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 | 什么是“知识考古学”？

汪民安 文

编者按：上个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知识考古学》的全新译本，由董树宝老师重译。此前，已出版有三联书店的谢强、马月译本，麦田出版公司的王德威译本。与福柯其他著作不同的是，《知识考古学》作为《词与物》的方法论读本，完全由理论概念架构而成，是福柯最具哲学气质的著作，其中的思想艰深晦涩犹如空中楼阁。

本文为汪民安老师对“知识考古学”及其核心概念“陈述”的解读。文中梳理了考古学与思想史的区别，文献观念的改变，陈述的界定、功能与特征，陈述与话语分析的关系等等，总结了福柯反解释学、反结构主义、反人文主义的理论背景，并指出作为方法论的知识考古学在福柯思想中的地位。

福柯1969年出版了《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这本书是对他三年前的《词与物》所做的方法论解释。用他的说法，考古学是描述思想的方法。《词与物》副标题就是“人文科学考古学”，但福柯在这本书中对考古学语焉不详。为了解释这个方法论，福柯专门写了《知识考古学》一书来回答很多人的困惑。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本书比《词与物》还要晦涩，福柯在60年代的晦涩文风有时令人无所适从（从70年代开始，福柯的书清晰明确得多）。

《知识考古学》是一部几乎没有参照物和来源的奇书，它和福柯其他旁征博引的著作看起来也格格不入。它好像是突然外插到福柯的著述中来的。这本书是由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搭砌而成，这些概念由福柯首次发明，它们被他赋予一些全新的意义，这些一个接一个的概念频频闪现，福柯一个接着一个给它们下定义，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质疑这些定义。这些概念、这些定义、这些论述，这套考古学本身陷入了一个抽象的旋涡之中。因此，这本书以一种空中楼阁的形式出现，它没有历史，无论是时间意义上的历史还是事件意义上的历史。它也没有引文，它似乎没有一个思想来源，同时也不打算产生一个事后效应，它是剔除了任何支撑、任何语境之后凭空而成的理论大厦。

尽管如此，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概念演绎中，在这多少有些沉闷然而又时时散发着智慧和勇气的论断中，我们还是可以为考古学划出范围，确定边界，描述内容。福柯的考古学——在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中，也许福柯是惟一将他的工作称为考古学的——是在同思想史的竞争中建立起来的，也可以说，他的考古学正是基于对思想史的不满而确立的。就思想史的普遍形式而言，起源、连续性、总体化，是它的重要主题。思想史有两个功能：它讲述邻近和边缘的历史，也即是说，讲述那些不完整、不严格、尚未有成熟科学形式的知识的历史；与此同时，它是一门有起点、有开端、有源头的学科，是对连续性的描述，对线性发展的重建，它还可以描述彼此不同领域的交换，各种主题、概念和问题的转移，作品与社会机制和实践的联系。这样，“思想史成为相关性学科，成为对同心圆的描述，这些同心圆把作品圈起来，强调它们，把它们连接起来，并把它们插入所有非其所是的领域”。①思想史的这两种功能决定了它的基本形态：它将那些边缘的、准学科性的零散知识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它们获得一个集中的同心圆式的思想系统，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各种各样的过渡、关联、转换、衔接得到了关注和重视。非哲学到哲学，非科学到科学，非文学到文学之间的过渡被一一描述，它们被连续性捆绑在一起，被一个焦点聚集在一起，被一个主题组织在一起。总之，思想史在零乱之间要找到连续性和总体性。

那么，考古学呢？考古学正好可以以思想史的反面来描述，“考古学的描述正好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系统性拒绝，它试图实践一种同人们所言的截然不同的历史”。②福柯指出思想史和考古学的四个重大区分，正是这种区分，使考古学的原则和特殊性得以确定。这四个区分原则是：(1)思想史将话语作为隐藏了主题和秘密的资料和符号，它要破译这种不透明的符号而抵达话语背后的本质深度；考古学却截然相反，它不是有关深度的阐释学，它描述的对象是话语，也仅仅是话语，即那种剔除了“寓意”的话语容量本身，那种纯粹构成性的话语。(2)与思想史寻求过渡性和连续性不同，考古学致力于话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思想史注意话语演变的时机和瞬间，注意它缓缓地变化的连续性；而“考古学不想以一种缓慢的渐进步伐从模糊的观念领域步入到独特的系统或明晰稳定的科学”③。(3)思想史试图寻求话语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试图将作品的理由和一致性原则归之于作者个人，而考古学则断然拒斥了这一点，它反对将作品作为分割话语的单元，也明确地抛弃了创作主体决定论，对考古学而言，话语实践是自主性的，它们自有其类型和规则。(4)思想史信奉还原性原则，试图寻求话语的起源，还原话语被说出时的各种心理情境，各种核心性的背景要素。考古学明确反对这一点，它不愿通过说出的东西去复原，去寻找说出话语的瞬间渊源，它“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深处的回归”，而“是对某种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④

