遇保障是一切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一切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缺少了这个前提和基础，人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就会失去控制，社会的道德、责任和使命也将无从建立。族群中的一大部分人的面目就只能日愈一日地黯淡和模糊下去，直到成为个人、家庭、社会秩序的挑衅者和颠覆者。
既然有雨露的地方长满了花，有桌椅的地方坐满了人，既然先在性地缺乏面子和自尊，除了努力修饰出一副假面来，通过种种正当不正当手段，挤进安富尊荣或者自给自足的圈子里去，在找到自己的社会归属的同时，让自己的心智获得安宁，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这些不自愿不自觉的隐姓埋名者由于长期处于承认与关怀的社会表层以下，正在汇聚成炽热昏沉、汹涌澎湃的地火和暗流；这些不自愿不自觉的隐姓埋名者因为尚未丢掉朴素的劳动观念和家庭梦想，所以与生活落魄者、精神扭曲者和人格破产者暂时拉开了距离。笔者曾亲见他们中的一员被简单而不可企及的愿望困扰着的情景，从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天。
说到了，他们不过是想成为现代社会平凡而神圣的一分子而已。
不撤除分隔在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体制性藩篱，就是漠视他们的生存；
不给他们建立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制度性保障，就是看着他们沉沦；
不把他们纳入人间温暖和文化关怀的阳光地带，就是愧对全社会的良知。
虽然传统修身养性经典里充斥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教诲，但碰上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面对所有人三代以来割舍不掉的兄弟情缘，心中就会油然生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让与地层一同失落了的人群继续失落下去？难道让老掉牙的《画皮》故事一再上演和演绎？
面子、关系及其他
一提起“面子”这样的潜规则术语，相信每个国人都心照不宣悠然心会。因此将个中真相一一指陈，形诸笔墨，明摆着是只有外行才肯干的吃力不讨好的事。
生理学意义上的脸不过是件器官相对集中、有表情刻度的显示仪而已。从生理学进入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情况立即变得复杂起来。
心理学意义上的脸面似乎与体面有关。因此要脸面是心存体面上得了台盘的表现，不要脸是甘居下流不知羞耻的代名词，给脸不要脸是不识抬举或抬举不起来的同义语。
社会学意义上的脸面似乎与面具有关。何谓面具？社会加诸自然人身上的头衔、职位、名分。有头衔就有权力，有职位就有利益，有名分就有地位；可以说其他人说不上的话，做其他人做不成的事，有头有脸，心想事成。没职位就得努力谋生，没名分就得忍辱负重，没头衔就得任人摆布；说不上话，办不成事，灰头土脸，一败涂地。
心存体面是好事。但体面绝非尊严，因为缺少思想和品格的支撑。
人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也不坏。但如果这一身份不以天赋人权和公民权为根基，不具备普适性价值，且获取手段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认定程序不是由内而外而是由外而内，以服膺权威获得威权为方式，以纵横捭阖互通有无为原则，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归旨，进而结成不断扩张的权力集团、利益族群和社会阶层，在出主入奴的拓扑学空间里驾轻就熟，在尊卑亲疏的关系学网络上运用裕如，置无辜百姓于投诉无门的境地——很显然，这样的社会身份与德行能力无关，与责任使命无关——是现代社会里的前现代隐私，公众生活中的癌变基因。
什么样的人在以面子和关系为特色的社会上吃得开？答曰：特能“钻”的人，特能“混”的人。
什么样的人特能“钻”？朝不保夕的物质破落户，人格扭曲的精神破产者，贪图享受的占有狂，志大才疏的野心家。
什么样的人特能“混”？一是有权有钱有名望，即有地位的人；二是有权有钱有名望者的亲朋，即有背景的人；三是为有权有钱有名望者效劳，即有关系的人；四是在公开的权力体制之外建立了隐蔽的权力系统，即大流氓；五是身体棒、脾气大、好逸恶劳的掠食者，即小流氓。
在面子和关系为特色的社会里，这些人即是所谓的成功人士。
在这样的成功人士横行的世上，胼手胝足、降心辱气操持着各自艰难的生计的，是缺乏自然尊严和社会保障的普通大众们。
“秘”而优则仕？
市面流行几句顺口溜，是调侃秘书的：
“胃口让领导练成拳了，
工资给领导拜成年了。
老婆让领导解成馋了，
轮到提拔，领导的嘴闭严了。”
虽不至于如此不堪，秘书的苦况，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大大小小的检查汇报层出不穷，加上领导大多是“赵钱孙李，篇篇文章念到底”的文宣公，写得一手好材料几乎成了当今社会衡量人才的最紧俏标准。一旦从人群里脱颖而出成为秘书，“五加二”、“白加黑”就是其工作情景的真实写照。一天一包烟，半夜一杯茶，领导要的“精神”“指示”就是倒不出来，挤不出来，也要像烟墨一样提前熏出来，茶锈一样按期熬出来。
此外，办公室的中枢地位决定了秘书必须多请示多汇报，且在汇报之前拿出几套方案供领导抉择；秘书的有职无权决定了他必须是领导的“跟班”，同志们的“拾遗”，所有领导疏忽了的，同事不愿干的，大到看门护院守电话，小到端水递烟捅厕所，都由秘书一揽子承担。如此鞍前马后事必躬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路坚持下来，为的是一个盼头。
