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像
宋代的秦观说：“杜子美之于诗，实习众家之所长，适其时而已。”（《淮海集·韩愈论》）他认为杜甫的诗作，既能集中并继承历来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具有高度的创作技巧，又能“适其时”，准确反映社会的现实，展现唐代的时代精神，抒发现实生活中人民的心声。这评价，扼要地概括了历来人们对杜甫诗歌创作的认识。
杜甫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他既看到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的景象，又亲身经历安史之乱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窳败的惨况。眼见现实生活的强烈落差，胸存悲天悯人的慷慨情怀，发之为诗，便充斥着沉雄郁勃之气。他在唐肃宗乾元二载（759）所写的《石壕吏》，最能表达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思想和艺术水平也最高，是最能体现杜甫作为“诗圣”的代表作之一。且录如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置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公元七五八年，被唐肃宗任命为左拾遗的杜甫，因得罪唐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据《新唐书》称：“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由于杜甫的职务无足轻重，使他能抓住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朝政局稍有转机的机会，从华州回到洛阳附近，准备到鄜州的羌村，探望久别的家园。谁知行近洛阳，他就碰上了极其糟糕的局面。原来，安庆绪的军队节节败退，已退到洛阳附近的邺城，被郭子仪、李光弼等统领的数十万大军重重包围，连杜甫也以为胜利在望。谁知，昏庸的唐肃宗处理失当，竟然派太监为围攻邺城的九路大军的监军，并不设统帅。于是唐军各自为战，邺城久攻不下，还被安庆绪抓住机会，各个击破，结果六十万唐军一时溃散。兵败如山倒，洛阳岌岌可危。为了补充兵员，唐王朝只好到处捉人抓丁，补充兵力。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在这局势极其混乱、人民饱受痛苦的情况下写成的。“三吏”，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其实可以视为一首组诗。“三别”，是诗人写被征者或其家属，以第一人称，诉说被征入伍的痛苦心情。“三吏”，则是诗人从旁观的角度，既描写被征者的苦难，又描写征兵的官吏种种不同的面目。这六首诗，各有特色。我认为，《石壕吏》是写得最为精彩的一首，也是写得最为通俗易懂的一首。但是，语言的通俗化绝不等于一般化。歌德说：“精美绝伦同时又通俗易懂，是最为稀少的。”（《论文学艺术》）杜甫的《石壕吏》，正是属于这类稀少的神品。诗的首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下子就攫住了读者的心。这两句，互相联系，只交代诗人进入石壕村所遇见的事，似乎没有主观色彩，很好懂，很平常，其实是极不平常的。杜甫在这十个字中，连续使用“暮”和“夜”两个指示近晚和晚上时间的字，这就值得注意。“暮投”，除了强调遇见的事情发生在晚上以外，也点明诗人经过白天的奔波，到了晚上，才投宿于石壕村。投宿，是临时住宿，是偶然找到歇宿的地方。诗人选择“暮投”，而不用“暮宿”，是因为“投”字多少有投掷、抛掷之意，表示急忙间慌不择路的意味，并非只是住宿那么简单。谁知道，杜甫这偶然的忙乱间的投宿，竟让他意外地更深切地看到了一场老百姓惨痛生活的遭遇。“夜捉人”，表明捉人发生在晚上。这就怪了，为什么白天不捉人，晚上才来捉人？而且，为什么要捉人？这些，都和当时的形势有关。按唐代兵制，最初定男子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丁，要被征入伍。到天宝初年，情况尚安定，便改为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但到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兵源不够，连中男也得入伍。