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馆的80件馆藏珍宝（上）
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文件规定，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博物馆、纪念馆全部免费开放。为引导和支持地方重要博物馆向国际先进行列迈进，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启动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
经对全国博物馆进行评估，最终明确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8个博物馆为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博物馆。这8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均处于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旅游的核心地带，是展现中华文明、反映中国文化价值，并具有一定国际水准的博物馆。
以下就对8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馆的重要馆藏文物进行介绍（上）。
1. 石家河文化玉神人
石家河文化最早发现时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因其文化属性特点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相识互通之处，后以其最初发现地-湖北天门石家河为命名，其主要分布于江汉流域一带，常见出土人物和动物形态的玉器。这件玉神人高8.5厘米，为圆雕，青玉质，晶莹剔透。玉神人面部造型奇特，斜橄榄形眼，蒜头大鼻，阔嘴紧闭，表情庄严，头戴平顶冠，耳戴一对耳环，双手放在胸前，被认为是古代巫师正在做法、通神的形象。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件玉神人保存完整，制造工艺非常高超，是海内外同类传世玉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曾经是上海博物馆的标识性玉件。
2. 商父乙觥
此觥高29.5厘米，全长31厘米，底部纵长12厘米，横长16.7厘米，重4.8公斤，由盖、身、鋬和圈足等几部分组成。盖前端是幻想中的动物头部，有一对长颈鹿的角和兔子的耳朵，双目圆睁，两角后各有一条屈体小蛇，中脊浮雕一条细长卷尾小龙，盖后端是一只牛头，双角突出，长舌上翘，与器尾的牛头把手形成对应。腹部饰大凤纹，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其余诸凤鸟装饰在圈足、主凤背上及器盖各部位，各具形态，错落有致。觥器、盖相对对铭刻“父乙”三字，是“氏为父乙做的器物。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器铸工精湛，纹饰华美，造型庄重，有浓烈的神秘色彩，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的新风格,此器集多种动物纹样于一身，是将精美的艺术设计和器物的实用性高度统一的一件瑰宝。
3. 商亚方罍
此方罍高53厘米，口沿纵长17.2厘米，横长20.1厘米，宽口，圆肩，腹部向下收敛，方圈足外撇。四角、四面中线处设宽厚棱脊，两侧肩部、腹下部设兽首鼻，另两侧置龙形耳。全器的纹饰以极细丽的云雷纹为底纹，自上而下装饰六层浮雕状的花纹。口沿、腹上部、圈足装饰凤鸟纹，肩部饰对称龙纹，中间有大卷角正面兽首，腹中部及下部饰兽面纹，下端为利爪，兽角、龙尾等处耸出器表，凸出的纹饰以各种阴线为装饰，透露出狞厉神秘之美。罍的颈部铸铭文两行四字，表明器主族徽“亚”，因此命名。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罍具雄奇厚重，精美瑰丽，是典型的“三组满花器”，是商代青铜器中的杰作，代表了鼎盛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4. 商小臣兹方卣
此卣高49.2厘米，重14.9公斤。盖为四阿屋顶式直沿形，盖上有四阿形纽，器作方口，短斜肩，深腹直壁略收，圈足外撇的式样，肩两侧设提梁，提梁两端置圆雕兽首形，盖和器的四隅有扁平形的扉棱。卣盖上饰倒置的兽面纹，盖沿饰龙纹，器颈部饰俯首屈体的龙纹，间隔有突出的兽首，腹部上端饰一周鸟纹，腹部饰圆睛和獠牙凸起的兽面纹，圈足饰鸟纹，提梁外侧饰两头龙纹，内侧饰阴线刻成的变形兽面纹。方卣的盖内和器底各铸铭文15字，记王赏赐了小臣兹，于是小臣兹铸此方卣祭祀他的先祖乙。此器从现有著录看，其最早的所有者应该是清代晚期著名收藏家吴大澂，自吴氏收藏中散佚后，即流落到日本私人收藏家手中。2010年上海博物馆在市政府及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从日本藏家处将此方卣购回，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器造型端庄厚重，保存完好，整器装饰既简朴粗放，又不失神秘庄重，为罕见的传世商代青铜重器，曾经清末金石名家吴大澂收藏著录，并有《愙斋集古图》与之相得益彰、熠熠生辉，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国宝级文物。
5. 西周德鼎
