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任询“破体”书

任询（约1123—1194），字君谟，号南麓，又号龙岩。易州军市（今河北易县）人。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任询曾游历江浙一带，故本传云“询生于虔州（今江西赣州）”。据元好问《中州集》称，其父任贵，“有才干，善画，喜谈兵”。可知任询书法有家学渊源。约于1194年卒，年70岁（一说71岁卒）。

任询书法，传世者极稀。实际上，任询一生挥毫无数，“于书在京师为最多”，然身后传世作品却凤毛麟角，墨迹罕传。在宋元人文集中，著录任询绘画作品的文字资料，仅在元代人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中一见。画作几乎全部佚失，书法墨迹仅存世三件（其中一件为法帖）。幸有历年发现的一些金代刻石和拓本，使他的书迹得以留存，让后人今天有幸窥见这位一代巨擘的书法面貌。通过清理文献发现任询墨迹与刻石，除去佚失不存的，迄今发现如下十件。其中“破体”书五件，占半数。

所谓“破体”书，是针对“篆隶草行楷”五种既定书体而言的。是对不同书体进行杂糅而形成的一种特殊面貌的书体。“破体”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徐浩《论书》：“厥后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这里言王献之打破了王羲之书法固有的体式规范，而形成自身的风格特征。“非行非草，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破体”正是这种介乎稿草和行书之间的一种体式。王羲之《十二月帖》即是破体典范之例。之后，“破体”书被历代书家一直尝试应用，至颜真卿《裴将军诗》碑又是一高峰。

王羲之《十二月帖》

任询的“破体”书，在沿袭前人基础上，将多种书体进行糅合，又自生特色，展现了其书法强烈的创造性。如墨迹《书杜甫古柏行诗卷》与《跋郭熙山水图卷》、法帖《书韩退之秋怀诗卷》以及《古柏行诗》《秋怀诗帖》碑刻等，皆是行、草书兼具或正、行、草三种书体相杂的面貌，不妨说“破体”是任询书法的重要特征。

《秋怀诗帖》（局部）

任询法帖《书韩退之秋怀诗卷》，又称《秋怀诗帖》。此拓本，字迹大小不一，起始以正书居多，后半部分多以行草为主，末尾有任询落款。这是任询“破体”书中“帖”类代表。顾复《平生壮观》中记道：“韩昌黎‘秋怀诗’十一首，绢册正书，径寸无款，每诗一首，印‘任询图书’一方，似学颜平原。”顾复为清代颇有名望的书画鉴赏家，又过目《秋怀诗帖》的原本，却出现“绢册正书”的偏差。马明达认为：这些（偏差）大约是顾复因追忆而失实。顾复和曾为清代书画鉴赏家的吴其贞都曾过目《秋怀诗帖》，并且作了评述，吴其贞认为任询此帖“书法雄秀，结构纵逸，盖宗于颜鲁公”。顾复则提出自己的看法：

君谟书谓其善学平原，予以为泾渭通流，清浊迥别，似是而非者也。幸每诗下有图书手考，不然耳食者得毋以平原命之耶！筋力虽遒，笔墨颇厚，其优孟之学叔敖衣冠谈笑乎？

顾复认为，任询虽学颜平原，只是得其皮相，似是而非，与颜书有很大差距。不论二者评价如何差异，其共识之处是任询此法帖宗颜无疑。启功先生看法区别前人，他评任询此帖：

（任君谋）又书韩昌黎秋怀诗，天真烂漫，实得力于周子发，怀素《律公帖》后周跋可证也。

《秋怀诗帖》（局部）

《秋怀诗帖》原石久佚，不知所向。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附碑拓本局部刻文八行。《秋怀诗帖》与颜书相比，优劣暂且不论，它作为“破体”书出现在书风相对单一的金代中前期，对当时的尚宋书风无疑是一种突破，其艺术价值也不容忽视。

《古柏行》（局部）

《古柏行》是任询的另一重要书迹，同时也是金代重要的铭石书法。真、行、草杂糅一篇的“破体”是此碑刻的显著特征。《古柏行》碑刊石于正隆五年（1160），较《秋怀诗帖》早一年，书此碑时正值任询入仕不久、年富力强之时。此碑亦有墨迹行世。

