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山这样评价陈独秀：“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讲到五四运动期间，在北洋政府高压之下，胡适主张将北大迁往上海，并写出相关的倡议书、签名信等，安排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北大红楼连夜编印，准备第二天向社会散发。
陈独秀听闻后，暴跳如雷，不听家人的劝告，冲到傅斯年等人编印材料的地方，当着众人面把材料撕得粉碎，并大声嚷嚷要找胡适。已回到家中的胡适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回到红楼。陈、胡见面，爆发了激烈冲突。我觉得编导将陈、胡的这段对话设计得非常精彩，两位演员表演得也比较到位，这段对话把陈、胡之间思想分歧及性格差异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适之，我把你写得倡议书、签名信全部都撕毁了，你知道吗？
胡：我知道，傅斯年已告诉我了，仲甫兄，别说你把倡议书和签名信全烧毁了，你就是把我胡适之的家烧毁了，我也是不能生气的。
陈：为什么？
胡：第一，你是我的恩师，我的兄长，第二，你明明知道，眼下离开要比留下更安全，更稳妥，你还是毅然决然的把它烧掉了，你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这是高风亮节，我怎么能生气呢？
陈：这么说你想通了
胡：不生气和想通了是两码事，
陈：好，适之，首先我要感谢你为我着想，但是我要问问你，全国几十万学生全都行动起来了，全中国都在声援北大，这个时候你倡议把北大搬走，北大走了，运动的中心没了，大家的努力白白浪费了，郭心刚命白送了，没有人再阻止巴黎和约，你想过吗？
胡：你说的这些我焉能不知，可是北洋政府已经来硬的了，明令三日之内必须复课。不复课就要强行解散，那我请问你，北大的解散和搬迁，两种比较哪种更有利？
陈：北大是中国的北大，全中国一流的大学，凭什么他北洋政府说解散就解散，北大解散，你问问中国的民众他们答不答应？北大老师，北大学生答不答应。适之，你什么时候变成被北洋政府驯服的绵羊了。
胡：仲甫兄，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不再隐瞒我的观点了，两年前，我从美国来到中国，为了就是做好新文化，那时候你说了一句话，二十年不谈政治强，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学者爱国和救国的根本之道，在这条道上我们新青年的每一个同仁齐心协力，把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把曾经死气沉沉的旧北大变得生机盎然，可是后来你变了，你说新文化运动离不开政治，你甚至说新文化运动他本身就是政治。
陈：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得是中国的生机盎然，不辩，不争，不可以。
陈独秀和胡适
胡：你说的去辩，去争，我都能理解，我也支持，所以，五四运动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巴黎和约，我真心支持，在上海我还和延年他们一起亲身参加了示威游行，可是现在不同了，学生不上课，教授不教书，整个北京的学校都罢课了，所有的人都去搞政治去了，整个社会都乱了，仲甫兄，难道这就是你陈仲甫想看到的生机盎然吗。
陈：生机盎然不是等来的，适之，是要斗争来的，不破不立，此时的中国需要勇士和斗士，凭什么我们中国人就要眼睁睁的看着签订巴黎和约，凭什么要眼睁睁看着青岛拱手让给日本人，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象畜生一样等死吗，
胡：当然不是
陈：就应该象畜生一样任人宰割吗。
胡：当然不是，我不是不主张抗争，我的意思是不能蛮干，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要懂得远离这些是是非非，保护自己，我之所以提出北大南迁上海，我为的就是要把北大保留下来，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我仅此而以。
陈：你这是妥协，是投降，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了。
作为思想界的先驱和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运动中发挥了别人替补不了的作用，他性格刚强，有胆有识，不畏强权，不惧生死，一旦认准目标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运动兴起后，他身先士卒，奔走呼号，举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推动这场运动走向纵深。
他在《每周评论》上多次发文，揭露列强的贪婪本质及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提醒民众不要对巴黎和会抱有任何幻想，号召青年学生为国家为民族要勇于担当，不畏强暴，不怕流血、不怕杀头。
他和李大钊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他亲自到北京天桥新世界游艺场顶楼抛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并发表演讲，遭到逮捕。
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中的陈独秀（左二）
著名党史学者陈铁健这样评价陈独秀：“作为一代精英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有着断头流血都不辞避的悍劲，所向披靡的狂飙式的气质，棱角毕露、锋芒逼人。”
正是因为他有一种同时代人中难以匹敌的敢想敢干的开拓精神，再加上他思想深邃，目光锐利，光明磊落，开风气之先，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实际上担任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评价也很高，“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那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关于陈独秀的坦荡、爽直、宁折不弯和无所畏惧，同时代的人有很多精彩的回忆和评价。
第一次见到沈尹默，他就毫不客气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但字则其俗入骨。”
一日刘季平邀请沈尹默兄弟二人在家中饮酒。三人系文友，相知甚深，一场酒从中午喝到天黑。沈尹默回到家后就着酒兴，写了一首《题刘三黄叶楼》，刘三便是刘季平，黄叶楼则是刘季平的居所。
沈尹默
“眼中黄叶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
酒醒之后，沈尹默将这首赠送给了刘季平。体会到这首诗的不凡意境，刘季平非常喜欢。刘当场铺纸研磨，请求沈尹默把这首诗写下来，他好挂在书房中。
好友相求，沈尹默没有理由拒绝，便挥毫泼墨，将这首诗写在了纸上，刘季平将其挂在了书房。
不久，陈独秀来到刘季平家中拜访，便在书房看到了这幅墨宝。
他询问好友，这是谁作的诗，刘季平便将沈尹默的名字告诉了陈独秀。