此鼎通高78厘米、口径56厘米、腹深35.4厘米，重84.86公斤，口沿方折，两耳高大，腹部下垂，下设三柱足。口沿下饰三组外卷角兽面纹，躯体向两侧展开甚长，尾部下卷。两侧配倒置龙纹，柱足上部纹饰与口沿相同，内腹与足连接处有凹陷穴，深约7.5厘米。此鼎铸有铭文27字，铭文记录了“德”跟随着周成王，自蒿地前往成周，为周武王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之后，周成王赏赐给“德”二十朋贝，即四十串贝币。西周时代大鼎鼎足一般都用这一方法，以避免腹与足交接处因铸造冷凝时产生过大应力变化而开裂。1962年汪敬之、陈翔九先生捐赠，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鼎形体瑰伟，纹饰简洁，是西周时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其庞大的形体和高超的冶炼技艺是当时青铜工艺发展水平的标志，实属重器。
6. 西周德方鼎
此鼎高24.4厘米，口纵长14.2厘米，横长18厘米，口沿较宽，上立两耳，浅腹平底，四角及外壁中线皆置棱脊，下置四条细长柱足，根部饰牛角兽首。四壁饰曲折角兽面纹，角形甚大，上有火纹，无躯体，两侧设倒置小龙，以细雷纹为地。腹内壁铸铭文5行25字：“惟三月，王在成周，祉武王祼自蒿，咸，王赐德二十朋。用作宝尊彝”，记载某年三月周王来到成周，为武王举行祭祀，结束后王赏赐贵族德二十朋贝，德因以作器。西周时期青铜器兽面纹不同于商，角外缘常有华美的鳍形增饰，此器增饰歧出尤长。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鼎设计铸造精良，纹饰十分清晰规整，为西周早期的方鼎代表作品之一，所铸铭文对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宝尊彝。
7. 西周厚趠方鼎
此鼎通高21.3厘米，口部纵长13.3厘米，口部横长17.5厘米，口沿较宽，上立两耳，四角置棱脊，平底下置四条柱足。柱足上部饰外卷角兽首，是西周早期鼎足装饰的趋向。腹部四壁饰兽面纹，双角下垂，尖端又作勾曲形上卷，兽角占据兽面纹主要地位。腹内壁铸铭文5行34字：隹（唯）王各（格）于成周年，（厚）趠又（有）于（濂）公，趠用乍氒（作厥）文考父辛寶?（尊），（其）子子孫孫永寶，朿（刺）。铭文记载周王来到成周的这一年，厚趠受到溓公馈赠，因以作鼎，作为他父亲父辛的祭器。此鼎腹部纹饰极为罕见，另一相似器物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鼎铸作精细，最早见于《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为宋代出土留存至今的青铜器之一，流传保存至今实属罕见，是历见著录、流传有绪的重要青铜器。
8. 西周趞曹鼎
此鼎高23.4厘米，口径22.9厘米，重3.94公斤，西周中期，立耳，腹较浅而宽，柱足较细，足内侧平直。口沿下饰一周对称回首龙纹。腹内壁铸铭文八行五十七字，记载恭王在宗周新宫大室前举行大射礼，趞曹受到王的赏赐，为赞扬恭王宴请宾客，并作鼎。传世有七年趞曹鼎和十五年趞曹鼎2器，曾经清末金石家吴大澄收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趞曹鼎的足与常见的圆足不同，前所未见，这种形式有利于铸造后脱范，是恭王时期的新形式，明确纪年为周恭王十五年，订正了世传恭王在位十年和十二年之误，对研究西周恭王的在位年限有重要价值，历来被视为西周恭王时的标准器，国宝级文物。
9. 西周师虎簋
此器通高15.2厘米，口径23.9厘米，重4.72公斤.器盖遗失，体较宽矮，敞口微收，鼓腹，腹上部两侧饰兽首耳，矮圈足外撇。腹部饰瓦沟纹。器内有铭文十行一百二十四字，记载师虎受王命继承祖先考官职务。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师虎簋书体规正，笔法圆润，轻重匀停，行款匀称，体势遒丽，雍容华丽，是一件承上启下有关键作用的铜器，可以看出当时的金文已更成熟定型，不太追求象形，是中国文字及书法发展史的重要转折。
10. 西周大克鼎
此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该鼎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铭文共28行290字，分二段，第一段为膳夫克自述乃祖师华父美德功绩，勤事于恭王，出纳王令，多蒙赏赐事。后段叙述孝王在崇周穆王庙，命尹氏册命膳夫克，赐它土田、奴隶、物品等，克因之为乃祖宗庙作器。1890年（光绪16年）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线条雄浑流畅，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达到巅峰的历史见证，其铭文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用笔厚重质朴，笔势遒劲雄伟，形体舒展、挺拔，虽用圆笔也有其伟岸与雍容之态度。这篇铭文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经济制度和奴隶制度的珍贵史料，为“海内三宝”之一，国宝级文物。
11. 西周晋侯稣钟