《知识考古学》法文版

这样，考古学的基本特征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它限定于话语本身，这种话语既不服从于个人，也没有一个先在的起源。同时，考古学不是一种有关话语的深度解释学，它不是在话语背后寻找意义。在拒斥话语的各种语境的同时，考古学还致力于话语之间的断裂、差异，致力于话语内部的法则和规律。考古学还使话语脱离了主体，使话语脱离了一个外在的焦点性起源，话语本身得以自行其是。在考古学的视野中，各种话语自成一体，它有各自的界线，在每个话语体系中都有自己的规律。考古学中还描述这诸多不同话语的关系。这些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就不符合理性目的论，并瓦解进步和发展意识，质疑聚合和进化主题，分化整体性，搅乱线性模式。正是在这种不连续性中，各种话语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它既不将自己整合进总体历史中，同时又分解这种总体历史，分解这种总体历史聚积的空间，考古学展开的是一种扩散的空间，差异的空间，裂变的空间。

福柯付诸考古学的这些特征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于文献的观念性改变。就一般历史学而言，文献被视作是一种语言，人们透过文献想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不仅想“了解这些文献说的是什么，还想了解它们说的是否真实”⑤。总之，它是想通过文献来还原文献背后的过去，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就这种传统形式的历史学而言，历史遗迹变成为文献，文献是对于历史遗迹的记录、书写和再现。对文献的使用就是为了恢复和发现这种曾经存在但在今天已经远逝的历史遗迹。但是，对于文献的这种观点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是福柯的考古学设想的基本前提和背景——即，文献不是对于历史遗迹的记录，相反，文献本身成为遗迹，成为历史事件，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因此，问题不再是文献说了什么，而是：文献为什么这样说。在此，文献本身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对象，它从记录的中介身份中解放出来。这样，围绕着文献，人们不再去处心积虑地挖掘它的所指意义而忽视它本身的物质性，人们将文献作为对象，研究它的内部，确定它的单位，测定它的成分，对它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力图发现它的规律，发现它所处的位置，发现它的存在条件，它和其他文献的关系。文献失去了它的解释学的工具价值，而成为需要解释的对象。对待文献的这种态度正是考古学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核心即是：不是透过和穿越文献的物质性去寻找文献的所指，而仅仅局限于文献的物质性本身，局限于它的内部，它的存在条件，它和其他文献的关系。总之，对于考古学而言，文献不是一个纵深的载体，而是在一个平面系统中占据着某一个特定位置的话语事件。

对于福柯而言，有关话语的重要问题就不再是这样的：它讲了什么？它说出了什么？它的寓意是什么？而是这样的问题：它的特殊存在性是什么？它为什么出现于此？它的位置感何在？它和其他话语有何关联？如果依此提问的话，我们可以对福柯《词与物》中的论述，尤其是对“知识型”的论述，抱有豁然之感。福柯在《词与物》中将各种各样的知识形式和话语事件关联起来。对他来说，政治经济学、语文学和生物学(以及别的学科)讲述的“什么”，它们的所指和“寓意”并不重要——尽管福柯也不时地涉及它们，但这种涉及只是为他的另一层用意服务——重要的是，这些学科，这些话语事件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福柯全力以赴地描述这些学科、知识和话语体系所具有的关联性，不论这种关联性是什么，但它们必须有一种关联性。与此同时，福柯还致力于揭示这些话语体系为什么会出现于某个时刻，某个地点，它们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比如，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出现在19世纪末？为什么李嘉图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位置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葆朴的语文学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它们有什么样的关联？此外，政治经济学、语文学以及居维叶的生物学这些话语体系的内部有什么规律，有什么层次，有什么限度？在同一个平面内，它们为何产生？这些都是《词与物》的核心问题，也即是，一种知识、学科、一套话语事件，为什么会出现于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会占据那个位置？福柯并不想透过这些知识和话语去发现一个历史。相反，这些知识和话语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就是遗迹，就是事件。话语不是媒介，而是事件。历史的构成部分就是这些话语事件。话语在隔离和关联的双重性中存在：同所指的隔离，同其他话语的关联。

但是，这种关联并非指的连续性，也许恰恰相反，话语之间的关联性正是排斥性和差异性。也即是说，话语之间的差异性才构成关联性。从纵向而言，话语之间的断裂性构成了关联性。比如，古典时期的财富分析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普遍语法和语文学，博物学和生物学，它们并不具有连续性，这些话语体系是断裂的。不无悖论的是，它们的关联性内容正是排斥性，它们的关系是断裂关系，在此，没有过渡，没有悄悄的舒缓衔接，没有辩证的扬弃，没有蝉蛹般的静静蜕变。

