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古而变，取洋而化，天才纵横”的海派大家任伯年国画赏析
任伯年
（1840—1896），清末画家。
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
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
任伯年，近代著名画家，与吴昌硕、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杰”。
任伯年初随父学画，后又受其族叔任熊影响。任伯年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观察，从小就学习了“勾勒取神，不假渲染”的肖像画技法，并为他以后的绘画打下良好的基础。1864年，任伯年到了宁波，住了四年，在宁波他随族叔任薰习画，两人还常有合作。此时的任伯年开始以卖画为生，后随任薰去苏州，在苏州的七个月里作画以肖像画为最多，并结识了当时苏州的著名画家沙馥、胡公寿等。
中年后任伯年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894年，任伯年肺病加剧。他曾将长年鬻画所积两三万金托其表姐夫在绍兴在故乡购置田地，其表姐夫将款挥霍赌博殆尽，而以假田契交给任伯年。事发后，任伯年不胜其苦，因而卧病在床。1895年，这位蜚声海内外的杰出画家在贫病中默默地安息了，享年56岁。
作为第一代海派书画群体的重要人物，任伯年生前早已名扬海外，绘画事业如日中天，每尺约三元大洋的高价润格，求画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任伯年以鲜明的艺术风格被画史认可，可谓“年未及壮，已名重于大江南北”。正是他创造了具有民间趣味的艺术形式，为中国画开拓了新的方向。
徐悲鸿曾说他是“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
英国《画家》杂志也评价说：“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19世纪中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宗师。”
《华祝三多图》
《华祝三多图》在2011年西泠拍卖以1.6675亿元人民币成交
此幅《华祝三多图》，所绘历史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
讲述古帝尧出巡至华封古地的深山中，华封三老祝尧多寿、多福、多男子，尧三次辞谢的故事，以表现尧的君子之风和华封人对圣人的讽谏，极富哲学意蕴。
画中随尧出巡的侍女、武士和马役，一行七人来到蓊郁的丛林中，华封三老从石梁上过来相迎，一株大树将两组人物相隔，洋溢着欢悦的情调。
任伯年运用了传统的三远法透视，将人物与环境结合得十分自然，高树茂林，潺潺流泉，画面浓荫下露出空白，将观者的视线引入充满阳光的地方。
全幅光感、空间感、色彩感、音乐感交织成美妙的图画，由此可见他运用多种手段着意描绘艺术意境的卓绝造诣。
《五伦图》轴
光绪庚辰（1880）画，68.5×83.5厘米，成交价3220万元人民币，中国嘉德2011年秋拍
五伦意为以五种禽鸟比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友朋之序。
此图即写凤凰、白鹤、鸳鸯、黄鹂、白头五种瑞鸟，或立石上草间，或飞鸣于玉兰、碧桃花丛之中，画笔工细，形神毕肖。
任伯年的花鸟画，笔墨流畅，色彩清新明艳，但艳而不火。构图繁密而疏密有致，秩序井然，自有大家之气。
《玉兰双禽》轴
1891画，设色纸本，205×120厘米，成交价2127.5万元人民币，北京九歌2012年春拍
任伯年的花鸟画注重写生，他将花与鸟连在一起，由此体现出季节感。
其花鸟画多以鸟为主，在设色上多用淡彩，偶尔也用艳丽色彩。
他早年学老莲派及北宋工笔重彩之勾染花鸟画法，后期又受陈淳、徐渭、朱耷等写意花鸟画的影响，兼工带写，笔墨简逸放纵，设色淡雅，格调明快温馨。
19世纪90年代，任伯年创作大量作品，画风变得更加大胆、简约、自然，技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玉兰双禽》正是此时的精品。
此幅构图饱满，留白巧妙。以淡墨写树，白粉点花，层次分明。双禽则重点刻画了头、眼、爪，以表现冬意未退、鸟禽初迎春风的战栗神情。画中玉兰枝干苍劲扭转，玉兰花正反错落，浓淡有致，落笔大胆而肯定。
山石则以淡墨写出，辅以淡色花青。整体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
《花鸟四条屏》轴
光绪辛卯（1891），设色纸本，（各）246.5×117.5厘米，成交价1411.05万元人民币，中国嘉德香港2012年秋拍