《古柏行》（局部）

观《古柏行》碑。“书体正、草兼作，豪放飞动，清劲之气溢石而出，大有不让墨卷之处”。《古柏行》的破体书法，充分彰显了任询的书法个性。后人慕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著录中皆有较高的评述。

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六记载：

安世凤云，《古柏行》相传金人书，以龙岩题，而开碑立石，皆僧号，似书人亦僧，不可详矣。字出颜鲁公，峻峭过之，全不作苏米习气，亦行草书中特出者。

《古柏行》（局部）

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引明人安世凤《墨林快事》有相同的评价：“（古柏行）字出颜鲁公，峻峭过之，全不作苏米习气，亦行草书中特出者。”二者人之间明显承袭。

王恽在《秋涧先生大全集》却言其字在“颜（真卿）坡（苏轼）之间”。对照任询书迹，任询受苏轼影响无几。孙岳颁、马宗霍二人“全不作苏、米习气”之论断，应该更为客观一些。曹宝麟也认为：“至于他（任询）的学苏，至少在《古柏行》中很难认可。此中倒不无米芾的若干成分。”需要指出的是，明人安世凤、清人孙岳颁当时并不知《古柏行》的书者是任询，他们只是看重此碑刻的书法水平，就书法本体而评述。

《古柏行》（局部）

此外，还有诸多评述：

“笔意如颜鲁公书，力透纸背，可知名下无虚也”。“余以为其用笔确峭拔峻挺，方圆兼备，果断有力，线条变化迭荡明显，颇有万毫齐力、力透纸背之势。结构宽而不松，端庄而不呆痴，大小错落有序，近二百文字一气呵成，大有古柏参天，苍老劲挺，枝干茂密而不衰之气概，可谓诗书合璧之作。”

《古柏行》（局部）

当然一味地高调评价未必符合客观事实。《古柏行》有其过人处，同样也存在不足。曹宝麟从正反两个视角作了评价：

《古柏行》学颜的迹象最为显著，那些宽大方正的字形穿插于各行，有如老柏的铁杆撑拄乎天地之间，定下了较为大气的基调。这种气度不特金初无人出其右，就是在南宋也很罕见。元好问以“老法家断狱”来比喻任书的威棱，或许其着眼点正是任询学颜能得严重之上。

同时亦言：

《古柏行》中，也许任询尚有参入一些草字以调节气氛的意图，然而这种调节的手段是不高明的。具体表现在过渡的突兀：不仅由端正突变为欹侧显得不甚自然，而且大字突接小字或相反，都使人感到有点像吃夹生饭那样的尴尬。学前人要妙在能化，而任询则未臻化境。

不论恰当与否，此评述当是至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品评，可成一家之说。

《古柏行》（局部）

《古柏行》的刊石时间，有诸多不同观点。原碑刻尾署“庚辰岁九月三日书老杜诗，龙岩”，庚辰为金海陵王正隆五年（1160），故通常认为该碑刻刊石时间即为1160年。秦明在《金任询〈古柏行〉考略》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刻立时间应在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缘由如下：

其一，任询为正隆二年（1157）进士，正隆五年（1160）入朝为官。其时书杜甫《古柏行》，应为其借古抒怀、感时言志之举，书者自我陶冶占了很大成分，这与墓志、墓表等即时应笔之作和游历山川古迹的题名、题记有着很大的区别。

其二，《古柏行》为行草书，十二行，行十四至十八字，字径两寸许。较之任询颜体楷书擘窠大字而言，《古柏行》无论单字大小比例，还是草书纤丝连带的笔势笔法，都不适宜作铭石之书。

其三，任询书法的黄金时期是在金世宗朝，“在金大定间号称独步”。随着其书艺为官私所一致认可与推崇，进而巩固了‘书为当时第一’的地位。故而，《古柏行》当是在这一时期‘墨迹久负盛名而后勒石’的。以上理由者三，言之凿凿，是为重要观点。《古柏行》刊立时间的考证自有其学术价值，然而其刊石时间的考证并不妨碍墨迹成形时间的确立。《古柏行》的书写时间应当是碑刻上落款的正隆五年（1160），而这一时期正值任询壮年，因此可以断定的是，多种书体相杂的“破体”书应当是任询壮年时期书法的主要特征。

