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观的社会历史向度
“自然”与“历史”是一对范畴，卢卡奇、施密特、莱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通过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历史辩证法，把恩格斯哲学理解为自然辩证法，从而制造了所谓“马恩对立论”。其实，恩格斯对自然的关注始于他对西方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观察，他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目的是要通过可靠的自然科学知识揭示自然界的辩证特征，进而把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起来。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提升”与“影响”多重关系的揭示表明，他和马克思一样，始终把自然放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进行考察，其自然观具有显著的社会历史向度。
恩格斯生活于德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大发展时期，工业革命带来的不只是生产方式的巨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还导致了人口的集中和众多大城市的出现、资源浪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及其引起的环境破坏问题。恩格斯敏锐地关注到这一系列变化，在早期写成的《伍珀河谷来信》（1839）、《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等著作中，以其亲身经历揭示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破坏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他看到资本家将使用红色染料产生的废弃污水排入河中导致“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看到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生活环境恶劣、疾病蔓延，开始思考科学技术发展同自然演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问题。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与冲突，他提出以“两个和解”实现社会的彻底转变。
所谓“两个和解”，指“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无法完全脱离自然界而单独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目的成了单纯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必须谋求人和自然的和解。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不择手段，人与人的和解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从矛盾复归于和谐。“两个和解”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消灭私有制从而瓦解一切私人利益是恩格斯对这一条件的归纳概括。
从1873年到1883年的十年（包括写作《反杜林论》的两年）是恩格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探索自然发展规律的“脱毛期”。恩格斯之所以要集中多年时间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有着批判与建构的双重意图。
在批判层面上，恩格斯主要针对的是欧根·杜林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曲解以及毕希纳的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杜林在1865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一书中，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为“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的“非自然”辩证法，并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不久陆续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贬低凯里的功绩的人和国民经济学的危机》等，曲解与贬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马克思本人早在1868年就表达过集中精力批判杜林的想法，但苦于始终没有时间，只能一拖再拖。毕希纳于1872年出版了《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的第二版，马克思对书中的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其问题的根源在于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从根本上澄清杜林和毕希纳的错误思想并消除它们的社会影响，恩格斯感到有必要“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并主动承担起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观的工作。但他也意识到，“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而他当时对于自然科学仅处在“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段的研究”的水平。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详细列出了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这是恩格斯系统研究自然科学的开端。
在建构层面上，恩格斯试图通过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从自然界中找出并阐释辩证法的规律，在对“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中达到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阐述辩证自然观、统一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目的。他在《反杜林论》中明确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之于原则的先在性，“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阐述了这种新自然观的辩证性：“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自然辩证法》在考察“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时，以写实的方式从生成性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分化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不仅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双向联系，还在对人类生成发展问题的考察中明确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在恩格斯那里，揭示出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只是阶段性目标，他的自然观最终要着眼于把自然界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结起来，形成关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观，以进一步探讨他在早期就关注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的变革。《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的“两大提升”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的“两种影响”，与他早期提出的“两大和解”相互映衬，是恩格斯自然观最终目标的集中表现。
“两大提升”即人的“物种提升”和人的“社会提升”。恩格斯在谈到人类历史的演进时提出，人类的历史发展需要“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以保证“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人的第一次提升是指在劳动基础上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人从物种关系中提升出来，使人摆脱了自然界对人的绝对支配，成为自然界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人的第二次提升是指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人成为社会的主人。“两种影响”即人类的生产活动“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以及“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恩格斯在阐述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时提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世界”，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在他看来，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尤其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增强了人类预判自己的行为对自然产生后果的能力，而人类如果“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人类在对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只有对现今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才能学会认清进而控制、调节人类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时，或者批判恩格斯将辩证法强加到自然身上，割裂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联系，或者提出马克思否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甚至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看作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从而制造出“马恩对立论”。辩证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错误态度，需要我们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整体上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史。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危机的出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贡献在西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正在把这一理念变成现实。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劳动精神’概念的三维审视”（L18BLW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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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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