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我与中国当代神秘主义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相逢在历史哀歌的哀边

阿尔丁夫·翼人、张承志、杨炼

杨炼与阿尔丁夫·翼人

阿尔丁夫·翼人

阿尔丁夫·翼人

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

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

是河流的走向

是盛夏残酷的意念

……

上面四行，是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的开头。短短一节，如一部乐曲的主题动机，呈示出若干重要的信息，乃至诗学特征。它引领着这首长诗，和阅读长诗的我们，踏上了一首历史哀歌的茫茫长途。

这里，首先打眼的，是那个无人称句式：“相逢在岸边”。“谁”相逢？在哪个“岸边”？主语的缺席，造成一个悬念，也因此包括了许多可能的答案。

相逢者不清晰，但相逢的场景并不模糊：在“多雨的季节”。我怎么油然想到艾略特《荒原》的起首：“荒地上长着丁香”？无人称句式在继续：

某人隐身相逢的季节，本身是时间一部分，却又不得不强调“默认”这时间，且为此默认“铭心刻骨”！

某人眼中，岸和雨，都是河。而消失，是这时间之河的唯一流向。哦，原来，某人默认的，是一个“盛夏残酷的意念”！我们不知道，那是哪个盛夏？每个盛夏？那个盛夏！借助汉语动词的无人称、非时态，翼人指给我们一个不停流去、更一动不动的“盛夏”。

无独有偶，我写于2005至2010年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中，在构成第二部的五首哀歌里，有《故乡哀歌》在。其第二节，也恰恰名为《雪：另一个夏天的挽诗》。那首诗，写一个从南半球新西兰眺望的“夏天”，够冷也够黑：“供桌似的雪山／万匹素白无鸟的天空满目烟黑”、“千年之雪 一把抓起多少时空／裹着白绸不愿醒来 每天裹着灰烬／活算什么梦更难忍”……

两首长诗，书写之处远隔万里，书写的诗人素昧平生，作品却构成了互文性。好像冥冥中真有个“相逢”：阿尔丁夫-翼人的黄河、我的新西兰，都未离开人生的岸边，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们内心深处，像同一个震中，辐射出同一场地震波，让诗人之心遥相呼应。

阿尔丁夫-翼人是青海撒拉族当代着名诗人，他这首长诗《沉船》，写得悲怆而不声嘶力竭，哀痛却更力道沉雄。究其因，或许由于撒拉族一如整个中国，绝不缺乏悲剧经验，相反，它们或许实在太过盛了，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复杂的历史、文化冲突，让无数“事件”，不仅在岁月水波间载沉载浮，更层层叠叠积压进内心，把每个民族、每个人书写成一种“处境”。历史，令现实变得无比深厚。借助它，我们增强了视力，更铸造了定力。

《沉船》开头定下的调子，在整首长诗中贯穿始终。阅读这首共五十六节的长诗，常常让我眼前浮出一幅图景：一个孤独的骑马人，身披斗篷，沿着起伏的河岸，傍着一道浩浩逝水，颠簸着，沉思着，吟唱着。这首长歌，自那个“盛夏残酷的意念”引出，河流的走向就是岁月的走向，那“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久远的往事”（5）；生死轮回的人群，如“一颗头颅替换另一颗头颅／去追赶一只受伤的黑鹰”（7）；无垠绵亘的黄土地，“它纵然生生死死／却依然长啸嘶鸣／／依然呼唤山的主人河的主人”（20）；当盛夏变得残酷，我们的意志反而清晰：“我们便拥有更多的冬天……奇迹般载负着日月星辰／并将注视着另一个冬天的到来”（24）；当周遭世界凄凉如许，我的思绪反而深沉：“我便叉开双脚站立于岸边／遥望着盛秋的麦穗低下头颅／疏朗地滚过大片荒芜的土地／却不知竟有几多忧伤／几多梦幻与我同在”（27）；这场处境与内心的搏斗，越直面绝境，越激发出能量，我们“顿足于河岸／丈量滴血的头颅／使它高出水面站立一种姿态”（31）；一个声音：“水的汹涌怎及得上血的汹涌……如千吨熊熊铁浆从喉管迸出”（33），一种审视：“我被突然吵醒……悬挂在半空／站立成一幅活人的眼睛”（38），受难的经历并非虚无，它毋宁说在重建一个精神血缘：“如果说行动是一部情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更加相依为命”（42）；受难，其实是自己体内举行的一场祭祀：“那个涉过河滩的影子／在肉浆中为谁哭泣”（10），并由此获得一次顿悟：“……而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11），直到超越终于来到：“精神的内海趋于平静和安宁”（45），死者或许是真的生者，“让那些在黑暗中站立的人们看个够”（46），他们并未远离，那道“对岸的黑色绝壁……常以泪水拍打胸膛与河流默默相许”（51），他们“化生命为流浪的歌谣”（50），助我坚信，要“毁坏眼前罪恶的长城／重新用鲜血和泪水／选择自我／选择黑夜的祷告”（52），也令我反省，是否在“迫使自己默认一个时间的概念／为存在而存在”（53）？河水蜿蜒，歌声幽咽，“宛如我们的船队吟着古歌／不如漆黑的夜晚／永远是黎明的前夕”（54），悲怆而不颓丧，“谁能料到这悲壮的一幕／闪耀着灿烂的幸福之源”（55），最终，它所返回之处，是一片兼具人性和神性、历史与当下的“内陆”：“幽幽的灵魂深处——／叩伏于母亲的营地／在旭光中向内陆挺进”（56）。《沉船》向内漫漫跋涉，领我们抵达了一种豁然开阔。