本幅《花鸟四条屏》属于任伯年小写意花鸟画之代表作。
任伯年绘画极善于用水，水与色自然交融，显得明净淡雅。如四屏之二中的紫藤，其淡紫色水、色、粉交融在一起，浓淡任其交融，而层次非常清晰，笔笔分明，不作重笔，毫无拖泥带水之处，达到清新明艳的效果。
任伯年用色如用墨，寥寥几笔，色与色相结，从不重复涂抹。这种“由工而写”的技法，最具任伯年花鸟画的独特面貌。
其次，任伯年的花鸟画非常注重引导观者的视觉秩序，他善于运用各种看似矛盾的艺术手法来吸引读者的视线不断地从画面的视觉中心扩散至其他次要物象，从而让人有不同层次的观感体验。例如四条屏之三，两只绶带鸟虽然在整幅画中只是一个小点，并不起眼，但画家巧妙运用以小衬大的创作手法，使其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
统观此四条屏，用笔富于变化，用色用墨灵活，对比鲜明而和谐。
当为任氏小写意花鸟画之倾心佳作，且尺幅巨大，十分难得。
《花鸟三屏》轴
纸本，133.5×64厘米×2，135×66厘米，成交价1265万元人民币，北京匡时2015年春拍
此幅《花鸟三屏》，任伯年采用恽南田的没骨法，在构图、造型、色彩上真实表现了民间生活情趣。
设色巧妙，运笔夸张大胆，立意高古。“猫”音通“耄耋”，犬义忠诚，雁鸣生机，确实为任伯年花鸟画之珍品。
任伯年十分擅长从文人绘画传统和民间艺术中吸取精华，在将吉祥意涵融入花鸟画中之余，又能把握住雅俗的界限，不流于俗套。
《蕉荫纳凉》轴
1880年画，纸本，121×53厘米，成交价1127万元人民币，北京匡时2017年春拍
这件作品人物脸部采用较为写实的描绘，辅以明暗手法增加立体感，再以户外场景衬托文人的理想意境。
当年文人圈时而邀请任伯年写像，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当时海上文人流行将肖像翻刻成版画，与个人文集一起刊行，而任伯年参照商业广告画视觉效果，以精简的线条和明确的主题，为文集增添了另一种风尚。
《棕阴纳凉图》轴
1887年画，设色纸本，110×55.5厘米，成交价1092.5万元人民币，西泠拍卖2012年秋拍
《棕阴纳凉图》所绘人物正是当时任伯年的好友吴昌硕，这件作品见证了两人是惺惺相惜、互为对方才情倾服的莫逆之交。
就目前所知，在任伯年为吴昌硕所作的画作中，以吴昌硕为题材的仅有八幅，都属于任伯年人物画作的精品。其中，1883年作的《芜青亭长像》，现为浙江安吉县博物馆藏。在1886到1888年间，任伯年以吴昌硕本人为题材的绘画中，包括了此件及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酸寒尉像》和《蕉荫纳凉图》。
《棕阴纳凉图》是首度在市场中亮相的任伯年画吴昌硕小像题材作品，同时，也是唯一为吴昌硕家属珍藏并含吴昌硕自题签条的一件。
画面以大片棕榈为背景，浓淡墨勾染并施，棕榈树下，吴昌硕倚书与朱琴，赤膊席地而坐，神情自若。
正如吴昌硕的老师杨见山题跋：“神情酷肖，尤妙在清风徐徐从纸上生，顿觉心肺一爽，如服清凉散，技至此可谓神矣！”
《花鸟四屏》轴
1882，设色纸本，（各）148×34厘米，成交价1012万元人民币，保利华谊（上海）2016年首届拍卖
此件《花鸟四屏》描绘了季节性的四时之景。春季繁密而丰茂的紫藤枝头栖息着倦懒稚雀。
早夏橙绿渐变的枇杷树后藏有一只白羽体丰的禽鸡。
秋日竹燕轻斜，画面以两个曲度相近的弧形结构布局，燕身一抹橙红与竹兰草色形成对比，同竹枝、燕背的墨色中和。
仲冬六只羽翼丰满的鹌鹑分处岩崖，最左侧鹌鹑伸颈观水仙，用以平衡画面。任伯年采用局部写实的造型与整体散点透视，四屏皆取“之”字分割，对角留白，主从、疏密、虚实的布局形成视觉秩序的引导。
画面空灵明快，动静有别，藏露得宜。造型恰当写实，摆脱文人大写意概念化和象征性的表现，是其独创全新的花鸟绘画语言。
此四条屏每轴附有“穆清邈斋珍藏”签条，当属陆佑申旧藏。
穆清邈斋主人陆佑申（约1875—1958），世居上海，与海上书画名人、鉴藏家交往甚密，其所藏皆晚清至民初海上名家之作。
他的花鸟画用笔富于变化，用色用墨灵活，对比鲜明而和谐，常把最显眼的色彩施于最重要的部位，使色彩为表现主题服务。
在章法布局上，他重视主从、疏密、宾主等关系，即使是并列的折枝花卉，也做到主次分明，鸟的抑扬，花的起伏，叶的虚实，景的陪衬，都是经过统一经营的整体，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美感的高度统一。
任伯年善于学习前人的艺术精华，能做到“施其意而不失其迹”他不仅更重视观察写生，而且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吸收了一些水彩画的技巧，从而又发展了传统的没骨画法，影响所及，促使我国近代写意花鸟画获得了新的发展。
可以说任伯年小写意花鸟是我们学习写意花鸟画的捷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