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冶儒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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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尾寻幽
大冶儒学简史
◎刘远芳
宋初，中央政府开始设置专门的学官主管教育，同时建立学校，中央一级有国子监、太学，地方分州学和县学两级。
大冶县学之建，始于宋代。具体年份，1990年版《大冶县志》的《大事记》，据兴国州人王质所作《大冶县学记》，定为至和三年（1056），其实不然。
《大冶县学记》载：“丙申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绪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讫事也。”正是这两句话，导致了新县志编者的误会。公元1056年（至和三年）岁在丙申，1057年岁在丁酉，编者“对号入座”，以为县学初建于至和三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王质自述，县学竣工后，邑中士人请其作记以称美其事。王质生于1135年，殁于1189年，不可能在北宋作此文章，其文中“丙申”和“丁酉”分别对应淳熙三年（1176）和淳熙四年（1177），这才是正确的时间。王质以直言规谏得罪权贵，其时已绝意仕途，归乡著述，时间刚好吻合。
“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既言更新，则在此之前，原有县学，修建时间不详，但一定是在建县之后。同是1990年版《大冶县志》，其《教育篇》又称县学始建于政和六年（1116），不知所据为何。
关于县学重建后的规模，《县学记》亦语焉不详，仅称“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可知共有房37间，坐西南朝东北。
潘子韶是所知第一个兴办大冶县学的官员，“贤而有政事文章”，理应受到邑人的尊敬和铭记。但一直以来，关于他的点滴信息只来源于王质之文。该文着重论述兴学之义，言及潘之里籍生平，仅“三山人”三字而已。而“三山”不止一处，颇难考稽。
按福州古时亦称三山，因其老城中有三座山而得名。今年夏天，笔者出差福州，得空查访，果然发现潘子韶正是福州人。其先人潘季旬仕唐为御史中丞，避唐末五季之乱入闽，成为此支潘氏在福建的始祖。潘氏历代读书进学之人甚多，至宋尤盛。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潘氏即有族人登科，至宝祐元年（1253），240余年间，登科者至少27人，其中北宋7人，南宋20人，以进士为主，也有诸科、文举、武举等。潘氏于闽，算得上诗书大族，科第名家。
据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一《潘左藏墓志铭》，潘子韶祖父名师孔，父名飞英，子名周伯。子韶科第情形不详，仕至兵部郎中、朝奉大夫。其子周伯以荫补入仕，屡平叛盗，积阶朝议大夫、闽县开国男，官终靖州太守，逝于咸淳五年（1269）。周伯之子公湜官抚州通判，公助官漳州推官，公嵓为将仕郎。
宋元之交，兵祸连绵，大冶县治屡遭劫难，县学自难独免。
自元代起，政府官办的学校称儒学。元至正元年十二月（1342），大冶县尹周镗重建儒学。周镗，字以声，浏阳人。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授衡阳县丞，调大冶县尹（元制，县尹与达鲁花赤同掌政令），莅任三年，以税费之节余中统钞二百余锭，重修礼殿、神厨、经阁、明伦堂，儒学规模初具。并在儒学旁建冶邑先贤万桢（号止斋）祠堂。周镗累迁国子监助教，擢翰林院编修，出为四川行省儒学提举，后还乡，遇盗贼攻城，知其令名，欲推为主，镗大骂不屈，遂遇害。
周镗对大冶教育最大的贡献，不在于重建儒学，而是将大冶南宋名儒万止斋树为典型，使邑人有所遵循，如果没有他的推举，万止斋不会被今人誉为大冶“千年第一贤”。
明洪武八年（1375），县儒学毁于灾。十二年，知县王伯时重建礼殿、戟门、东西庑、明伦堂、东西斋舍。十五年，创仓廒、厨、库、牲房于西庑之西。初复其旧规。二十七年（1394），教谕李悌劝率学户江司计等塑先圣四配神像。三十二年，知县于贤复建号舍于明伦堂之左，架阁库于堂之西北，教谕训导宅于学之左右。至永乐五年（1407），知县綦桢辟学圃于学之东北，竖亭其中。九年，仍徙仓于学之西南隙地，徙库、厨、牲房于仓之旧基，又修棂星门。至此，儒学规模格局大定，基本适应教育教学之需。儒学与文庙合而为一，既是官学，又是祭孔之所。
永乐十二年，重修明伦堂，再修礼殿。十三年，典史韩升重修斋舍；县丞王铭修筑围墙，覆布瓦以蔽雨雪。这一时期，儒学经过多次修缮，但格局未变，前庙后学，面朝大箕山。