所以，杜甫在《新安吏》说到“县小更无丁”，说“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等到郭子仪等包围邺城，反被安庆绪打得鸡飞狗走，溃兵四散。为了堵住叛军威胁长安的缺口，唐朝便不顾一切，四处抓人补充兵源。杜甫写“有吏夜捉人”，说明当时已无兵可征，只能去抓人来充数了；又说明，官吏白天已抓不到人，只好趁老百姓晚上在家的时候，突击“捉人”。于是，“夜捉人”三字，充分暴露了当时官府的无能和凶残的面目。而从官吏乘夜或连夜捉人的情况看，诗人在石壕村偶然看到的一幕，在这村却是必然和经常发生的事，否则，老妇和老翁便不会有如此熟练的应付办法了。因此，这互相联系，似是平顺叙述的两句，其实蕴涵着强烈的情绪落差。另外，诗人选择“暮”“夜”的暗黑氛围作为全诗的底色，这既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也烘托出抓丁故事规定情景的悲情。诗人对“投”字和“捉”字的使用，也已经透露出他惊惶讶诧的心态。接着，诗人写“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他重复使用“老”字，也是为了加深读者对翁、妇年龄的印象。在第四句这里，学者们产生过很有意思的争论。有人认为，这句应作“出看门”，因为这句需要押韵，第四句用“门”字，才与第二句的“人”字同韵。但有学者考证，这首诗最早出现的版本，是作“出门看”的。清代的何焯指出，人们“疑‘看’字为不叶，不知真、文、元、寒、山，同收上颚音，古诗为此押者多矣”（《义门读书记》）。他认为，在唐韵，“人”属“真”的韵部，“看”属“寒”的韵部，二者是通叶的，所以，“出门看”出现于最早版本，不存在押韵不协调的问题。这判断应是正确的。其实，仔细观察，杜甫写“老妇出门看”，而非“出看门”，是有道理的。如果作“出看门”，“看”有着看守的意味。在明知有吏捉人的时候，老妇看守着门口，是想拦阻石壕吏的进门吗？硬碰硬，显然不可能。但是，写“出门看”就不同了。“看”，这里则是探视的意思。老妇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装作不知道，走到门口，看出了什么事，作打听状，这其实是给“老翁逾墙走”做掩护。这样的写法，比“出看门”更能准确地表现被欺凌的百姓，既是怯生生的、忐忑难安的，又是颇为机智地对付官吏的神态。而老翁，一听到外面有吏捉人的动静，立刻果断迅速，跨过墙头，溜之大吉。这老夫老妻一快一慢的举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使场景更具戏剧性。至于老妇那试探性观察的行为，也和后面的苦苦哀求有所联系。可见，“出看门”与“出门看”是有区别的。“出门看”，可以更准确看到杜甫创作时用心的精细。
诗的开首这四句，展现作者临时投宿，想不到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石壕村的百姓则是知道这是经常发生的事。这出乎意料的一方，与意料之中的一方，亘然不同。跟着诗人描绘老妇和老翁两种不同的行动，一迟疑，一迅速，那出人意料的对策也形成强烈对比。这似是平顺的四句，语势如兔起鹘落，分外能够产生强烈的吸睛作用。确如浦起龙所说，这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读杜心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杜甫对词语的选择，看似平常，其实是颇费斟酌的。在唐诗中，我们也看到有人写过两句有所联系，却只单纯作为叙述过程的诗句，如白居易的“闻有送书者，自起出门看”（《酬吴七见寄》），这便属平铺直叙，淡而无味，与杜甫写老妇老翁的两句，真不可同日而语。
诗的第五、第六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何”，是加强语气的词，杜甫在这两句中，又重复使用同一的词语，而且直接用排比的形式，无非也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问题是，既然吏和妇都提及了，那么，按道理就应分别描写吏是怎样怒呼的，妇是怎样啼告的。可是，诗中对老妇的哭诉写得很具体、很完整。但对吏的怒呼却一字不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何况，诗的题目就叫“石壕吏”，怎么能除了叙述性地提到他“捉人”和“怒呼”以外，其他一概略去呢？要知道，这首诗明明以“石壕吏”为题，却基本上是把他撂在一边，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杜甫的“三吏”，其中的《新安吏》和《潼关吏》，都写到他和吏有过直接的接触。像《新安吏》写他向吏提出疑问：为什么连“中男”也要上前线？