晋侯苏编钟是一套打击乐器，全套共16枚，第一组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钟上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在一件器上有这么完整的时间记录，前所未有，是我们探讨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这套编钟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且笔划流畅规正，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艺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的人民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是一套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国宝级文物。
12. 西周齐侯匜
匜为盥洗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的记载，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此器高24.7厘米，流至鋬长48.1厘米，重达6.42公斤，西周晚期盥洗器。器身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匜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极其稳健。匜内腹底部铸有铭文22字：“齐侯乍（作）虢孟姬良女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虢孟姬是虢国君主的女儿，齐侯的夫人，“良女”是她的字，故知这件匜是齐侯特为其夫人而铸。周代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保障切身利益，经常用相互通婚联姻的方式结为为联盟。虢国是河南西部的小国，齐是东方大国，春秋时齐还一度成为霸主。虢齐两国联姻，显然出于政治需要。顾榴先生捐赠，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匜造型魁伟庄重，是目前所见青铜匜中形制为最大、最重的一件，其铭文记载了齐侯为虢孟姬良女作匜的事情，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彼此通婚结为政治联盟的情况。
13. 春秋子仲姜盘
此盘口径45厘米，重12.4公斤，形体较大，器质厚重，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子仲姜盘是香港太阳集团董事长叶肇夫先生捐献，是晋国太师为他妻子仲姜所作的盘。1997年叶肇夫捐赠，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与装饰水平，铭文书体工整，文字精炼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整篇铭文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最特别的是盘内所有的动物可以在原地作360度的转动，这是以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弥足珍贵，国宝级文物。
14. 春秋牺尊
此尊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公斤。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1923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鼻上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集盛酒、温酒为一体的青铜器，国宝级文物。
15. 战国商鞅方升
这件方升呈长方形，全长18.7厘米，升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直壁，后有长方形柄。方升外侧有铭文三十二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寸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就是商鞅，故而这件器物被命名为商鞅方升。清朝晚期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重要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国宝级文物。
16.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
竹简是古人在纸张发明之前，用以书写文字的竹片。对楚国竹简的资料研究，对于研究战国时期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该《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完、残简有二十九支。该文字较为奇特，不为人所熟悉，关于其文字的释读尤其引人注目，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文字奇雄，不类齐鲁，奇诘古拙，形成一种丰富多变与绚丽婉转的艺术风格。传世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楚国文字在战国文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楚国文字与书法风貌，可以窥探到楚国文化“荆楚雄风”的艺术特色，此书不仅是早期书法作品的代表，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化研究资料，国宝级文物。