而那盼头就是，秘书有一天也要成为领导，至少成为领导的副手。
除了有关系有门道的“空降部队，”和把衙门当商号计息生财的“红顶商人，”“秘”而优则仕，是大部分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正途。”
颟顸的大爷、顽劣的贾竖和精明的奴才，目前就是这些人“持世。”
同样是读书人，由登科第入仕到做秘书入仕，期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而这差别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士人精神的毁灭。
试想，将为老爷的升迁服务置于为人民服务之上，将老爷的私生活和舒适度看得比公共利益、社会和谐重要，长期经受这种污染，抱着从奴隶到将军梦想的人，即便上台，又有什么气节和指望可言呢？
如果引进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和理性精神，士人精神的毁灭本不足惜，毕竟士人不过是一群在生死名实成败忠奸的网罟里苦苦挣扎的可怜虫而已。
如果引进现代社会的公平竞争和自由选举制度，科举制的废止本不足惜，毕竟科举不过是“销磨天下英雄气，官样文章殿体书”的同义语。
但问题是……
无怪坊间又有这样的诨话：
“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你哄我，我哄你，全国人民哄总理！”
邂 逅
一名中年男子被摩托车撞了，头碰在马路牙子上，流下濡濡的血。
如果是搞侦破，你可以把它当做凶杀现场。如果是写小说，在结局出现之前，会有很多人事关系的铺垫和情节气氛的渲染。经过作者的推理和想象、修补和演绎，呈现给大众的是一个情节相对完整、细节相对丰盈的故事；换句话说，散乱、突兀、陌生的现实经过一双手的剪辑，变得合理、有序和易于接受了。
可惜生活不是小说，并不总是恰如人意地在预设的轨道上运转，更多的时候，它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结成巨大的、多触须的浑沌，汪洋恣肆地任意屈伸着。
除了被我们的动机诞育着、理性拣选着、情感催熟着、意志完成着的那部分世事，还有在我们的疏忽里发生着、仓猝里制造着、恐惧里规避着、欲望里扭曲着的那部分世事。整体地看，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清白的。
也许你一时兴起，也许你一念之差，也许你被冒犯了，也许你真的缺钱花－－回过头来想，世上没有什么事能大过一个人的生死。
然而没有什么回头机会了，伤害一旦形成，你只有瞠目结舌，或向隅黯泣。
可惜生活不是小说。以至于我们不知道那个躺在地上的男子，究竟是去做工，还是去买菜，是从家里出来，还是返回家中。
我们不知道那个肇事者，究竟是去打牌，还是去约会，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我们只知道，一个头鬓染霜、身穿旧制服的庄稼汉子，飞起来还是鲜活的人，落地时成为冰冷的尸体。
一切只需要短短的一秒。
在一个大多数人感觉里平平常常的下午。
看到了，听说了，惊悚过了，议论过了，缓缓散开来，带着缺憾去度自己的小日子。
颓 唐
唐朝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在缔造辉煌的同时，让人联想起一些莫名其妙的典故和词汇，譬如荒唐，譬如颓唐。
原以为颓唐是一时的情绪失落，正如荒唐是一时的行为失控一样。但一时的情绪失落也可以叫消沉，一时的行为失控也可以叫鲁莽，为什么要与波澜壮阔的唐代历史联系起来，亮出荒、颓这样沧桑的底色？
第一次对颓唐有感觉，是在电视上看某交通厅副厅长腐败案的报道时。奔六十的人，折叠成一堆坐在记者对面，如果走两步，不知道会怎样地龙钟与蹒跚，整个姿态是颓唐的惟妙惟肖的活注脚。支愣着的眼睛里与其说有几许羞怯，不如说有几许迷茫，这迷茫是由不适应造成的；他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地位的转换过于突然，换了谁都有可能丧失角色感，露出一副手足无措、张口结舌的白痴模样。
但颓唐不是从被捕的那一刻开始的。
颓唐从生命遭遇物质腐蚀的时候开始。
颓唐从精神价值被生活镂空的时候开始。
一个数十年如一日按时上班、按时回家，没有明显不良嗜好的人，一个衣着朴素、饭食简单，晚上七点半看完《新闻联播》上床休息，早上七点半吃完早点坐车出门的人，竟然将一条高速公路分成二十米不等的标段招标修建，竟然被检察机关从沙发、茶几、橱柜和犄角旮旯里搜出那么多连主人都遗忘了的现金。
难道人到了一定位置，会被蜂拥而来的钱财淹毙？
难道人可以在拥堵造成的窒息状态里有气无力地活着？
据说人从环境汲取营养的过程即是慢性中毒过程，人又不能摆脱对物质环境和条件的依赖，其间的取舍得失，是人类文化由以生发的基础。
一个在和平时势里随波逐流的人，一旦提拔为官，就有那么多的关系要维护，面子要照顾；那么多的电话要接，指示要听，文件要签，会议要开，活动要参加，应酬要到场；哪怕你病了，乏了，烦腻了，暴躁了，只要不打辞职报告，只能身不由己苦撑危局。如果人家说的事你办不成，人家送的钱你不敢接，还不如趁早找个冷板凳坐去，免得下次换届出乖露丑。不幸落籍为民，也要在胼手胝足自谋生计的同时，交接场面上的朋友，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隐瞒、欺诈、漠视和强制。否则你的补贴拿不到手怎么办？你的孩子上不了学怎么办？
也许他只是这样一个在官场上唯唯诺诺、面面俱到的人。
也许他只是这样一个在虚热闹里左绌右支、欲罢不能的人。
问题是，一旦这样的人掌握了公共资源配置权力，能找到门和说上话的人都受益了，找不到门和说不上话的人呢？社会的公平正义呢？
繁盛的大唐，就这样在早年化家为国的唐突、中年人伦倒错的荒唐和晚年纵情声色的颓唐里沉溺下去，中间虽经历了利益关系的调整，但仍挡不住利益集团扩张的势头，于是浮华成为一种时尚，在浮华和流离里香消玉殒、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