吏也如实回答：“府帖昨夜下”，不得不执行。于是，诗人向百姓表示同情和抚慰。在《潼关吏》中，吏还带领他到前线参观，“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唯有《石壕吏》，杜甫没有对吏的形象作直接的描写，但石壕吏的凶恶嘴脸，读者又俨然在目。这是为什么？需要进一步观察诗人创作的手段。在把吏撇在一边之后，杜甫便详细描述老妇的苦苦哀求。为引导读者对老妇的注意，杜甫还加上一句“听妇前置词”，然后再写“妇啼”的内容。首先，老妇把家中壮丁参军的状况归纳为一句话，“三男邺城戍”。这等于向石壕吏报告，她家参军应征的指标都已达到了。而且，三个儿子也都在邺城参加了战斗，也都是刚刚才应征的兵。所以，她的一家已完成了朝廷派下的任务。为了证实这一点，老妇又逐一诉说儿子们可悲的情况。“一男附书至”，她说收到前方的来信。所谓“家书抵万金”，她原以为有了什么报平安的消息，也让听者的心情稍为放松。谁知来信报告的消息是“二男新战死”。这就惨了，两个儿子都战死沙场了。这两句，在艺术上有顿挫之妙。更重要的是，老妇是要向石壕吏告知，她一家已为朝廷做出了牺牲。她又悲叹：“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确实，兵凶战危，敌寇如狼似虎，来信的儿子当下虽然还能苟且偷生，却只是暂时留着性命，谁晓得还能活多久？至于死了的，就永远没有了。这段话，在摆事实中，说得极为凄楚，特别是说到存者死者的两句，一字一泪，真能让听者伤心，这也就是“妇啼一何苦”的内容。当然，老妇悲伤地摆出她家的惨况，无非是希望能以理以情，打动石壕吏的心，让他放她家一马。至于她这一番哭诉，石壕吏能否听得进去？杜甫竟没有写。
接下去，诗人让老妇继续说下去，而诗却转了韵，意味着气氛又有变化。在前面，老妇的话说得很顺畅，很容易理解。而下面几句，竟是前言不对后语，自相矛盾，互不搭界，乍然看来，让人莫名其妙。请看：
这很怪！为什么老妇忽然转变了哭诉的口吻，她分明说了“三男邺城戍”，本来就表明了家中已经没有可以应征的人口。怎么还要强调“更无人”呢？这只能表明，石壕吏根本不相信她的话，一定认为她家中仍然有必须参军的人丁，所以她才强调更没有其他在家的人了。她这一表白，石壕吏相信与否，反应如何？杜甫竟然没有描写。有意思的是，老妇忽然说：“唯有乳下孙。”这句话，岂不是自打嘴巴？刚刚才说“更无人”，以“更”强调，怎么还承认有“乳下孙”呢？难道“有孙”就不是有人吗？紧接着，又说“有孙母未去”，这分明承认，除了有孙外，还有媳妇在家吗？这不是又推翻了“更无人”的供词吗？这是为什么？至于“一何怒”的石壕吏，有什么样的反应，杜甫依然没有写。老妇招认了有孙，而且还承认有媳妇在家里，若从叙述性的语调看，真像粤谚所说的“鬼拍后尾枕（脑袋）”，不打自招。这老妇再说下去，就更奇特了，她竟还表白，媳妇“出入无完裙”，是不能出来见人的。为什么她要加上这一句？一定有其原因，但杜甫并没有说明，让人像遇见“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这四句，自成一段。四句之间，似是浑然一体，只是老妇自言自语地诉说。但不难发现，这四句的每一句，各说一事，语气是断断续续的。至于那“一何怒”的石壕吏，对应的态度如何？杜甫依然没写。他自己，也似没有流露出听了老妇一番诉说的态度。
下面的一段，韵脚又有所变化：
这几句，当然是老妇对石壕吏所说的话。她的话题，怎么会突然转变了？怎么从说媳妇没完整的裙子穿，转为主动提出由她这老婆子参军的申请？甚至还说出可以立刻动身，说自己并非干不了活等一连串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理由。杜甫写老妇向石壕吏的诉说，也到此为止。他一直没有写石壕吏的搭腔。而且，也再没有写老妇的情况。这意味着，吏与妇“一何怒”“一何苦”的对立，也告一段落。从上面的分析看，《石壕吏》一诗，只写老妇的诉说，而她的诉说，前后矛盾，乍然一看，漏洞百出。然而，正是从这些“漏洞”的空隙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极其高明的创作技巧。如果是一般的作手，既然写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很自然，便会一方面写吏呼是如何地怒，一方面写妇啼是如何地苦，绝不会光写妇，而不写吏。但是，《石壕吏》精彩之处，正在于只写妇啼之苦，不写吏呼之怒，却能在老妇的诉求中，让读者清楚地看到那石壕吏恶狠狠的嘴脸。我们不是说，老妇的话里有许多“漏洞”吗？你看，她不是刚刚强调过“室中更无人”吗？为什么又说“唯有乳下孙”？这一定是在她一口咬定家中无人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从她的口吻看，正在她信誓旦旦的时候，屋里传出小孩的哭声。