17. 西汉八牛贮贝器
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自是滇青铜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此器高51厘米，底径29厘米，重15.2公斤，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滇族青铜器中，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传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器雕琢细腻，形象生动，为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是反应滇文化青铜特色的标志性器物，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18. 西汉“见日之光”铜镜
透光镜是一种特殊的青铜镜，镜面不仅能照人，当阳光或平行光照射镜面时，镜面的反射投影能出现与镜背的文字和纹饰相同的影像。此镜因在铜镜背面花纹外侧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得名。铸造透光镜有两个关键：一是铸造过程中的冷却凝固的工艺，即铜镜在迅速冷却时，镜背的花纹在凝固收缩中，纹饰的凹凸会使镜面产生与镜背相应的轻微起伏；二是研磨抛光的工艺，镜面在研磨抛光中又产生新的弹性变形，进一步增添了镜面的起伏。当两个条件都具备时，就会产生“透光”效应。此镜直径7.4厘米，净重50克，其镜面微凸，镜背中央有一个外鼓的圆钮，四周装饰八曲连弧纹。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镜工艺高超，镜面微凸，镜面的反射投影就能出现与镜背的文字和纹饰相同的影像，充分运用和体现了光学和力学原理，具有极高历史、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是古代铸镜工艺上的一项杰出创造，国宝级文物。
19. 西晋白玉衮带鲜卑头
鲜卑头，即胡语所言的带钩或带扣。《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此器长9.5厘米，宽6.5厘米，采用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通体透雕一条蜷曲的蟠龙，龙身上部曾嵌有宝石，现已全部脱失。器背两侧有铭文两行：“庚午，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记录了制作时间、制作机构、器物名称、用工人数、监造者姓名等非常有价值的内容。上古玉器一般很少雕刻铭文，明清时才较多出现，在魏晋时期就出现如此多铭文，弥足珍贵。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白玉带钩为“御府”所造，应当为皇室用具，且刻有46字铭文十分罕见，系皇帝的御用之物，在传世数量稀少的晋代玉器中被誉为“独一无二”的稀世孤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高等级玉器精品。
20. 东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
此帖又名《夜来腹痛帖》，纵23.5厘米，横26厘米，为纸本草书，共7行，58字，是王羲之因病未能得见朋友一面而写的一封信，也提到其他亲戚朋友的近况，作品风格面貌属于王羲之晚年书风。此帖较多使用中锋运笔，体势超逸优游，灵动卓约，与章草相比，笔画中隶意渐失，字体间连贯流畅，说明此时王氏的书法，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已有了很大程度的创新。左右两上角皆钤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即宋人所称的“金图书”。传世古书画上并用此两印者独见此《上虞帖》，而帖上南唐的“内合同印”为其他古书画上所未见。《上虞帖》在明代藏晋王府，旋归韩逢禧。至清初为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所藏。清嘉庆时为翰林商载所收，后又归大兴程定夷。明人詹景凤将之著录于《东图玄览》，并推许为“唐摹之绝精者”。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帖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风格面貌属于王羲之晚年书风，且书卷前后盖有南唐和北宋皇室的收藏印章及历代收藏印记，同时保留着北宋内府的装裱格式，为唐代摹本的珍品，堪与原作媲美，也是一件难得的艺苑瑰宝，国宝级文物。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祖籍山东琅琊（山东临沂），东晋杰出书法家，世称“王右军”，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有“书圣”之称。后人评其书法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
21. 东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摹）
