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爱与理性

经济学从“人”出发，对人的假设是根本性的，不同的理解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分支。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信人的本性，对人的本性抱有信心。那么是人的什么本性？我们认为是人的“自爱”，人都有自爱的倾向。

斯密强调的其实是自爱，不是常说的自利。怎么理解人的自爱？就是说，人会爱惜羽毛，重视声誉，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希望获得别人的赞赏和尊重等等。米塞斯说，人总是想减少自己的不适，以一种更舒适的状态代替之前的状态，这也就是“自爱”。自爱也意味着人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地去侵犯他人，在他心中有一位公正的审判官，告诉他怎么做才是“自爱的”，是能够获得他人尊重和认可的。所以，自爱其实是一种自然法则。还要说明的是，爱他与自爱并不矛盾，一个人自愿地爱他，是他自爱的组成部分。

在自爱的驱使下，人创造了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财富，斯密说的“眼睛大过肚子”，这些财富为他人所分享，也就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自爱产生了公共利益。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爱的产物，大部分企业家努力获取利润，把企业做大，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多是维护或提升自己的声誉，因为他和普通人一样，是活在他人的目光中，他如认识到自己被他人看不起，心里一定是难受的，他被他所意识到的这种目光推着往前走。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是那些特别自爱的人。

经济在“自爱”的驱使下会自动成长。或者说，经济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只要利用人的自爱就够了，这其实是斯密的基本思想。这意味着不需要干预。所以斯密说，从贫困到繁荣，很简单，只需要具备轻税、和平与公正的政府这三个条件就够了。自爱是自然而然的美德，经济是这种美德驱动的。

相比之下，主张刺激经济的凯恩斯没有把美德考虑在内。不仅凯恩斯，所有干预主义的政府都是如此，他们强调的不是人，而是生产力，特别是科技进步，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他们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一个“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刚才说，“自爱”是人的一种本性，但自爱又不完全依靠“人的本性”，自爱还需要依靠“人的理性”。什么理性？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而是需要学习的。这里说的真理是指经济学揭示的法则，包括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些法则与方法是人类增进自己利益的重要条件。比如私有产权制度。

自爱需要理性，经济学是使一个自爱的人具有理性的科学，是使他能够理性地自爱的科学。例如，一个自爱的人，如他缺乏经济学知识，他可能不知道私有产权的重要性，他可能会上当，如信奉乌托邦。一个不理解经济学的人，他不懂得如何自爱，他的自爱是盲目的。我们讲的自爱不同于安兰德讲的自私，她把自私等同于理性本身。而我们认为理性是科学（经济学）提供的。自爱是这种理性下的自爱。

理性体现在求真上。求真本身就是自爱的体现。求真是人实现自爱、展现自爱的途径，是一种受人尊重的行为，比如科学家求真是很受尊重的，因为人对获取真理是有需求的，人想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种正常状态下，自爱与求真是一体的，两者不可分。

这是指正常状态，在扭曲状态下就不一样了。扭曲状态是指施加了人为强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爱被压制，被扭曲。强制可以定义为不允许自爱发挥作用的状态，你只能爱他确定的目标，为实现他的目标服务，这就强制。迎合强制者规定的目标，叫自利，但不是自爱，他可以以此来获得利益，但他永远无法以此获得尊重，尊严和认可。

人们常把市场经济被理解为资源配置方式，这是狭隘的。市场经济应该理解为自爱推动下的一种社会状态。资源配置是人的行为的结果。实际上，没有什么资源配置的问题，只有人的行动的问题，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的，遵循什么规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不要着眼于资源怎么配置，而是要着眼于人怎么行动。可以说，没有什么资源配置的问题，只有人的行动的问题。资源配置只是人行动的结果。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个表达严格说来是不成立的，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让人的行动更好地符合他的本性”，也就是让自爱和理性主导人的行动。