《词与物》英文版

这样一种话语分析显然需要一些方法前提。这里的话语是自主的，它既反感解释学的所指探求，也对主体决定论不屑一顾，因此，它当然会排斥解释学和主体决定论经常诉诸的单元范畴，会抛弃思想史研究所运用的单元范畴。对于后者而言，它们常运用的范畴是：传统、影响、心态、精神、主题、风格等等。这些范畴显然同思想史探求的内在旨趣相关。思想史承认这些范畴，它以这些范畴进行概念游戏，在这些范畴上劳作、施压和想象。这既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工具，也成为它的目标。在这些范畴中，既可窥见思想史信奉的连续性，也可窥见它的主题学欲望，同时，还预设了主体的决定性功能，这一切都同福柯考古学的话语分析背道而驰。因此，考古学势必对这些范畴概念进行质疑，它只有放弃这些概念，才能放弃解释学和主体决定论，放弃思想史和连续性。对福柯而言，思想史的这些概念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它们只是人为建构的结果。福柯意在指出，我们曾经心安理得的这些概念，我们信奉不疑的这些概念——比如作品、书籍这些稳固的单位整体概念——其实都是发明的，因而也并非不可动摇的，对福柯而言，他接受这些概念，“是为了让它们受到怀疑；是打乱它们，然后看看它们是否能合法地重组；是否能建立另一些概念群；是为了在一个更普遍的空间中取代这些旧概念，这个空间驱散了这些概念的表面上的熟悉性，并有可能建立有关概念的某种理论”。⑥考古学将思想史的概念范畴束之高阁，它为了从话语本身——而非主体——探寻话语形成的规律而重新确定了与话语分析相关的概念：陈述(statement)。什么是陈述呢?这也许是福柯发明的最晦涩的概念，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眼花缭乱，煞费苦心地对它作了界定，但后来很快将它抛弃得一干二净。福柯是用否定的方式来界定陈述的：他不说陈述是什么，而只说陈述不是什么。首先，陈述不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它不是命题。命题属于推理，受逻辑规则支配，从逻辑而言的同一个命题——福柯的例子是“没人听见”和“确实没人听见”——从话语的角度看，却不是同等的陈述，陈述不能由逻辑规则来界定。同样，陈述也不是句子。句子受制于语法规则，而陈述不能由语法规则来决定。一个方程式或代数定律，一本账簿，一张图表，一条增长曲线，在福柯看来都可能是陈述，而这些都与语法无关。最后，陈述也不是言语行为，因为要完成一个言语行为，往往需要一些不同的格式或者相互独立的句子，而且在一个言语行为中通常不止一个陈述，将言语行为和陈述等同对应起来也是经不起检验的。这样，陈述不仅不能看作是话语的原子单位要素，它也不能从逻辑的角度(命题)，从语法的角度(句子)，从分析的角度(言语行为)去下定义，这些角度都无法囊括陈述的特性。实际上，陈述不是一种确定和独特的单位形态，“它既不指向一个单一标准，也不是有同一材料内容的单位”。以一种定义的方式为陈述划定范围，标明对象，测定成分都是徒劳的，陈述并没有一个同质性的对象内容来确定它的身份，“陈述不是一个结构(就是说，诸可变化要素之间的关系群，它可以促使无限多的具体模式出现)”。⑦也就是说，它甚至不是对某些相似性要素的命名，在陈述的名义下，找不到某类相似性要素的聚合。而无论句子还是命题，马上可以让人想到一些具有共同形态的类型物。

实际上，如果我们记得考古学家是反解释学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接近福柯的陈述概念了。陈述也是反解释和反定义的。福柯的考古学对于文献的态度是，不去质问它说了什么，而是关心它为什么这么说？同样，福柯的话语分析也不是挖掘话语背后的所指，而是试图质疑：话语为什么出现于此处而不是别的地方？对于陈述——引入陈述概念正是为考古学和话语分析而服务的——而言，同样的态度再一次出现：陈述的意义、定义和所指是什么无关紧要，它不是一个有确切定义的单位，不是一个有明确所指的集合体。陈述被福柯运用，仅仅是使它作为话语分析的工具。正是经由陈述，话语分析才得以进行，有关话语的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样，陈述仅仅是充作工具的功能。只有从功能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接近陈述。陈述不是一种存在形态，而是一种功能形态。对陈述的恰当问题就不应该是：它是什么？而应该是，它起什么作用？它不是对“什么”(what)的回答，而是对“如何(how)”的回答，它不服从于解释学，只服从于考古学。在考古学的视野中，陈述、文献、话语与其说它们背后存在着秘密，不如说它们只是一个系统范围中的位置。这也是解释学和考古学的重大区分。对解释学而言，陈述、文献、话语永远是需要解释的符号，是蕴藏着深刻秘密的不透明媒介。对考古学而言，陈述、文献、话语是不需要深度解释的事件，它有自身的体积和容量。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怎样建构的，它们和别的陈述、文献和话语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发挥什么作用？