《沉船》是一首史诗。但同时，它又超越线性“诗述史”的凡俗史诗概念，而把自己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想想《离骚》中现实——历史——神话——现实的追寻吧），通过一个抒情声音的穿针引线，《沉船》营造出多层次的有机思想结构，以诗歌空间，不停吸纳、转化时间主题，最终，让这首诗比某个“盛夏”、比撒拉族人的记忆、甚至比任何塞满沉船的历史河流更深。一次“相逢”，恰恰因为无人称，才适用于所有人；“相逢”的非时态，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一举相逢于所有时间。翼人无须重复套话“子在川上曰”，因为他在自己深处，摸到了那条巨“川”。他深夜扪心，就在沿“川”漂流，甚至就成为了一个无尽加深的川底。用《沉船》，诗人从幽幽深渊向上“俯瞰”，目力所及，能认出到处的沉船，过往的、此刻的、将来的。而且，沉船们还在继续向这首诗中沉没，加入翼人为《沉船》找到的处变不惊、沉思默想的语调，且让这当代汉语诗歌中罕见的思想音色一贯到底。

《沉船》这首诗，堪称河汉之歌、草原之歌、旷野之歌。听它，能听出民歌的质朴、牧歌的苍凉、情歌的优美。我要说：它兼具现代心理的纠结，与茫茫地平线的超越。我数次谈到过：是“诗生成风格”，而非相反。所以，尽管《沉船》从开头就不否认“刻骨铭心的时间”、“盛夏残酷的意念”，但它的落点，却并非历时性的简单呻吟，而回归了对倔强生命的赞美。翼人最终向其挺进的那片“内陆”，当然是一片精神境界的内陆。诗，一如古老传唱的民歌，始终在吸纳艰辛，提纯内美，以此支撑着文明的传承。稚嫩如插队三年后、写作《诺日朗》时的我，也已认出：“活下去——／天地开创了。鸟儿啼叫着。一切，仅仅是启示”；而环球漂泊后写《谒草堂》时的我，更能识别：“一个夏天读出一千个夏天的寒意”；“一行没有尽头的诗用尽了漂泊一词”。这指向了一个更大的话题：诗之境界，在处理激烈的历史经验时，体现得尤为清晰。或者说，恰恰因为历史严峻，诗歌形式的自律（乃至对其形式主义式的强调），才体现出诗人作为文化之根的自觉。请注意，诗是文化之根，而非某种宣传口号（它们从来没有“根”）。这个意义上，形式最专业者如屈原、但丁、杜甫，同时也最质朴、本色、人性。我该说：甚至最道德！倘若我们再问深一点儿：历史有悲喜之别吗？历史的存在，这条大河，携着一切人类记忆，浑浑浊浊、莽莽苍苍流淌到今天。它本来就既构成我们的苦难，更赠予给我们财富。因此，函括历史之诗，特别是“史诗”、长诗，正是承载思想深度的极端形式，选择它，已经本质上在肯定生命力。时间大河里堆满沉船的残骸，可《沉船》之诗恰恰是不沉的。磨难，验证了这首赞美诗不停“挺进”，无论那磨难来自大自然或人类。

那么，返回本文开头，激发翼人创作《沉船》的那个“盛夏”，让我们领略噩梦的灵感的那个“盛夏”，它在哪个具体日期，有关系么？只要我们大睁灵魂的眼睛，哪个盛夏不是那个盛夏？哪个地点不在处境脚下？哪一天不曾标明河流的走向，因而令我们刻骨铭心？“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我这个貌似无情、甚至残忍的句子，写于新西兰，当我从漏雨的小屋里，眺望着窗外白云无尽驰过之时——但，这难道不是对那种涕泗横流的深层追问？我们曾一次次“刻骨铭心”，但对它们记住了多少？是否正因为遗忘如此彻底，我们反而能虚伪的表演悲伤？“时间”的最佳暗示，正指出了时间（和人）的虚无！

翼人的《沉船》，是我读到的当代中国最好的哀歌之一。我特意选用这个专业词汇：哀歌（Elegy）。因为这个源出西方的诗歌形式，其实深切吻合了我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没有什么“中国”经验，有的只是“诗歌”经验：只要它能配得上这徐缓、深沉、一唱三叹的形式，能承载得起这形式已然蕴含其内的经验深度、精神深度，诗，就在重铸人的质地。它能哀，只因为它能歌，且在歌中，还原了美。我们共同吟唱存在之大悲，也最有力地赞颂了共同的灵魂之大喜。

至此，翼人留在长诗起首处那个悬念式的无人称“相逢”，找到了很好的回答，那里相逢的其实是每个人、所有人。

他们——我们

相逢在历史的岸边、哀歌的岸边，相逢于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是一种命定、一种幸运。我们都是《沉船》上的水手，见证过惊涛骇浪，见证过沉船刹那间，人性暴露的优美或丑陋，但什么也压不倒诗歌。大河汩汩流淌，我们始终在凝视它、聆听它，辨认着历史哀歌的音色，直到，用我们的歌声加入历史雄浑的合唱。

杨炼

作于2015年11月30日，汕头大学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