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史话：追风《离骚》祭屈原却问今朝情何堪？
端午史话：追风《离骚》祭屈原却问今朝情何堪？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自从“华胥氏教民结绳织衣”和“伏羲氏教民演易八卦通天道”以来，特别是自“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以来，中华民族道法自然法则“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就形成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二十四节气”农历习俗，也就有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四大传统节日”。只是到了“黄帝战蚩尤”和“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以后，才有了“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乱世风云，也才有了端午节祭屈原的非物质文化传承演变。
此所谓非物质文化传承演变，当然就伴随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物质文化传承演变。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便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然而，正是在这物质文化“术为道之用”的科技创新过程中，人们却逐渐迷失了非物质文化“道为术之本”，也就很难看明白这“法术万变而道不变”的“道不同”。事实上，楚国贵族精英屈原的人生悲剧，本身就是“春秋无义战”的“名可名非常名”。人们在端午节纪念屈原，也就必然演变成了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道可道非常道”。
众所周知，自“黄帝战蚩尤”和“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开始，就形成了奴隶制小康社会“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级礼法制度。再经“汤武革命”的“打倒君王做君王”胜王败寇改朝换代，才有了周朝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天子分封建藩”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在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才演变为姓氏合一。据传，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芈姓出自黄帝颛顼族系的祝融氏。到了商代，芈姓族群迁徙至南方楚地。到了熊绎之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宜昌。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名为“屈瑕”的地方，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
楚国王公贵族，在春秋时期便有若敖氏、薳氏和屈氏。到了战国时期，这个“楚虽三户”，就变成了昭氏、景氏和屈氏“三大家族”。从春秋前期直到战国后期，只有屈氏始终处于楚国的高层。据说，屈原就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他早年深得楚怀王信任，曾经担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此所谓三闾大夫，就是掌管楚国“三大家族”的内部事务。
有专家考证，屈原大约出生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到三十年期间，即公元前342年到公元前339年之间。按照天干地支纪年法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屈原不但出生在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屈原自己就在《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所谓“摄提贞于孟陬”，意思就是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而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的那一天是寅日。因此，屈原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叫做“平”，字叫做“原”。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也说：“正，平也。则，法也”。又云：“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屈原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北宋易学家邵康节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地人”三才搭配，这在当时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不过，虽然屈原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却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最终在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唯有宋玉为屈原写悼辞，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其辞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宋玉生于屈原之后，是屈原弟子。他平生酷爱辞赋，既懂音乐亦善于写文章，曾事楚顷襄王， 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辞赋家。
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在春秋时期以前，吴越地区有端午节龙舟竞渡祭祀祖先的民俗。后来，因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自尽。于是，端午节就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最早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文献，始见于南北朝时期。据南朝梁宗懔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又据《隋书·地理志下》记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就由荆楚地区扩展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并且一直传承至今。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班固《离骚序》曰：“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同时，班固也批评道：“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甚至直言：“非明智之器”。王逸《楚辞章句序》则称：“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李白《江上吟》叹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曰：“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朱熹《楚辞集注》云：“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到了近现代，梁启超称赞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闻一多称赞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当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当年的《文艺报》集11号社论《屈原和我们》：“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在《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中说：“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和艺术科学院成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詹姆士·海陶玮在《屈原研究》中称赞说：“一个大诗人，又如此追求创新，这在世界文苑中确实极为罕见。”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他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和“中华诗祖”，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和《天问》等。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与《诗经》并称“风骚”，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了汉赋的形成。
再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对于端午节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演变，我们还是要归根于“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屈原“冀幸君之一悟”的“香草美人”幽怨悱恻，就会让我们想到岳飞“臣子恨何时灭”的“仰天长啸”。诗人屈原和诗人岳飞的文学艺术造诣，固然令人赞叹。这两位诗人的历史悲剧，却都是因为超脱不了“君臣之道”的等级礼法。与其说，屈原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和“黄老之学”的传播者。倒不如说，他原本就是“克己复礼”的“保守派”。
据传，屈原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然而，屈原此次变法的详情，《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有专家从《离骚》和《九章》中发现，屈原受楚怀王之命进行改革变法，就是“奉先功”和“明法之嫌疑”的变法运动。不过，同样是面对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现实，“尊王攘夷”和“权轻重”的“管子变法”，就是“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的“五战而至于兵”。通过这种“先兵伐道”的货币贸易战争，就曾经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商鞅变法”发展实业经济的“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务耕织”，则是对“管子变法”虚拟经济的“反其道而行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也曾经使赵国一度强势崛起。而屈原的“变法图强”，却为何让楚国日渐显现文弱之势？
当然，在私有制“家天下”的楚国，难免就会滋生出结党营私卖国求荣的“楚奸”。那么，在私有制“家天下”的秦国，难道就不会有结党营私卖国求荣的“秦奸”吗？显而易见，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创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敢于打破奴隶制小康社会“天子分封建藩”君臣父子等级礼法制度。而屈原倡导的“美政”和“仁政”，却恰恰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假仁假义假公济私自欺欺人！更不用说，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的王公贵族精英们，谁还能想起道法自然法则大公无私抑强扶弱的“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