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续命人，组织了这场战争，避免了大明王朝步入北宋的后尘

公元1449年，远在蒙古高原的瓦剌部因不满明朝对其的贸易封锁。在其首领也先的带领下，分四路大军南下攻打大明。此时大明王朝的皇帝，正是年轻气盛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立不世之功”的怂恿下，朱祁镇也想要像其曾祖父朱棣那般御驾亲征，建立流芳百世之功绩。

可惜地是年少毫无经验的朱祁镇所托非人，一路上对于王振所提的建议，悉数采纳。最终等来的是自己御驾亲征被俘，也先手握着朱祁镇这张王牌，进可攻退可守。明朝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一个状态，朝堂之上，更有大臣主张南下，避其锋芒，保全祖宗基业。此时的明朝已经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是南下成为南宋之流的割据政权，还是誓死保卫首都，成为了朝堂之上喋喋不休的议题。

在这危难之中，于谦站了出来。对于徐珵提出的南下之策，于谦厉言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在于谦等人的坚持下，主战派占据了上风，新君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接过北京城防务大权的于谦。趁着也先大军尚未到来之际，立即调来了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州粮入京师，稳定了北京城内的民心。然后惩治了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王振在京的余党，并积极地整饬军备，提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在于谦的整顿之下，原本人心惶惶的北京城变得异常团结，每个人都是同仇敌忾势死保卫北京城。

同年十月，也先大军乘战胜之余威，以送驾还朝为名，挟英宗一路破关而入，重兵直压北京。面对也先大军，于谦摆出了一副破釜沉舟之态。将大军分兵于京城九门之外并关闭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同时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本人更是亲自披挂甲胄，站在队伍的最前方，勉励三军，在于谦的号召下将士们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击瓦剌军。

也先大军以为这批明军跟御驾亲征的那批明军一样窝囊，于是轻敌冒进。十月十三日那天，明军同瓦剌在得胜门外展开激战。史载：“尚书于谦败虏于德胜门外。初虏以数骑来窥德胜门。谦等伏兵于两旁空房，先遣数骑迎战，诈败。虏众万余来追。伏兵起，以神炮、火器击之。虏遂却。”得胜门的交战正是北京守卫战的一个缩影，在其他城门的战斗当中，也先大军皆讨不到好果子吃。在几天的交锋之后，也先大军士气低落。当也先听到明朝“勤王”援军将到，害怕退回蒙古的后路被断。在十五日这天夜里，也先下令拔营北遁。就这样在于谦领导下的北京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可以说让大明王朝又续命了2个世纪，在那个皇帝被俘的关键时刻。大明王朝面临了北宋亡国时所面临的危机。南下另起炉灶，不仅不能保全国家，反而还会导致王朝的覆灭。况且此时的大明国力尚属鼎盛时期，实力上本就不用畏惧蒙古大军，此时南下无疑是自掘坟墓，也会为后人所不齿。

同时北京保卫战也间接加强了明朝的边防力量，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等边关为屏障的大区域防御体系，有效地防御了北方之敌。当时也先退军不仅仅是因为北京保卫战胜利了，还在于长城沿线的宣府、大同、居庸关等地也在积极地修筑工事、调集兵马前来守卫。也先正是害怕等到长城沿线的关隘连成一线，使得自己无法安全地回到蒙古高原，才不得不下令退兵。

在北京保卫战当中，明军重创了蒙古军队，迫使也先退兵。在遭此打击后，也先再也没有实力组织大规模的侵扰明朝北疆的行动，瓦剌由此一蹶不振。可以说北京保卫战一战便使得北方边境迎来了数百年的安宁。顺便一提的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之前，整顿吏治，也让此时宦官弄权，内外官吏，贪残成风的官场风气得到了改善。有效地缓和了百姓与贪官污吏之间的阶级矛盾，对于明朝的内部社会稳定也是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可以说，于谦是大明王朝的续命人，他以一己之力，让大明王朝多活了近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