陈独秀问刘季平要了沈尹默的地址，第二天便奔到了沈家，开门见山道：“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但字则其俗入骨。”
虽然陈、沈互相之间早闻大名，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可刚刚蒙面，陈独秀就来了这一句，沈尹默一时愣在了原地，不知如何回答。沈尹默后来回忆说，当时宛如一记棒喝，只觉得刺耳之极。
沈尹默的书法墨宝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最后一次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当局将其押解至南京，在火车上陈独秀竟酣然入睡，到下车时他还深睡未醒。
他一生被捕过五次，面对当局的暴行他从都是坦然面对，铁骨铮铮。他有一句名言：“科学研究室和监狱是世界文明发源地，号召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最后一次被捕，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见到了之前已关进来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他笑着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
警察将他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他竟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车到南京时还未醒来。
到了南京，国民党大员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讯他，传讯结束后，何竟要陈独秀给他留点墨宝，陈独秀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应钦不以为忤，欣然接受。
陈独秀赠刘海粟诗
看何应钦让陈独秀写字，在场的其他人团团围住陈独秀，向他索要墨宝。陈独秀也在兴头上，来者不拒，似乎忘记了他的囚犯身份，挥毫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作罢。
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等罪行。不名一文的陈独秀自然请不起律师，法律界鼎鼎大名的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他的律师。章早年和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感情甚笃，后来曾合作办过《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因为有公开辩论，不少人从上海、无锡、镇江赶来旁听。二百多人挤满了旁听席、记者席。就连法庭门外都站满了旁听者。
当检察官控告完毕，陈独秀当庭抗辩，这时已经接近下午两点钟。他集中火力在检察官所言的“危害民国”上：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
陈独秀抗辩后，辩护律师章士钊起立辩护。53分钟滔滔雄辩，他亦是紧扣检方要点，驳斥检方的起诉书“无中无西，无通无列，一切无据”。
国民党终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13年徒刑。陈独秀不服判决，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陈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关于陈独秀的性格，鲁迅有一段经典描述
“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
毋庸置疑，开拓局面需要有陈独秀那种不惧艰险，不避斧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但作为一位革命领袖来说，稳健，理性、灵活、宽容，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也是不可或缺的素质，而陈独秀性格中缺少的恰恰是这一方面。
正因如此，无论是五四时期或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前后，陈独秀性格倔强，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拍桌相向，严重的家长制作风，使得他在党内与不少人关系搞得很紧张，甚至有人因为受不了他的暴脾气脱党而去。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李达
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意见分歧，回武汉找了教书的工作，再也没有回上海。
在李达后来自述脱党的诸多原因中，就包括：不满陈独秀在党内以“老头子”自居的霸道作风等。他后来回忆说：“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做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陈独秀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胡适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动辄拍桌子骂人。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由于跟陈独秀搞不好，1922年，我就到湖南去搞自修大学，这次是毛主席让我去的。”
《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望道谈到他22年脱党的原因时说道：“同陈独秀意见不合，做法有距离”。1923年，党组织曾派沈雁冰劝说陈望道取消退党。他称：“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能取消退党”。
陈独秀由于固执己见，最后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再后来成为了托派。关于自己的思想作风，他曾这样表白：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有一位熟知陈独秀性格的人评论他：“非常偏颇，而且相当自负，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难以办到的”。
陈独秀这样的特殊个性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建功立业，也容易犯严重错误。虽然历史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同样也是历史把他抛入时代的深渊，性格即命运，此语信然。
著名的民主人士，陈独秀的安徽老乡朱蕴山先生曾写了这样一句诗评价陈独秀的性格：“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确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