《古柏行》墨迹（局部）

相比于碑拓，《古柏行》墨迹更能呈现任询书法的细微之处。吴湖帆曾就《古柏行》墨迹有详尽跋文：

南麓真迹仅吴荷屋《辛丑消夏记》载韩文公《秋怀诗卷》绢本而已，余皆未之见。况此为纸本真迹，后经宋时勒石，煊赫艺林，可谓第一稀有之品。南麓书名在金时已称第一，矧今日乎？

此评价甚高。然而现有学者质疑此墨迹的真实性，认为有吴湖帆题跋的《古柏行》乃为后人临摹之作，且时间不晚于明初，为此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古柏行》卷长期保存于日本京都有邻馆，日本学者对其当有一定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平凡社昭和三十年（1955）八月出版的《书道全集·中国编》一书中，金代任询书法部分所选用的《古柏行》配图源自京都有邻馆，但却是附装卷后的吴氏朱批拓本，而非吴氏题藏墨迹本身。这一事充分说明，至迟在1955年，日本书法研究界对该墨迹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此后该墨迹长期鲜为露面，秦明认为与其不真有关。直至2007年被国内购回。

由以上《秋怀诗帖》与《古柏行》碑不难看出，“破体”书并不是任询一时尽兴之书，而是其书法的重要风格特征。相关文献显示，在任询同时期的书家中没有此风格者，即便放眼金源一代，仅任询一人。因此，任询“破体”书当成为金朝中期书法艺术的一座高峰。

《裴将军》（局部）

应当说任询“破体”书受颜鲁公影响颇大。通过《裴将军》与《古柏行》对比，二者相近处不言自明。从混杂的章法、大气磅礴的气势，到结体的态势，用笔的习惯不无相似之处。从任询现存早期楷书看，笔下苍劲古拙而气势雄强，正是得颜书三昧。所书“《吕氏墓表》，计八百六十四字，许多字源于颜真卿，但其刚健风格颇有柳公权余韵。书艺精到，笔墨纯熟，气韵贯通，骨力遒劲，字体雍容沉雄中又不无灵秀之趣。”其“破体”书对颜书的承袭较楷书有过之无不及。这从《古柏行》落款考书中，亦能窥一斑。

《古柏行》（局部）

《古柏行》碑末只署“龙岩”而没有写明任询姓氏，长期以来造成不少人的误解，一直误为颜鲁公所书。“较早著录的明代赵用贤的《赵定宇书目》和叶盛的《叶氏菉竹堂碑目》等书，此外还有清代的李光暎《观妙斋金石文字考略》、陆増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李佐贤《石泉书屋金石题跋》等都曾提及，但都未言明为任询所书。赵用贤误识为‘宋拓’，叶盛也误列为‘宋碑’”。孙星衍在《寰宇访碑录》中虽列入金代，却亦言“龙岩行草书”。《书画记》的撰者、清初书画名鉴赏家吴其贞，在“题任询退之诗十一首帖”后说：“陕地有石刻《古柏行》，后面题识龙岩书，古今名流，皆认为颜鲁公之书，余今见此，始知为任君谟书也。”。吴湖帆曾得《古柏行》墨迹进而题藏，在其《吴氏书画记》中曾言：“《古柏行》为宋时人书，其笔法脱胎于颜平原，往往误认作鲁公书，署款明明有‘龙岩’二字也。”启功先生也曾提及：“任君谟有石刻杜诗《古柏行》，久为世人误目为颜鲁公笔”。以上论述，恰恰印证了任询书法与颜真卿的相似程度，表明了颜氏书法之于的任询书风面貌形成的重要影响。

任询“破体”书不仅受颜书影响，而且“来路”广泛，从中能辨析出其他诸多前贤的影子。历代文集的评述可窥其一斑：叶昌炽《语石》中评其所书《大天宫寺碑记》：“突兀奇伟，壁立千仞，亦颇似柳诚悬……金源一代琳琅，拔其尤矣。”马宗霍《书林藻鉴》引《墨池渊海》评：“南麓字流丽遒劲，不让二王。”明人周天球跋《秋怀诗帖》则说他“本宗怀素”。历代书家的不同观点，或因视角不同多有相悖处，但从中可以看出任询取法的多向性，由此称他为集古书法之大成而自成一格，不无依据。