这样，要确定陈述，就是要确定陈述的功能，就是说，应描述“它的具体实践、条件，制约它的规则和它运作于其中的场域”。⑧至于它本身是什么，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和答案。福柯描述了陈述的四种功能，这些功能的共同特征正是反对对陈述进行深度解释学式的探询，陈述绝对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符号体系，陈述置于空间中，但它本身并不包含需要解释的空间，也可以说，陈述是话语空间中的一个对象，它“进入多样的网络中，多样的运用场域中，它甘愿被转换，被改变。它被整合进某些操作和某些策略中，至此，它的同一性要么保持，要么被抹去”。⑨陈述在一个空间范围中腾挪施展，但它自身内部范围内并不需要腾挪施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陈述只与其外部发生关系，与周围发生关系。

陈述的四种功能是：(1)陈述与陈述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不是确定的对应关系，不是能指和所指所通常具有的那种对应关系。这就是它和句子、命题的重要区分所在。后两者的特性符合能指/所指的解释模型。“任何陈述，不管人们把它想象得多么简单，都不把句子的词所表明的某个个体或特殊对象作为它的对应物。”⑩这样，不要从陈述的内部，从陈述所包含的词语，从陈述的语义上去寻找指涉物。如果说陈述有对应物的话，这种对应物也应在陈述的周边去寻找，从陈述所在的区域去寻找，从陈述出现于其中的范围总体去寻找。陈述面对的不是一个语义对应物，它参照的不是“事物”、“事实”、“现实性”或存在者。它的参照物是这些存在者的存在规则，是它们的可能性法则。“陈述的参照系构成了地点、条件、出现的场域，构成了一种区分性要求：即将个体、客体、事物的状态同陈述自身使之运作起来的关系区分开来。”⑪陈述的层面既非句子的语法层面，也非命题的逻辑层面，它是恰好可能使句子和命题，语法和逻辑得以形成的层面。因此，它不需要形成分析，也不需要语义分析，它需要对陈述和差异性空间进行分析。正是陈述使空间中的各种差异显现出来。(2)陈述的主体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作者，不是书写陈述或口头陈述的发出者，不是陈述的根源或起点，也不是对陈述语词进行排列的有意义的意图。总之，应放弃将陈述的生产者理解为陈述主体这样一种企图。实际上，陈述主体是一个特定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是，这个位置不是一劳永逸的被确定，被贯穿和保留在某个文本、书籍和作品的行文之中，相反，它在变化——或毋宁说它如此地具有可变性，因而既能在几个句子中保持不变，也能随每个句子而变化”⑫也就是说，没有确切而稳固的陈述主体，陈述的主体和陈述的关系，不是作者和他所说的话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位置关系，也就是说，个体能够和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才能成为陈述的主体。在此，陈述既不归结于任何“我思”，也不归结于使它成为可能的先验主体，同时，它也不归结于产生它的时代精神。(3)陈述不能在隔离状况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一个关联性范围内运作。这也即是陈述不同于句子和命题的又一特点，对后两者而言，只要有一种物质载体，有它们自身的组成要素就可以判断它们是否是句子，是否是命题。也就是说句子和命题能否成立，就可以从这些单独的要素构成，从它们的组织方式上去判断和辨认，而不需要去参阅、借助别的句子和命题。它们和其他句子命题的关联性并非是它们的必需条件。而对于陈述来说，必须有一个邻近的空间。“如果没有一个活动着的邻近空间，人们就不能将句子转换成陈述。一个陈述总有一些被其他陈述所充斥的边界。”⑬陈述都是具体的，没有普遍的、自由的、中性的、独立的陈述，“陈述总是属于一个系列或一个整体，它总是在众多的陈述群中扮演一个角色，它既从它们那里获得支撑，也同它们区分开来：它总是陈述网络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陈述不以别的陈述为前提，没有一个陈述的周围没有一个共存领域。”⑭(4)陈述必须具有某种物质存在，陈述如果没有物质性，比如说，没有声音，没有符号，没有痕迹，我们还能谈论陈述吗？陈述总是经物质性给定的，它需要物质性。这种物质性的陈述为人们所生产、所操纵、所使用，它并非一劳永逸的。这种以物质性出现的陈述在流通，在被使用，也在消失，“陈述许诺或者阻碍实现某种欲望，服务或者抵制某些利益，参与挑战和争斗，最后成为一种占用或竞赛的主题。”⑮

《知识考古学》英文版

确定了陈述的四种功能，我们立即就会明白，福柯绝非将陈述视作高于音素、低于文本的语言单位。陈述不是句子，不是命题，不是言语行为，尽管它有时也以句子和命题的形式出现。陈述往往以各种各样的单位形式(语言单位，图表，曲线图，符号系统等等)出现，它让这些单位同别的单位，同别的陈述，同某个空间中的其他对象关联起来，而并不从纵向的角度对这些单位赋予“意义”。在福柯这里，陈述总是指向它所在的空间内的其他对象，它也没有一个原初式的起源主体，不受制于一个“我思”，同样，它也不自我封闭，不让自己划定界线，它也不固定自己的同一性，而是在它所在的空间内变动不居。在此，福柯对陈述的界定的最根本出发点是反解释学，也即是，无论如何，不要像对待需要释义的句子和命题那样对待陈述，既不要从逻辑上，也不要从语法上来分析陈述。陈述不需要语义和语法解释，它存在于一个空间内，陈述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在这个空间内和其他陈述、其他对象的关系，也即是陈述存在的条件，它的功能范围。如果说，解释学的方向是纵向和深度的话，那么，考古学——它从陈述着手——就是横向的，表面的，陈述就为这样的考古学目标服务，它关心的是它的周围，关心它的表面连接，它和其他陈述的变迁游戏。