如果我们采用戏曲的书写方式，其剧本应是：净扮吏，老旦扮妇。如果我们再把这戏剧性的对话还原为诗句，亦即删去了石壕吏一方的话，那么，就容易理解在老妇的说话中，为什么会出现前后不搭界的矛盾和“漏洞”。原来，这是杜甫有意让读者自己，从老妇答话里所呈现出种种似是不合理、不搭界或不合逻辑的空隙中，通过自己的想象，听到了石壕吏极其凶恶的呼吼！于是，石壕吏穷凶极恶的面目，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中，读者也便了解为什么杜甫偏偏以“石壕吏”为题。有意味的是，杜甫让审美客体感悟到石壕吏狰狞的面目，是要读者从他吆喝和质问老妇的声音中“看”到的。但这“看”到，实际上只是“听”到而已。这一点，杜甫也早就点明了。在诗的第七句，他便写明：“听妇前置词。”作为偶然投于石壕村的客人，他听到的，也只是吏的怒呼和老妇苦求的声音，而不是写看到他们一怒一苦的形象。这表明，杜甫在这首诗中所设置的规定情景，完全不同于《新安吏》与《潼关吏》。在《石壕吏》一诗中，他的视觉完全没有与在门前对话的妇和吏接触，而只是在屋里的某个角落，或是隔着墙壁，听到外面的闹嚷。他是靠声波的传递，感知外部的信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由视觉亦即通过光波反射到人的神经中枢所获得的信息，会更直接、更具体，这就是所谓“眼见为实”。至于通过听觉，亦即由音波反射到神经中枢，需要脑细胞有归纳分析和想象容受的过程。相对于视觉来说，听觉认知比视觉的“实”，“虚”的方面会更多一些。这就是人们在看画展和听音乐时，审美感受会有所不同的地方。杜甫通过声音听到门前的争执，已经是运用虚写的手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有意忽略所“听”到的石壕吏的发声，而通过老妇回答的话，让人们感知石壕吏横蛮凶暴的形象。我们如果看章回小说，不是常会看到说书人说“话分两头”或“一支笔难写两回话”吗？杜甫的超人之处，正是在诗中，一笔下去，便写出了对立的两头。既写出石壕吏的怒呼，也写出老妇的苦啼。对老妇方面，杜甫写得很细致、很清晰；对石壕吏方面，杜甫的处理则是不写之写，或者说，全用虚写。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声音越大，甚至震动到连耳膜也来不及反射到听觉神经，那就成为“希声”。我的老师董每戡教授曾告诉我一桩往事。有一次，他去听一位老艺人说书，说的是“张飞喝断长坂桥”。当讲到张飞大声一喝时，那老艺人一拍惊堂木，举起双手，嘴巴猛然张开，作大喝状。其实他的喉头，没有发出声音。但董老师说，当时他和其他听众都听到了“张飞”震耳欲聋的大吼。这是说书艺人让听众看到他夸张的动作，把视觉形象转化为听觉所得的形象，于是，审美客体的脑细胞便会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让虚景呈为实境，获得更深刻的认知，这就是艺术的奥妙。笪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景迫而神景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筌》）杜甫在《石壕吏》中所采取的，正是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对老妇的哭诉，杜甫实在地描绘，让被压迫者的“真景”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而对于石壕吏，则是没有描写的“空景”“虚景”。但这无画处，却让读者感悟到石壕吏大呼小叫的神态。这一点，陆时雍也看到了，他说，石壕吏“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吏呼’二语，便当数十言。文章家所云要令，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唐诗镜》）。他也真看到了杜甫创作方法的精微之处。杜甫在写了老妇说“犹得备晨炊”之后，接下去是“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似断还连的一句，类似电影在故事进行中突然插进一个空镜头。“夜久”，这两个字很重要，它表明在老妇离开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石壕村里，在这饱受欺压和恐吓、门前曾经喧闹争执的家，长夜漫漫，竟然是“语声绝”。按说，老妇在说自己可以应征之后，接下来，作者有好些事情可以叙写。例如，石壕吏是如何带走老妇的，老妇在临离家时有什么表现，她走后邻里有什么反应，她家中的媳妇如何惊惶紧张，那老翁怎样逃了回来，逃回来后又有什么动静，等等，都可以着墨。