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榜图书｜资治通鉴启示录
作为一部网罗宏富、体大深思的重要史书，《资治通鉴》记载了宋代以前一千多年治国理政的得失和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是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本书作者张国刚教授对《资治通鉴》研读深入，心得独到，能够在厘清历史事实与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梳理，并立足当代、结合现实需求进行解读，挖掘总结出关于治国理政、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122条启示。使普通读者也能通过这本言之有理、明白晓畅的历史经典名著而汲取古人的智慧。【导语】《资治通鉴》虽好，但它卷帙太大，且以文言文写成，一般人难以卒读。本书以通俗的语言对《资治通鉴》中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解读，能够让广大读者轻松读懂，作者精心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可以给读者以启发和帮助。
贞观之治：千古一帝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名垂青史、家喻户晓的皇帝；一个与秦皇汉武齐名、有文韬武略的皇帝；一个曾经被封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皇帝；一个因执行所谓“让步政策”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皇帝；一个因为在各种电视剧中热播、在通俗作品中细说或戏说，而被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的历史人物。但是，若问是什么成就了唐太宗，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历代文人学者和政治家中推崇唐太宗者大有人在。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元年（1465）八月初一为新版《贞观政要》作序时就说：“朕惟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尤莫若贞观之盛。诚以太宗克己、励精图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辈感其知遇之隆、相与献可替否以辅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独盛也宜矣。”朱见深认为三代以下以唐代为最盛，而唐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又以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为最盛。在明朝的这位皇帝看来，唐太宗李世民不啻为千古一帝！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帝位，难免屠兄夺位之讥，其情形大体与隋炀帝杨广得位相类。唐太宗当皇帝不过二十三年（与汉文帝、明宪宗在位时间相当），比他享祚久长的皇帝大有人在；贞观时期的全国人口不过三百万户，远远不及隋炀帝和唐玄宗时期九百万户左右的规模，这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处在恢复期。那么，唐太宗凭什么被推为千古一帝呢？
隋朝末年，天下分崩离析，官逼民反，又到了一个该改朝换代的时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唐太宗就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晋阳起兵前，老谋深算的李渊曾对提出起兵反隋建议的年轻小伙子李世民说：今化家为国，或破家灭族，都由汝而起。现在的史家大都认为起兵是唐高祖李渊蓄谋已久的行动，并非李世民的首谋，李渊的话只是对自己的掩饰和对后生的勉励之辞。做这个翻案文章的关键证据出自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封笔于李渊在位之时。论者咸谓此乃第一手资料，未经太宗时的史官篡改。但是，谁又能保证当时人记当时事，不是取悦高祖的附会之辞呢？不管如何，18岁的李世民已经察觉到天下可为，坚定了父亲起兵的决心；嗣后他东征西讨，功勋冠于诸王子及诸武将，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进军长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还是在平定山东、河北劲敌的战争中，李世民不仅身先士卒，勇猛顽强，而且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善用骑兵、集中优势兵力等战术，经常出其不意地打败强敌，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后来击败突厥与征服高昌，也都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但是，有一件事令这位枭雄心情难平，那就是他平定山东不久，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河北地区再次举兵，山东旧地，大体皆叛。倒是李建成采纳魏徴以招抚为主的怀柔政策，才稳定了山东地区。这件事几乎是当年隋朝平定江南的重演。隋朝灭陈后不久，出现反复，“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后来杨广恩威并用，才稳定了对南方的控制。本朝的经验和前朝的教训，对转变李世民的观念影响很大，那就是不能完全靠武力征服天下。唐太宗即位后就宣布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还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贞观元年）这就是很识时务的看法。启示 李世民根据本朝的经验和前朝的教训，提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这一识时务的看法。他广纳贤才，使文臣武将各得其所；又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从而为稳定唐初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为了适应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唐太宗推行了一系列偃武修文的政策。他广纳贤才，表现得比任何一个前代帝王都重视文士。早在藩邸时，他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学士，设立文学馆，馆中著名的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他们或以政治韬略见长，或以才学盖世见用。同时，李世民还设有天策上将府，安置随己征战的武将们。文臣武将，各得其所，对于贞观年间政治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关于治国方略的大讨论。议题是：大乱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惩治刁民，还是“抚民以静”，与民休息。在关键时刻，这个纵横疆场十余年的统帅做出了英明的决策，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八《务农》）因此，他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他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为稳定唐初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启示 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所称道。敢于用曾经反对自己的人，体现了他的胆识。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他的明智。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所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的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太宗却对隋文帝以察察为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又说：“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而下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敢于用曾经反对自己的人，体现了唐太宗的胆识。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徴。魏徴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等到窦建德为唐军所破，魏徵又在太子李建成的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掌东宫经籍之事），职位虽不高，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这样一个几乎处处与李世民为敌的人，李世民却能因爱惜他的旷世奇才而摒弃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阳卢承庆虽然是参加晋阳起兵的元从功臣，但其父、祖皆为隋官。贞观中，太宗任卢承庆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太宗能够团结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的人才，这对于稳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笼络人心，减少反对势力，具有重要作用。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又说：“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岂是至公之道耶？”（〔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这样的话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说：“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全唐文》卷一〇，太宗《金镜》）他对于大臣的长处和短处，了如指掌。如评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占，非所长也。”（《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又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他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他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他说崔敦礼，“深识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旧唐书》卷八一《崔敦礼传》）。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如果只是上述这些，唐太宗只能算是众多帝王当中的杰出者之一，还谈不上千古一帝。宋朝史家范祖禹评价唐太宗说：“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唐〕范祖禹：《唐鉴》卷六）意思是说，唐太宗本来是一个彪悍勇武之人，可是他能够畏义好贤、屈己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这几个词值得深加玩味，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道义保持敬畏，对贤者保持尊敬，不固执己见，能听从臣下的谏诤，努力改过迁善。总的意思就是明宪宗总结的“克己”二字，即对自己的欲望、偏见保持克制的态度。启示 “克己”是评点太宗的点睛之笔！即对自己的欲望、偏见保持克制的态度。最能体现唐太宗治国思想的文献，首推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该书的重心，无论是处理君臣关系，还是阐明帝王之道，其要害都是“克己”：——“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人民的力量表示敬畏，所以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敬畏方能克己。——“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忠言逆耳，有自知之明方能接受谏诤，约束自己。“克己”当然包括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唐太宗自己就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朕每思此，不敢纵逸。”从社稷苍生的角度考虑，不敢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声色之欲，就是克己。这一点值得每一个位高权重者引以为鉴。一个皇帝要做到“克己”，前提是要有自知之明。贞观初，太宗曾经用亲身经历举例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唐太宗从对于弓箭的认识误区，体悟到自己缺乏治理天下的经验与才识，因而需要访问群臣的意见，从而丰富自己的见识。为此，太宗对臣下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人们都说魏徴有奇才，他的奇才主要表现在敢于向皇帝说真话——谏诤。进谏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国家设置了一批谏臣，其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号称“言官”。朝廷做出决策，必须先听他们的意见，其他官员如果先于谏官而言事，则被视为举事不当。魏徴向太宗进谏，前后二百多条。他不仅在唐朝以休养生息、注重教化这一基本国策的辩论上，在废除分封制度、完善郡县制度这一政治方针的施行上，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在许多生活细节上，也给太宗以很好的规谏。特别要提到的是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十条几乎都是针对人性弱点的，意在告诫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约束自己。魏徵总是言人之所难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也总能做出妥协，克制自己的脾气与欲望，最终成就了求谏纳谏的佳话。太宗说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毕见”，还总结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