福柯苦心设计的陈述理论是为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服务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话语？陈述与话语分析怎样才能协调起来？实际上，福柯的话语概念以陈述为基础，这个话语不是语言学家以句子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就不是结构主义者眼中的话语；也不是逻辑学家在命题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就不是解释学家眼中的话语。对福柯而言，话语就是陈述整体，是隶属于同一的构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因此，话语分析就是对陈述进行分析。对陈述的分析决不是对陈述的“隐含意义”的分析——那是解释学式的分析，对陈述进行分析“并不是质疑已说出来的东西还隐藏着什么，它们'真正’要说的东西是什么”，⑯相反，它考虑的是陈述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对陈述来说意味着什么。对陈述的分析只关注语言的事实，而决不问它们还隐含着什么？它们还有什么神秘的意义?福柯就此断言，他不相信有什么隐含陈述。

在福柯看来，话语构成的分析就是对陈述的描述，对陈述整体和陈述群的描述，这些陈述群既非由语法关系在句子的层次上连接起来，亦非由逻辑关系在命题的层次上连接起来，也不是由心理关系在表达上连接起来。陈述群仅仅在陈述的层次上连接起来，陈述的连接方式就表现在陈述的功能上，也可以说，陈述的功能实现了陈述的连接，它的功能就服务于这种连接。因此，陈述群之间的连接就同它的四种功能一致：它需要区分性的参照，需要任何个体都可以填充的主体位置，需要连接的空间，需要物质性。话语分析就是对陈述群这种连接方式的分析，它的核心和基础全都建立在陈述的功能和特性上，可以说，陈述的功能原则决定了话语分析的一切，这正是福柯为了话语分析而引入陈述这一概念的根本原因。陈述的描述和话语构成的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按福柯的说法，是同心圆的关系。话语分析充分而完全地体现了陈述理论的特征。反之亦然。陈述分析和话语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陈述属于一个话语构成就像一个句子属于一个文本，一个命题属于一个演绎整体一样。”⑰

陈述和话语构成的分析就是考古学的最基本的着眼点。福柯讨论了陈述分析所应遵循的方向和原则。这也是考古学的基石。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稀少性(Rarity)原则。何谓稀少性？在福柯这里，稀少性是针对总体性和连续性而提出来的。对于那些现象学家或解释学家而言，总体性和连续性是他们的律令。而考古学家则只注重稀少性。对解释学家而言，他们的话语概念和文本概念总是饱和的：这些话语和文本总是相信，它们说出了一切，说出了事物的丰富多样性，而且，那些细微的，不同的，各具特点的差异要素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共通意义的不同体现，这些不同成分实际上是某个总体性的表现，在此，总体性吸纳了一切差异性，单一的所指意义将丰富多样的能指吞没。这种总体性观念——它与陈述的稀少性截然相反——表现在历史研究上，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总体性历史：历史中所有那些边缘的、歧异的、细微的要素实际上在某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上和主流精神是一致的，它们被包裹被吞并在这种主流精神中，是这种主流精神的体现形式。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在解释学家这里，不同的能指汇聚在单一的所指这里，差异性汇聚成同一性，因而，这些能指是一致的，有连续关联性的同质性的，具有同一使命的。在此，“同这个单一的所指相比，表意素是过剩的”。⑱对于考古学而言，这一切都被颠倒过来。考古学正是用稀少性代替了总体性。稀少性的基本原则是，说出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陈述根本没有讲出全部的事实，它不向总体性的核心汇聚，也不将自己托付给那个单一的意义所指。陈述无法道出一个时代的总体性，在陈述这里，有大量的东西遗漏了，亏空了，略去了。陈述的稀少性原则就是强调语言表达的不充分原则，亏空原则。陈述相信，它讲述的仅仅是局部事实，因而它总是欠缺的。陈述和陈述，话语和话语之间并没有被一个总体性的单一意义统辖起来，因而它们彼此没有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与其说它们是彼此连续的，毋宁说它们是断裂的、隔离的，与其说是它们充分地表达了同一个所指意义，毋宁说它们是欠缺的、亏空的，它们没有说出全部的意义。稀少性是总体性和连续性的反面。

