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中国哲学和思想发生了一次巨大震荡和转向。这主要原因是异族入侵,改朝换代,读书人开始检讨他们在文化领域内的得失。另外,也是理学和心学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在这个时候,有三位大思想家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即黄宗羲、孙奇峰和李顒。其中前两位被人熟知,但李顒的生平和思想相比之下,就显得冷落得多。
李顒 ,周至人,字中孚,又字二曲,二曲的意思是他家乡住的地方有弯曲的水和山。水弯曲的地方叫盩,山弯曲的地方叫厔。他是一位“关学”大家,与另外两位姓李的学者统称为“关中三李”。李顒早年家里不富裕,父亲是个小官。日子勉强能过得去。后来父亲要从军打仗,临行前,掰下一颗牙齿给李顒的母亲,说:如果不能胜利,我会埋骨沙场。你要好好教导我的儿子。”说完就走了,兵败,死在战场上。李顒的母亲葬了他的牙齿,把坟墓叫“齿冢”。当时李顒十六岁,母亲每天向他讲解忠孝节义的道理来激励他,李顒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他无意功名,“顾惜名节”,誓不仕清。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讲学不到三个月,便被当地官员以“山林隐逸”的名义举荐入朝,但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关中的学者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后来康熙西巡,“召颙见,时颙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李顒曾这样解说他的志向,“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於世。否则假途干进,於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李顒在哲学思想上,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他所说的“明体”,就是要通过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他所说的“适用”,是指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兴修水利等等,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李颙提倡“悔过自新”。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他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李顒的“悔过自新”说是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对儒家“反省内求”功夫的一种新解释。它以性二重论为理论基础,赋予“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通过“动念一转念”、“慎独”、“静坐”、“日用常行”等路径积极主动地“悔”,达到回归至善人性的目标,开通了常人成圣成贤的简捷通道,从而将儒家“内圣”的功夫开出了一条“外王”之路。李顒的这种“悔过自新说”,是从反思儒学发展中的弊端和偏失,进而阐发出理学与经济关系之论,主张循儒学基本精神,和当时社会的农技、水法等经济实学事务相联,在儒学传统和启蒙思潮之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李顒还认为为官必须要有官道、官德;学校教育应“济世安民之务”,文学的“本”是道德;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融和传播发扬等。李颙的学问渊博,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所建树。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顾炎武赞扬他是学者们仰望的“泰山北斗“。晚年寓居富平钻研学问,坚持讲学直到78岁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