怀素《自叙帖》（局部）

从任询相对宽泛取法上，看出他明晰的师承思路，在金朝师法北宋的大格局下，能迈宋经唐然后追随魏晋，已是难能可贵。为金朝中后期的书法走向起到了导向作用。明人周天球言任询“本宗怀素”，当是一种明鉴，“就其《秋怀诗帖》而论。应该说，任询笔下熔铸颜真卿楷书的浑厚凝重与怀素草书的迅疾跌宕为一体，开卷纵览，给人以‘忽正忽奇，纵逸变幻，不可方物’之感受”。从任询的草书中确实能感受到类似怀素“狂草”那种外在的笔法及内在精神。帖中呈现出的那种纵横斜直、无往不收的气势，更多的是取自怀素。此时的颜书笔意只是调味品，偶尔显现。清人安岐曾谓怀素《自叙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观任询《秋怀诗帖》，除去无怀素的墨色变化外，其表现出的宽阔之气与豪迈之势，与怀素相仿佛，任询的深厚功力和艺术造诣完全得以彰显。

《秋怀诗帖》（局部）

任询“破体”书的形成与其“慷慨多大节”的性格不无关系。仕金时期距金朝建国已有半世纪之久，他已算是金朝政权成长的文人，没有了先辈那种委曲求全的遗民心态。但从他的诗文中，依然能感受到对南宋政权及其文化有着隐约可见的依驰思想。他在《济南黄台》三首七绝中写道：“满目江南烟水秋，济南重到忆南游。便欲移家鱼市侧，轻蓑短棹弄扁舟。”多少流露出任询对南宋的顾盼之情和去国怀乡的感情。任询的青年时期在江南度过，如《浙江亭观潮》《苏州宴》等诗均是描述南游生活中的真实状况。成年之后才回到金人统治的北方，不得已“媚仕异族以求仕进”。仕金而又时时对现实不满，“兴衰更换，妍媸淆混，造物大相愚弄”。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其深切感受到官途失意的情绪，从而诉诸笔墨与诗文。这正是体现其“多大节”之处。任询这种性格或对他的艺术取向及“破体”书的形成存在着直接影响。

《古柏行》（局部）

一般来说，金代中前期书家基本上不出北宋诸流派的窠臼，如蔡松年、施宜生等崇苏，王庭筠、吴激等宗米。至任询时，与前期书家相去未远，在书法取径上却霄壤之别。他学颜（真卿）、学柳（公权）、学苏（轼），其字在“颜（真卿）、坡（苏轼）之间”，既“宗怀素”，又“不让二王”，完全与循宋风气相背离。将任询书法与“苏、米习气”浓重的前期书家相比，可以看出任询确能突破藩篱而自成家数，尤其在贯通于全卷的饱满、痛快和精神气势方面，显示出十分善于把传统的书法成就同自己的艺术气质相结合的特质。这在金代中前期毫无个性的书法氛围中尤显突出，从而成为金代书法的一座高峰。李东阳在《秋怀诗帖》跋语中说，任询书法“脱去蹊径，老态横出”，或许才是最允当的评价。

任询的多向取法，成就了他走集古式书法之路而自成家数的愿景。任询书法在大定年间号称独步，也在情理之中。任氏因书宗颜鲁公兼取诸家，形成的雄健超迈，多尚气势的书风，逐渐为世人所认同，进而成为有金一代第一位开宗立派的书家。

任询书法不足处，后人也多有指出。元好问曾以“如老法家断狱，网密文峻，不免严而少恩”来借喻任询书法苍拙有余而秀逸不足。曹宝麟曾言，任询书法“大概劲直而少蕴藉”。表现在楷书上，缺乏秀逸的特征更为明显。元人王恽认为，任询的擘窠大字，虽在京师最多，然而往往“体庄而神滞”。但其“破体”书，后人负面评价甚少。

任询作为处在金代初期与中期之交书家个体，其“破体”书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在整个书坛明显笼罩在北宋尚意书风、缺乏创造者自己风格的环境下，任询的“破体”书不为成法所囿，突破“苏、米之风气”的笼罩，承袭颜氏，多向师法，形成了“破体”书豪放飞动的风格特征，充分显示了其不循旧法、不拘传统的创造力。较前期循规蹈矩的书风是很大程度的改观，确立了任询书法在金朝中期的典范意义，也丰富了这一时期书法风格取向，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原载《书法》杂志2020年第11期

原标题：《金人任询“破体”书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