但是，这种种情景，杜甫一概不写，只用“语声绝”三个字概括。这表明，老妇走后，屋里屋外，村前村后，远远近近，一片死寂。更说明在老妇的家里，没有什么声响。屋里谁也没有说话，到底是不敢说话，怕有人再来抓丁，还是伤心欲绝，欲哭无泪？总之，杜甫都不写，他有意留出一片空白。为了强调屋前屋后的死静，他加了一句：“如闻泣幽咽。”“如闻”，意思是好像听到却又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听到，正是这一点似有似无的幽咽声，更反衬出环境的森肃，让读者感觉到周遭死静和悲凉的气氛。诗的最后两句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在这里，杜甫把长夜的一切略去，直接写他的离开。从中，他等于告诉读者，在夜里，那“逾墙走”的老翁已偷偷地回到了家。存者且偷生，却让老妇付出悲惨的代价。杜甫下一“独”字，意味深长。在他暮投石壕村的时候，他是见过老翁老妇一家的；而到天明离开这里的时候，却只见到老翁一个人了。而且，当写到分手，杜甫只用了一个极其简略的“别”字，语意也十分含蓄。分别时，杜甫有和老翁话别吗？若有，说了些什么？若无话可说，两人又有什么样的表情？杜甫都没有写。确实，也真难写！杜甫作为耳闻目睹这惨剧发生全过程的旁观者，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因此，他索性什么都不写，让读者自行想象他和幸存老翁的分别情态。实际上，以默默无言的虚写，反显出他对这不幸的一家无比同情，却又爱莫能助；对作恶多端的石壕吏和黑暗的现实无比憎恨，却又无法干预。所以，这一个“别”字，正好表达他内心无声之恸。吴山民说：“‘夜久语声绝’二句，泣鬼神语。结句尤难为情。”（见《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他的体会，有助于我们对《石壕吏》最后四句的理解。对《石壕吏》一诗的题旨，其实不难判断。可是也有人产生不同的想法。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老妇主动提出“急应河阳役”的问题。例如仇兆鳌提到，有人认为说：“此妇仓促之际，既脱其夫，仍免其身，具此智谋胆略，真可谓女中丈夫。”当然，诗无达诂，但总不能离谱。诗中所写，老妇分明被带走了，怎么反而说她“仍免其身”？有些学者也说老妇自荐参军，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认为“安史之乱”是非正义的，老妇参加抵抗叛军斗争，是爱国的行为。真有趣。这些学者忽视了在唐王朝平叛的斗争中，也表现出黑暗腐朽的一面，乃至兵败如山倒，丧师辱国，兵源枯竭，于是出现连年老力衰的老妇人也要拿去充数的一幕。从老妇和石壕吏的对话中，我们分明感知到那吏目咄咄逼人，是一定要把人带走充数的。老妇勉强对付他，便说如果要人，就带走我这老婆子吧！开始时，她还以为石壕吏不至于连她也要带走，说了句老婆婆并非无用的辩白。谁知道，这恶吏竟然真的把她带走了，这更让人十分意外，也进一步表明，唐代统治者真是无能到了极点，兵源枯竭到了极点，乃至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如果真的像有人所说具有爱国主义精神,那么，邻里们应该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才对，又怎么会出现诗的最后四句所表现出的无比凄楚的情绪呢？显然，拔高老妇的精神，既毫无根据，又损害了原诗的价值。《石壕吏》这首五言古体诗，通篇只有区区二十四句。通俗简要，明白如话，但杜甫通过暮投石壕村，偶然遇到的一个悲剧，概括了唐代安史之乱时期人民悲惨的现实。而且，在整个封建专制时代，这悲剧也具有普遍性意义。这首诗深刻地展现出封建社会官吏横行、百姓无比悲惨的典型环境，也透露出像杜甫那样许许多多具有正义感、同情人民疾苦却又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内心愤懑、忐忑难安的典型心态。因此，这首诗，一直以来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明代桂天祥指出：“（《石壕吏》）语似朴俚，实浑然不可及，风人之体于斯独至，读此诗泣鬼神矣！”（转引自《唐诗汇评》）这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概括了历代诗坛对《石壕吏》的总体评价。《书城》杂志已在淘宝天猫悦悦图书专营店上架，欢迎大家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