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石泉先生与《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石泉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二是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是荆楚历史地理领域。
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探索，集中体现在《甲午》一文中，所以《文集》据原貌收录了此文之全部。先生曾谈过此文写作之缘起与写作过程，谓：
本文写成于1948年夏，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在先师陈寅恪教授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亦当时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形成此一特例之原委，可追溯至1944年冬季。时先师因目疾致盲，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尤需人照顾。作为入室弟子，我经常去值夜班。每当先师中夜失眠，则陪侍闲叙，兴之所至，几于无所不谈。某夜，先师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我率尔答称：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近人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当时虽有此愿望，实未敢信其必能实现，因先师当时之主要研究领域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不料先师竟予首肯，认为此题可作，并告知：“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聆听之下，不禁喜出望外。此后即逐步搜集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直到1947年春，始正式撰写。历时年余，终于完成。
写作过程中，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想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各章各节大小不等），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汰，力求精炼。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定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之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其高度谨严之科学精神，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途径与方法，皆有深远影响。（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1-2页。）
此篇论文之目的，乃以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折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甲午以前政局概观》，追溯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十年的晚清政局，综论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人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及三者错综复杂关系，指出此乃导致中国自强运动之失败、甲午战争必败的根源之所在。第二、三、四、五章则详述战争期间（1894－1895）清廷内部政局之变化。战争期间虽短，但因国内政治势力颇倚外患之日亟而乘机加强活动，通过谋划战局以兼遂其打击对手（实力派之李鸿章与淮军将领，及中枢之孙毓汶等）之政治目的，终于随败局演变之同时，亦逐步形成朝局之重大变化。故以四章篇幅，论述其迅速递嬗之迹，与夫转折之焦点所在。第六章《战后政局新形势》则从北洋局面、中枢政况及当时新兴势力之崛起三个方面综合论析甲午战争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与辛亥革命相呼应。
此篇学位论文颇历沧桑。当年清缮方毕，未及最后校阅，即逢国民常政府之“8·19”点名拘捕，先生仓促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清缮本虽得上交学校，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久已不知下落。而先生身边之底稿，亦在“文革”中荡然无存！至1991年始获悉，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存有此篇，先生遂于1993年前往复印全文，后略事整理，于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文亦是迄今所见先生惟一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论文，故弥足珍贵。先生虽自谦“文中之观点与见解，由于当时学术环境与自身思想认识之局限，衡以现今标准，必有疏失之处……私忖此文恐只能作为（20世纪）四十年代、建国以前之产品看待，自不能与当前科研成果已达到之水平相提并论也。”（前揭《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第4页。）但我总以为这是先生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学术论文，先生年轻时之识见、功力、才学以及忧国忧民、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赤子之情于此显露无遗。刘桂生先生尝谓：
甲午一战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局、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更为此后更大动荡之造因，是为中国近代史上之关键性事件。所以，要懂得当代中国，不可不于此着手。简言之，作者是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现实而研析这一事件的，寻究其前因后果、表相底里，借以求得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通解通识，进而对当时的国情世态加深认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其源流、真况，而又明其发展趋势……石泉教授在当时抓住这一课题孜孜以求，正是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与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尽自己的职责。这种合“身”、“心”、“家”、“国”为一体，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家风，远承屈子“忧国向天”、史迁“疾世著述”的优良传统，近则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其迹十分明显。（前揭《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刘桂生先生“序”，第1-2页。）
刘先生所示，正是先生此文之精髓，亦为先生治学之大要，其中之识见、功力与才学反而居其次了。相较之下，先生解放以后从事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所撰之论著，虽亦不无对现实之关怀，然字里行间，却较少或竟不再见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非无此种情怀，实不能亦无以表述也）。此虽时势之使然，亦所治领域之限制，然就学理、文章而论，毕竟是少了一份浩然之气。简言之，治荆楚历史地理的石泉先生更是一位温煦霭然的“沉静学者”，而当年活跃在燕园的“热血志士”刘適（石泉先生的原名）则已化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了。当然，先生并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只是转换了方式。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的很多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民主党派与政协工作上。这显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先生的学术成就，但先生曾说：学问固然是名山事业，但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对社会和国家的前途不加关注，那么他只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学问也只是“为己”的学问；一个学者惟有胸怀天下，抱济世之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才不愧“知识分子”的称号。先生所从事的这些社会政治工作，效果与意义如何，我一直心存疑惑；但我理解这是先生的一腔热血在新形势下的抛洒方式，只是我更心仪那位在燕园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CreativeTeam（创社）领导人，更仰慕那位与陈寅恪先生共话同（治）光（绪）、纵论时事的青年学子罢了——前些年时常在电视中看到先生坐在主席台上，总觉得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先生更是一个政治符号，而与我可敬可爱的恩师隔得很远。
我不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对先生文中的观点、水平均无力也不宜做出判断，也不想引述学界前辈的褒扬之辞而徒事虚饰——弟子们的赞扬，即便完全发自真心，于先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读过好几遍《甲午》，每读一次，总能深切地感受到先生当年心脏的跳动，感受到先生当年对国患日亟、世事日非的痛切忧思；而其于细微处见真知的卓识，更每每令我拍案而起，长叹息而无言：这样的著作，即便一生只有一种，大约也就不枉此生了吧？而先生甫一出手，即成绝响，是先生之憾，抑学界之失？宁世事之使然耶？今日我辈下笔动辄万言，学生如我，著述之字数已快赶得上先生一生公开发表之著述的总数，是我等之才智远逾先生耶，抑用功之勤奋远逾先生耶？非也，非也，为稻粱计，不得不然耳。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偶忆及先生之《甲午》，竟颇羡先生之生当乱世：吾等今日生逢盛世，既无外患，更无内忧，悲天悯人等同于杞人忧天，夫复何言？惟拾缀国学旧典，推演西学新知，即可坐致教授、专家乃至“大师”，成果还可远销欧美，弘扬中华文明，拯救世界文化，何需忧国忧民，糜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