陈述的这种稀少性原则决定了话语构成不是一个丰满的躯体，不是一个层层相接、环环相扣、有内在逻辑的总体，相反，话语构成“是对沟壑、空无、空缺、界线和分割的分配”。⑲陈述之间存在着隔离的界线，话语之间也存在着隔离的界线。单个陈述和话语因而在某个空间中有了自己的位置。对陈述进行分析，就是要发现它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位置在话语系统中如何测定，如何分类，如何区分？陈述同其他的陈述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关系？总之，对陈述进行分析就是对它的位置感的分析，而不要循着解释学的路径去挖掘陈述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陈述的下面还潜藏着什么?陈述在说出什么时又排斥和抑制了什么？也不要试图将陈述纳入到一个具有共同意义的大文本中去，不要将陈述归属于这个文本，视作这个文本的意义体现。也即是说，不要将陈述视作一个需要破译的透明或晦暗的载体。相反，要把陈述视为事件，视为人们想占有、转换、复制、保留、转让的事件。“人们使正建立的网络适应它，并赋予它们在机制中一个地位。”⑳这样，考古学家就不是在陈述内部对陈述进行释义，而是从陈述的位置感着手，研究陈述的外在性(Exteriority)。

《知识考古学》中文版

外在性同稀少性一样是陈述的重要原则。如果说稀少性是针对总体性而言，那么，外在性针对着的是内在性，针对的是先验基础。一般而言，历史描述总是沿着外在性和内在性的对立展开的，外在性最终总要回到内在性，它只是内在性的表现和派生物，内在性是外在性的秘密和种子。外在性在起源处，在隐秘的深处，在核心地带总是发现内在性的显赫而威严的存在。就一般历史学而言，在历史的外表，历史的各种散布事件，历史的纷争事实下，总有一个更严肃，更秘密，更基本，更接近起源的内在历史，这些历史的外在事件，总是受制于这些隐藏而缄默的更真实的历史内核。历史学总是要在外在性中找出内在根源。而考古学的陈述分析、陈述的外在性原则则毅然抛弃了内在性，抛弃内在性的起源，内在性的第一决定功能、基础作用、派生能力。陈述只注重于自身的外在性，只注重自身外在的扩散、分配、连接、隔离，它决不将自己系于一个内在的统一体和核心从而消除自身的差异性，自身和别的陈述的差异性。通过破除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反复循环，陈述分析的目光就会停留在陈述的稀少性方面，停留在陈述省略、空缺、亏空、断裂的外在形式方面，停留在陈述的外在性物质自身方面。陈述的这种外在性原则要求人们不再将陈述视作某种事物的表面痕迹，某种内在性的支配结果，而是要求人们将其看作是自律的领域范围。同时，陈述的领域范围没有个别的主体，也没有集体意识在支配和主宰它，它没有决定性的起源，因此，这个陈述领域是个匿名的领域，“陈述的分析因而是在不参照我思的情况下进行的”。㉑

陈述分析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累积性(accumulation)。在陈述分析这里，稀少性替代了总体性，外在性替代了先验基础，那么，累积则替代了起源的探寻。陈述的累积性要求我们不再追究陈述源于何时、何地，我们没有必要去追寻、追溯陈述诞生的瞬间和黎明。陈述是偶然保存下来的。它们常常被遗忘，且以一种沉睡的方式存活于世。陈述分析的功能，不是将文本从它们的现时沉睡中唤醒，而是通过它们的沉睡来追踪它们。也就是说，不要去澄清，也不可能澄清陈述的最初诞生源头。陈述被保存下来是通过一些载体和一些物质技术条件，也即是，它是以一种残余物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对陈述的分析，不应该通过这种残留物去追溯起源，而应该限于这种残留物中，限于这种残留方式中，即它们的应用、实践、转换和改变中，总之，“陈述和话语构成应当使自己摆脱广泛而固执的回归形象，它并不宣称要超越某种跌落、潜伏、省略、覆盖、徘徊的时刻而返回至起源的瞬间”。㉒

稀少性、外在性、累积性这些构成了陈述的基本特征。福柯这样对陈述作了概括：

不要将陈述群描绘为一个封闭的、剩余的意义总体，而应描绘为一个残缺的碎片形象，不要将陈述群同内在的意图、思想、主体相关，而应同扩散的外在性相关。描绘一个陈述群，不是为了重新发现它们起源的瞬间和踪迹，而是要发现它们特殊的累积形式。它当然也不是要暴露某种解释，发现某个基础，释放某些结构行为，它既不取决于理性，也不信奉目的论。它要建立一种我所甘愿称作的实证性(positivity)。分析一种话语构成因而就是在陈述的层面上，在陈述独特的实证性形式的层面上来讨论语词的形成。概而言之，它即是确定话语的实证性类型。如果使用稀少性分析替代总体性寻求，用外在性的关系描述替代超验基础主题，用累积分析替代起源的追溯，那么，他就是实证主义者。㉓