前面说到，自爱与理性不可分，自爱必须辅以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经济学揭示的法则）的认识，笔者称之为“理性”。经济学的真理是关于“如果你想让自己过得好，你应该遵循什么法则”这一问题的。经济学不是发明这样的法则，而是揭示这样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先于人存在，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这样的法则中，最为基本是一条是私有产权制度。而私有产权和自爱又是相关的，“自爱”中的“自”字就意味着私有产权。

如不是私有产权制度，人就无法做到自爱，同样，否定了人的自爱，就是否定了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就是你有机会获取他人对你的尊重的意思。同时，私有产权也是自爱的结果，也是自爱的手段，因为没有私有产权，只能“爱”他人确定的目标（才能生存），这就不是“自爱”，而是放弃自爱。

理性也会拓展自爱，使自我实现更为充分。就是说，当经济学揭示的一般性法则越是得到充分展现的时候（意味着市场的扩展），人就越有可能充分展现自己的自爱。比如朝鲜人和韩国人，他们自爱的实现程度是大不相同的。自爱是通过他的行动（努力）来实现的，来展现的。一个人如不能充分地展现他的行动，他的自爱的实现程度就低，他的满意度就低。用一个比喻，就是如环境的含氧量不一样，比如海边与西藏，那么他的行动的空间也不一样。

经济学提供了使自爱具有理性的知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如究竟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究竟是客观主义价值论还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等，这都是经济学的问题。

在原始社会，单个人无法得到保护或获得足够的食物，所以需要组成一个集体，氏族，部落，并演化成为国家。但现在经济学教导我们，依靠这样的集体是一种错觉，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依靠这样的集体，我们只需要依靠市场就够了，市场可以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更应该小心地去维护市场，这是每个人稍微经过思考都能够接受的事实。

经济学使人们的自爱具有理性。人们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经济学揭示的一般性法则，如方法论个体主义对所有信仰都适用，持有不同信仰的人都应该遵循这样的法则，在这一法则之上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能够和平共处。如“黑命贵”运动中的这些人，他们虚构了“黑人的命”，而没有意识到命总是一个个个体的命。他们要反对的不是他人歧视他，而是阻碍每个个体更好地自爱的制度。他们反对的应该是共同的、破坏一般性规则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他们认为的针对他们的歧视。

主流经济学强调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或道德风险之类的，这种理性假设把人的自爱排除在外，把人看作是一个监督的对象。与之相反，在这里，我们是把自爱作为理论考察的出发点。还有，主流经济学把人看作消费的动物，他的满足感（效用）来自他的消费，消费越多，他越满足。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对人的误解。人的满足感不仅来自消费，更来自他价值的实现，人从他的贡献，也就是他的创造性行动中获得的满足。他的自爱让他的生活和生命更美好，也让他人的生活和生命更美好（通过分工合作机制）。

自爱本身不需要提倡，你只要提供制度环境就够了。但自爱也有可能会被压制和扭曲，我们需要一个让人的自爱充分发展的环境。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让我们能够“理性”地判断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才更能够让人充分地自爱，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会压制人的自爱，把人的自爱扭曲掉，比如在有租可寻的情况下，自爱就变成了自利。所以，我们必须与错误的学说斗争，因为那些错误的学说会产生“坏”的制度，这些坏的制度会压制或扭曲人的自爱。这是为什么自爱需要理性，需要经济学的根本原因。经济学是帮助人们认识自爱，也是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自爱的科学。

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让人的自爱能够充分发展，让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发展，是人的自爱的结果。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爱精神，是自爱推动的。自爱的过程就是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过程。理解了自爱的含义与意义，我们就会认识到强调技术进步，强调经济发展，强调生产力是本末倒置，这一切应该被视为自爱的结果，如把这些视为目标来追求，那是不能达到目标的。

斯密说，我们需要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扮演守夜人，维护秩序；洛克说，我们需要国家或政府，是让它保护我们的财产权免受侵犯，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已经比那种大政府的思想好很多。但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政府应该是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自爱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