明弘治初年，韩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见大冶儒学简陋破旧，命地方修葺。兴国州学正蒋昂、谪官桂阳州通判姜绾前后督修，由前庙后学改为左庙右学。万止斋祠早已颓毁，此次移址于城隍庙之左，一并重修。弘治十一年（1498），直隶建德县举人刘珑任大冶县令，次年重修儒学，改向五龙山。
明嘉靖十四年（1535），云南河阳人赵鼐任大冶知县，他重视教育，将儒学旁方姓等民户移至别处安置，复修棂星门，重建并扩大儒学规模。至嘉靖四十年，儒学再经修葺。
万历十年（1582），江西萍乡选贡吴仁任大冶知县，于政事之余增修县志，并两次大修学宫。十二年，建礼殿东西庑，各五楹，前为戟门、棂星门，左为儒学门，各三楹。又凿前泮池，前树屏风，两旁各建一牌坊，左曰“科第联芳”，右曰“台垣接武”。后为明伦堂，由三楹拓为五楹，移至右侧与礼殿合而为一。于明伦堂之左右分别建御制亭和启圣祠；增博文、约礼二斋于堂两翼，各五楹；教谕、训导宅三所，居东者二，居西者一。其他墙垣台级，皆修饰一新。知州张仕可捐资，兴国州籍文学家吴国伦作记。十三年，移名宦、乡贤二祠于大成门之左右。万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二年，知县杨令名、程九万、杨世华先后维修整饬。
明崇祯末，天下变乱，乱兵焚城，儒学彻底倾覆。春秋朔望，设荻篷以行祭礼。
清初，顺治六年（1649），知县刘源湛、训导官抚邦拟于明伦堂基址上建造孔庙大殿，先竖起梁柱，一夜为雷震坏。复于前殿建屋五间，制孔子木主，官抚邦书名；两庑、戟门略备。康熙年间，数任知县兴修、扩建学宫，增启圣祠、泮池、坊表。至雍正间，先后毁败，黉门仅存故址。
雍正十三年（1735），诏新天下学宫，儒学教谕杜崑在县令王言大的支持下领首重修儒学，“未弥月而凑金四百”。规模甫就，而人事变动，经费告罄，后继者勉力操持，沿乡劝捐。乾隆六年（1741），知县朱继序、教谕萧瑚、陶文夔接手续建。此次重修，费巨工繁，历时七年，参与者众。
乾隆三十年（1765），江西举人陈嵩龄莅任。下车伊始，视事学宫，见墙垣衰朽，即定议大葺，稍有蓄积，便于四年后动工，事未竟而迁去。后任高质义、邱之芬，教谕朱綋、司训杨芳暨邑绅相继兴工,增造奎星楼、尊经阁于启圣祠之右，并两庑下祭乐二器库，大成门左右忠孝、节烈二祠。此次重修，始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仲冬，至乾隆三十八年仲夏，山阴举人胡大衍莅任，才正式宣告竣工。
嘉庆九年（1804），易儒学左右石坊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扩宫墙于外，移棂星门于前，内凿泮池，中甃圜桥，两旁绕砌石栏，栏上东西各造廊房，规模又有扩大。
道光二十五年（1845），知县周祖衔独捐廉俸千金，敦请诸生叶甘霖督修学宫兼东西斋署，新造丁祭礼乐等器。考取歌舞生四十余人，学习音律祀典，以肃祭孔礼仪，使邑人耳目一新。又劝募千金，发典生息，以作后来整理之资。周祖衔为河南商城人，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一年任大冶知县，考列上等，署随州知州、岐亭同知，升武黄同知。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太平军攻破鄂城（今武昌），巡抚常大淳战死，周祖衔同时殉难。
咸丰间，太平军数次袭扰大冶，摧毁儒学明伦堂及诸多礼器。
同治四年（1865）冬，南昌人胡复初任大冶知县。次年，朝廷明令各府州县修复文庙，胡复初捐俸银为之首倡，延得力者董其事，同年季秋动工，事未竣而胡调任枝江，江苏上元人马修藩自黄陂调署大冶，继续督修。次年孟夏，工程告竣，典物仪文，复归完备。
自宋至清同治间，儒学修建近30次。
“胶庠肇建，养贤及民。使知使觉，一脉传薪。”儒学既是一县之最高学府，又是教育管理机构，并且往往与文庙比邻而建，或者合而为一，作为全县文化的渊源和象征，受到士民的普遍尊崇。大冶学宫前的双石坊，其文先是“台垣接武”“科第联芳”，后易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又建“圣域”“贤关”二坊。光绪七年（1881），皇帝御书“斯文在兹”四字，颁行天下学宫。这些坊联殿额，昭示了儒学的三大功能：一者崇儒祭孔，一者传播文化，一者作育人才。大冶儒学在文化传播和人才培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新式学校兴起，儒学渐趋式微。1977年，大冶儒学（文庙）大成殿被拆除，改建成县政府办公楼。
（原载黄石日报2021年11月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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