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杨百揆

我和杨百揆相识于十几年前。当时，尹伟中创办《学习博览》杂志，邀我和杨百揆一起参与。我们每两周去一次编辑部，和几位青年编辑一起商议选题，相处十分愉快。百揆兄比我年长一岁。我们经历相似，有很多共同语言。

他和我都是老三届，他是北京四中66届初中生，我是师大一附中67届初中生；都是1968年到山西插队，他在山阴县，我在沁县。后来，他做过几年铁路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我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是我的学长。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最有生机的岁月，也是杨百揆人生最好的时光。他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期间，出版了《西方文官系统》、《美国总统及其选举》、《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等著作和《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训诫》等译著，在国家政治转型的许多问题上，提出不少有影响的创见。

我和他共事的时候，他已经在家赋闲多年。然而，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关切之中。某次他在编辑部谈起，人类面临的社会威胁主要有三个,可以叫作大权、大钱、大言。我觉得他的思考具有根本的性质，语言也生动，建议他一定要诉诸文字。他说我是他的知音，于是很快写了一篇短文，在《学习博览》2008年1期发表，题目就叫《大权、大钱、大言》。他说：权、钱、言为“大”的特点是：一、垄断性。大权即垄断性权力或曰“绝对权力”；大钱即垄断性资本或“主宰性财富力量”；大言即垄断性话语。二、逐步成为社会通行的价值尺度。三、形成向其他领域的强势扩张。如权抢钱、权控言的权；钱买权、钱买言的钱；言夺权,言骗钱的言。权、钱、言三者之一过大时,就足以危害社会。三者均大且合一时,对社会危害最大,比如中国的秦始皇时期；二者大且合一时,对社会的危害次之,比如英国17世纪上半叶詹姆士一世时期,政教合一但有经济自由,且经济中没有大钱。要避免大权、大钱、大言对社会的大威胁大侵害,首先须将权、钱、言三者分开,使之均衡并互相制约,形成社会分权制衡。要限制大权、大钱、大言之一对社会的威胁侵害,一是要防止其由小变大,二是内部还要分制,就像避免形成绝对权力要在权力内分权制衡,限制钱坐大,变成豪强,要有限制钱的规矩。言也是一样。在保障言论权、经济权、参政权等基本人权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前提下,消除大权、大钱、大言的威胁与危害,是今后人类要解决的最重大的社会课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百揆心中其实早就酝酿了一整套想法，足够写成一部大著。可惜他当时疏于动笔，只开了一头，就把这些宝贵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