此帖纵26.1厘米，横26.9厘米，绢本草书，共二行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帖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这幅作品运笔非常熟练，笔画劲利灵动，风神散逸，帖中的10多个字曲直结合：横竖较直，有刚劲之美；又有圆转外拓的曲笔，有遒婉之美，用墨巧妙自然，墨色有枯有润，变化丰富。“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藏大家吴其贞称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此帖原藏宋太宗秘阁，经宋徽宗宣和内府，宋亡后为元文宗藏，后赐柯九思，明重入内府，后又从内府散出，万历年间归私人收藏家吴用卿，崇祯时入吴新宇家，清光绪时为徐叔鸿所得，民国时归叶恭绰收藏。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帖整体风格俊逸爽迈，超逸优游，章法上行距很宽，显得萧散疏朗，流传有序，堪称是一幅不拘法则而又无处不存在法则、妩媚秀丽而又散朗洒脱的草书精品，是王献之行草的代表作，国宝级文物。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东晋琅琊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22. 北魏元倪墓志
此墓志全称《魏故宁远将军敦煌镇将元君墓志铭》，纵74厘米，横73.5厘米，北魏正光四年(523年)二月刻，楷书，共19行，行22字。墓志的书写者应是当时高手，因受南朝书法影响，渗入圆笔和行书笔法，点画流动。此志刻工亦甚精，能将原书笔意较细致地传达出来，虽未署作者名，通过秀逸精健的书法推断，该墓志很可能是造诣颇深的书家和刻工所为。此志日本曾有影印本，如今印本国内很少见到。民国初年在河南洛阳姚凹村出土，曾归常熟曾炳章、昊兴蒋榖孙、番禺陈渔春，1960年从陈氏处访得此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墓志书法技艺纯熟，墨色饱满生动，是魏楷中的佼佼者，书风趋于秀逸潇洒，端庄典雅又不失圆润，结体具有一般魏体的基本特征而属其中平正规矩者，，是雄强悍劲的魏碑向隽永流美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书体，是北魏墓志中的极品代表作，是元氏墓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国宝级文物。
23. 隋阿弥陀佛三尊铜像
常见的金铜佛像往往为单件，而这件作品则以佛床的形式来表现，给人以立体的空间感。此造像高37.6厘米，长方形底座上承一佛二菩萨、二供养人、二狮子。主尊阿弥陀佛左右还有两个插孔，原应置二弟子形象，现已佚。主尊佛像结跏趺坐於莲台上，袈裟右袒，作说法印，座下为束腰形仰覆莲座。菩萨面佛而立，左尊持宝珠，右尊拈宝花，皆高髻宝冠，低眉垂首，神态静穆。供养人为一男一女。女供养人捧物，披帛恭立；男供养人合掌，表情谦逊。狮子张口吐舌，作踞蹲状。菩萨璎珞上的珍珠颗颗清晰，最前两只狮子身上的线条（如毛发等）是在整器铸成之后，用刀阴刻而成，相当细致。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阿弥陀佛三尊像，制作工艺精湛，头光使用失蜡法铸造，采用透雕工艺，其精细程度让人惊叹，与陕西省出土的阿弥陀佛鎏金铜像和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阿弥陀佛九尊像是中国金铜造像的最高代表。
24. 唐怀素草书《苦笋帖》页
此帖纵25.1厘米，横12厘米，绢本草书，共两行十四字，文曰“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字虽不多，但技巧娴熟，精练流逸，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变化无常，但法度具备；点画粗细浓淡，结字大小正斜，线条柔中寓刚，神采飞动。《苦笋帖》是可考的最早与茶有关的佛门书法，也是禅茶一味的产物。安岐评此帖道：“墨气精彩，草书十四字超妙入神”。《苦笋帖》宋时曾入绍兴内府收藏，后历经元欧阳玄，明项元汴，清安岐、乾隆内府、永瑢、永瑆、奕訢、戴滢等收藏。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帖书法俊健，瘦肥相宜，流畅生动，中锋用笔，轻重合度，墨彩如新，直逼二王书风，尽显清逸之态，有古雅淡泊的意趣，是怀素传世书迹的代表作，艺术价值极高，属我国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国宝级文物。
怀素（737-799年），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怀素自幼出家，好草书，曾将弃笔堆积埋之于山下，号称“笔冢”，又广种芭蕉，用蕉叶加以挥洒，即称其居曰“绿天庵”。好饮酒，时人谓之“醉僧”，自言得草书三昧，有“狂僧”之称。怀素书法初学欧阳询，后师从张旭的学生邬彤学草书，与张旭合称“颠张醉素”。其草书狂风怒浪，援毫掣电，随手万变，法度精严，影响后代极大。
25. 唐高闲草书《千字文》卷
此卷纵30.8厘米，横331.1厘米，为残卷，仅存“葬”字以下52行、243字，前缺的部分由元鲜于枢补。此卷录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自首句“天地玄黄”至“园莽抽条”之“园”已遗失，从“莽抽条”以下，存二百余字。此卷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用笔娴熟痛快淋漓，又结体丰厚富有内涵。其结尾处，尤为开阖恢弘，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此书迹流传有绪，曾经宋赵明诚、元鲜于枢、明方鸣谦、清卞永誉和安岐等收藏。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卷运笔缓、速、动、静，变幻不定，有动不可留，静不可推之妙，通篇神采超逸，自成一家，无疑可称为高闲的草书杰作，为流传至今的高氏唯一可见之迹，国宝级文物。