福柯坦承自己就是这样的实证主义者。这样的实证主义者——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考古学家——将三种思想潮流作为自己的对手：解释学、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福柯将自己和它们区分开来。对于解释学而言，不论是老派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式的解释学，还是当时影响巨大的海德格尔式的解释学，都相信某种深层解释。海德格尔抛弃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也抛弃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主体和世界的对立的本质主义构想。对于他来说，主体不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人的存在内在于世界，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我们是主体仅仅因为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中，并和他人、世界实际相关。这样，人的存在就有一个基本结构。人就是要在这种存在结构中领会和理解自身，而不是走出这种结构之外来超然地对待世界和自身。因此，要领会人的存在也即是领会人在日常状态中的存在方式。实际上，海德格尔将存在论视为对存在意义的澄清。当他如下这样说的时候，不论他宣称他的“存在”是怎样摆脱形而上学的，也仍旧留有形而上学的问题残渣：“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㉔在此，“澄清存在的意义”是典型的深层解释学模型，尽管海德格尔赋予他的存在以特殊意义，尽管他费尽心机地摆脱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但是，这种问题方式和思维方式，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仍旧同形而上学摆脱不了干系。只要是去寻找意义，不论是什么样的意义，都留有形而上学痕迹。

海德格尔

事实上，福柯的考古学也是明确反对意义的澄清和搜索的，陈述不是命题这一论断断然宣布了同解释学的决裂。陈述不是命题即意味着它并不说出什么和肯定什么，它并不澄清什么，也不敞开什么。它不为所指和确定意义所主宰，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从解释学的眼光、从意义论的眼光去打量陈述，同样，由陈述组成的话语构成同样是反解释学的。“考古学不将话语当作文献，当作他物的记号，当作是透明的要素……考古学不是解释性的学科，它不寻求另一种隐藏更深的话语，它拒绝成为寓意的。”㉕海德格尔式的“存在”决不是福柯所谓的陈述，他的存在解释学也绝非福柯的话语考古学。

同样，考古学也不是结构主义的。对于结构主义来说，法则和秩序是决定性的律令，结构的各个要素都根据一定的法则组织起来，它绝非断裂和无组织的。实际上，在罗兰·巴特那里，无论是话语还是文本，都是以句子，即以语法关系为基础的句子为最初雏形的，一个话语或者一个文本，都是扩大了的句子，它们遵循着语法规则。文本或者话语的结构，都同语法规则有关，同某种封闭的秩序有关，同总体性和连续性有关。福柯否认自己的陈述是句子，他也否认了陈述是根据语法组织而成的，实际上，陈述根本没有以语法作基础，几个完全无关的随意的字母排列在一起也可能成为陈述。如果陈述与语法无关，如果陈述内部并不遵循某种连续性和普遍性的形式化过程，那么，考古学就绝对不是结构主义的。因为考古学的原则充分地体现在陈述的功能方面，考古学的视野就是陈述的视野。陈述不仅仅不是结构的，它也不是完全和饱满的，它并不沿着一条语法轨道畅游。相反，它充满着断裂，欠缺，亏空，缝隙。正是陈述的稀少性使考古学和结构主义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二者在反解释学方面还是一致的，二者都不致力于深层意义的探询，都不将自己拴系于所指的探讨，不过，对结构主义来说，形式化的语法探究是它不倦的目标，而这又恰恰是考古学弃之如敝屣的。

考古学的第三个矛头所指是主体中心论的人文主义。在这方面，它依然同结构主义没有太大分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反复地强调，陈述并没有一个生产性主体，它完全是匿名的，自治的，它绝不参照我思来运转。这样，话语与主体无关，或者说，主体与话语的惯常关系——主体、作者生产了话语——被颠倒过来，主体不是话语的起源，相反，它弥散在话语之中。这一反主体性论点出现在《知识考古学》中毫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在《词与物》中，福柯就已宣布了人之死，在《何谓作者》中，福柯也明确表明，主体和人消耗在能指的无限运作中。

如果说，主体中心论式的人文主义已遭到接二连三的抨击的话，那么，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此时尚处于流行之中。因此，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同结构主义有意保持距离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福柯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概念来代替那些旧有的语言和文本分析概念，同时也代替这些旧概念所体现的学说。作者、作品、书籍、句子、主题、结构、风格这些老式概念全被抛弃了，在福柯这里，这些概念导致了某种陈腐的分析和描写思维，它们并不那么可信，并不那么自然而然，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们，福柯动摇了这些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状态。“我们应指出，它们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建构的规则应当被揭露，它的合法性应被验证。”㉖福柯提出来的新概念——话语的形成，实证性，文献、陈述、话语实践——正是对那些老概念的质疑，它们表明了他的勃勃雄心，即用考古学来取代正盛行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可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待考古学，即一种不同于结构主义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的考古学方法，这种考古学方法试图同那两种方法竞争，抛弃那两种方法，瓦解以前各种各样的文本分析和语言分析思维。福柯大胆而蛮横地摧毁了传统和流行的分析模式，将它们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他的考古学，一套全新概念的分析手段的考古学，这也即是德勒兹称他为“一位新型档案员”的原因。