高闲，生卒年未详，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幼出家于湖州开元寺，后入长安，唐宪宗元和至唐宣宗大中（806—859年）时人，是唐代后期的一位僧人书家，所作草书盛名一时，其稳重若泰山、飘逸似神仙之意蕴，应是书法艺术中的崇高境界，因此在中国草书史上能与“张颠狂素”并列。与当时的名诗人张祜、陈陶以及著名文学家韩愈友善。
26. 唐孙位《高逸图》卷
此图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图中所剩四贤，一为好老庄学说而性格“介然不群”的山涛，旁有童子将琴奉上。一为“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王戎，旁有童子抱书卷。一为写《酒德颂》的刘伶，回顾欲吐，旁有童子持唾壶跪接。一为饮酒放浪，惯作青白眼的阮藉，旁有童子奉上方斗。四贤的面容、体态、表情各不相同，并以侍童、器物作补充，丰富其个性特征。卷后有明朝司马通伯的题跋，图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政”、“和”朱文连珠印记，“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双龙朱文印记，并有清梁清标、清内府收藏印记。清宫旧藏，后溥仪以御赐溥杰之名带出皇宫，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图着重人物眼神刻画，得顾恺之“传神阿堵”之妙，线条细劲流畅，如行云流水，兼有张僧繇“骨气奇伟”的特色，画风在六朝的基础上更趋工致精巧，而点缀的木石已用皴梁，则开启了五代画法的先路，是书画中的瑰宝，是孙位唯一存世的作品，也为目前屈指可数的几件唐代作品之一，国宝级文物。
孙位，一名遇，原籍会稽(浙江绍兴)，唐代著名的画家。擅画人物、鬼神、松石、墨竹，所作皆笔精墨妙，雄壮奔放，情高格逸。尤以画水著名，与张南本善画火并称于世。孙位继承了顾恺之“劲紧连绵如吐丝”的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更加成熟，线条的变化更丰富，人物造型刻画更真实细致，《高逸图》是他唯一存世的作品。
27. 唐云龙纹葵口玉盘
此玉盘口径10.3厘米，高2厘米，口沿为十二葵瓣状，浅平底，与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白玉及水晶八瓣花形杯多少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形制上可能受到金银器或瓷器的影响。此盘外壁浮雕两龙戏珠图案，龙首张口吐舌，双角，颈上发鬣飘动，身有翼并饰网格鳞纹，背、腹刻鳍甲，尾弯曲并穿绕一后腿，足三爪。龙体呈飞动状，两龙首间琢一宝珠，龙身外满饰如意形云纹。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盘玉质温润晶莹，外壁浮雕双龙戏珠图案，属于典型的唐代龙纹样式，所饰的二龙戏珠为所见年代最早的同类图案之一，在出土和传世器中类似的器物十分罕见，为唐代玉雕器皿极珍贵的标准器。
28. 唐越窑青釉海棠式碗
唐代越瓷的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瓶、盏托、粉盒等。晚唐时的碗有了更多的式样，如荷花碗、荷叶碗、海棠碗、菱形花口碗等。唐代饮茶之风极为盛行，这直接导致了茶碗的流行。陆羽在《茶经》中认为饮茶的碗以越窑产品为最好。这只海棠式碗高10.8厘米，口纵23.3厘米，口横32.2厘米，足径11.4厘米，椭圆形，口及器身作海棠花式，敞口微敛，斜腹，圈足外卷，碗壁有4条浅楞，在口沿处稍稍内收，呈四出缺口式，外壁以4条直线为饰，圈足底部设花瓣形缺口。胎质坚硬，呈灰色并泛氧化赭红，支烧。支烧痕，内心与圈足各16个。通体施青黄色釉，釉色润泽明亮，器形大而规整，造型线条丰满，圆润而流畅，形体优美雅致，酷似一朵盛开的四瓣海棠花。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件海棠式碗胎质细腻，釉色匀润，青中闪黄，润泽如玉，制作考究，釉层均匀，造型规整别致，是越州窑青瓷的代表作和名贵佳品，是唐代越窑青瓷中出类拔萃之作，海内孤品，国宝级文物。
29. 五代定窑白釉镂雕宫殿人物枕
这件瓷枕高13.6厘米，长22.9厘米，宽18.4厘米，通体施白釉，釉面滋润，聚釉处呈淡水绿色，玻璃质光很强，胎体细腻洁白。枕面作如意头形，其上刻满密而流畅的缠枝花卉纹，两侧微上翘，下承仿木结构建筑的宫殿形平座，门窗门拱、基址台阶均雕刻得形象逼真，殿宇前门紧闭，后门半开，一人侧立于门前，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方座底部无釉，附着有褐色细砂，中央有一小孔。传世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瓷枕在唐代已有所见，宋、金时广为流行，而如此镂雕殿宇式人物的瓷枕，则较为罕见，构思别致，独具意匠，胎质细腻，釉色洁白，其胎质、釉色和精湛的雕塑技艺与五代至北宋早期的定窑瓷器的特征一致，国内收藏中仅见此一件，国宝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