福柯

反解释学、反结构主义、反主体中心论的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德里达的学术意志。福柯陈述的“稀少性”和“外在性”概念被德里达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德里达同样反对总体性和先验基础，他不断地以结构主义所蕴含的总体性作为靶子。在他看来，有两种对于解释和结构的论述，“第一种试图解释，梦想解释某种摆脱了符号的秩序和嬉戏(play)的本源或真理，这种本源和真理如同流放者，它存活于必要的解释中。第二种不再追寻本源，而是肯定嬉戏，并试图超越人和人文主义”。㉗第一种正是结构主义的代表列维-斯特劳斯所向往的，德里达将这种寻求中心，寻求规则和总体性的结构主义称为“新人文主义的激情”。他想摆脱的正是这种激情，而转向第二种论述，即尼采式的对嬉戏的论述。在嬉戏过程中，充分而完全的在场坍毁了，“嬉戏总是在场(presence)和缺席(absence)的嬉戏”。嬉戏领域排除了总体性的可能，排除了中心和本源主宰的可能。在这个领域，总体性和在场都为缺席所搅扰，正是缺席，导致完全在场的失效，导致了总体性链条的毁灭性脱落。德里达的这种“缺席”功能同福柯的“稀少性”十分接近，二者都是对逻辑性、连续性和总体性所进行的激进骚扰，二者都反对解释学式的在场式再现。对于福柯而言，稀少性意味着陈述的亏空、欠缺和不饱和原则，即陈述无法再现所有的事实，相对于所指本身而言，陈述的能指形态总是稀少性的。对于德里达而言，缺席意味着能指对所指的再现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无论是稀少性、还是缺席，都意味着能指和所指的完全再现关系失效，都意味着表层和深层蕴含着的阐释性关系这一信念失效，都意味着一个封闭而自满的总体性失效。

德里达

就考古学的理论方向而言，它并不是孤独的。在反解释学、反结构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旗帜下，福柯和德里达(以及写出《S/Z》的罗兰·巴特)站在了一起。区别在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在一个巨大的哲学机制内部产生的。德里达同广泛的哲学家和哲学著述对话，他在这些哲学家中呼吸，他对他们进行阐发、解读，在他们的文本中反复出入，同他们不断地商讨、争执并不时对他们进行纠偏。可以说，德里达的理论正是以对别的理论家进行阐释的方式出现的。这些理论家包括卢梭、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列维-施特劳斯等等。这些哲学家都在德里达的理论和文本中留下了无法抹擦的痕迹。德里达数十年的著述正是在同他们的反复辩驳中形成的，实际上，他也是这些哲学家中的一员，如果说，这些哲学家都有或多或少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的话，那么，德里达就是这个反形而上学哲学链条的最后一环，他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他的著述，他的哲学文本、他的理论形态内在于这个反形而上学的哲学阵营。

完全可以说知识考古学理论是反形而上学的。但是，福柯的这种考古学似乎外在于这个哲学阵营，至少在著述和理论形态上是这样的。在《知识考古学》中，没有任何的哲学辩驳，没有哲学上的考证、推理和支撑，也没有哲学家的名字，没有哲学史的遗产，甚至没有哲学的惯常概念。这是摆脱了哲学史的哲学，这是从空中搭建的哲学舞台。这个哲学舞台的道具是一些平常的字词：陈述、档案、话语、考古，这些哲学视野顾及不到的概念被福柯引入了他独一无二的哲学机制中——《知识考古学》也许是福柯最具有哲学气质的著述。福柯赋予这些概念以独特的定义，使它们成为这个考古学理论的有机要素。无疑，陈述是这个考古学理论的基石。福柯的所有这些概念，他的考古学理论基石，与哲学史毫不沾边，与哲学家毫不沾边。这些概念也不同于德里达的那些发明出来的概念。德里达创造概念(如延异)，而福柯则将平常的概念赋予新意，他挪用概念。二者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德里达几十年来的最重要著述都集中在解构论的旗帜下，他对此津津乐道而又事无巨细，他的文本是解构论在不同领域下的扩展、延伸、渗透，解构论所向披靡地驰骋于各个领域，他的众多文本可以找到一个焦点，这使他的解构论影响巨大。而在福柯这里，考古学理论——我们再重申一遍，它在哲学方向上和解构论区别不大——不过是他某个特定时期内的思考产物，他很快放弃了这种理论，并对它表示不屑。的确，考古学理论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影响不及解构论，这既由于它的空中楼阁性质——它甩掉了所有的哲学语境，让人们无从着手；也由于福柯自身对它的轻视——他后来既没有对此详加阐述，也没有表现出热衷态度。而且，很快福柯就修正了他的这一理论。

注  释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antheon Books,1972.p.137

②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38

③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39

④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40

⑤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6

⑥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26

⑦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86

⑧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87

⑨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05

⑩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91

⑪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91

⑫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95

⑬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97

⑭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99

⑮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05

⑯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09

⑰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16

⑱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18

⑲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19

⑳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20

㉑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22

㉒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24-125

㉓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25

㉔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15页。

㉕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38-139

㉖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25

㉗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Routledge, 1981.p.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