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六清代朴学
万献初 撰 （宋时磊纂集资料）
有清一代，是国学全面总结的阶段，三百年学术精博而又深广，分量重而价值高。
清代学术汲取晚明学术游谈心性、空疏误国的惨痛教训，以求真务实的考据之学为主导，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形成质朴实在的学风，因而清代学术被称为“朴学”或“实学”。汉代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重诂训的实证学风在清代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故清代学术又被称为“汉学”。梁启超认为：该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1]
1644年，清兵入关，中原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进入了异族统治汉族的时代。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与牵制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推行汉化政策，沿袭明制，开科取士，重用博儒，网罗天下人才，开馆修明史，校理历代典籍，编纂《四库全书》，使民族矛盾渐趋缓和，满清政权逐步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社会舆论，禁锢自由思想，大兴文字狱，杜绝一切对满清统治不利的思想和言行，最大限度地限制汉族知识分子的主观思考。社会环境的变换，促使传统学术在清代发生重大转向，众多学者只能埋头整理、发掘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考据之风大炽，成为清代国学的主流。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考据之风渐次衍及众多学科。经学方面，又以汉学为主、宋学为次，以古文经为主、今文经为辅。顺治、康熙两朝是清代国学初兴时期，也是学术范式的创制时期，“清初三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风气之先。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遍行，虽在不同地域和师承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支派，但总体精神相似，形成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道光朝以后，清代国学发展到了第三期，其特征为今文经学的兴起，融合外来新学，以及出土文献的研究。同时，清代后期也是国学走向衰落的时期。
一、清初学风的转变与朴学范式的建立
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纠正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的偏颇，形成晚明长于思辨的学术形态。但随着王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末流分化，心学的缺点也完全暴露无遗。人们终日谈论良知、道德，“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导致随意的穿凿附会，浅薄的“帖括”之学泛滥，且参杂禅学，使学风日趋空疏浮泛，以致满路酒色财气，浮颓淫逸，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晚明的杨慎、李贽等人对理学的积弊进行猛烈抨击，并开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进入清代后，学风为之一变，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努力下，力矫晚明颓风，弃空谈而倡实学。颜元、李塨明确标帜“实学”，倡导“实文、实行、实体、实用”,被后人称为“颜李学派”。清初学者的学风崇尚朴素，不注重文采，是名副其实的“朴学”，并逐渐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皮锡瑞描绘清初学术流变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2]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人称亭林先生，被尊为清代朴学的“不祧祖先”。顾炎武早期从事反清斗争，建树无多。后来专心学术，对心性之学“清谈害实”导致明亡有切肤之痛，强调“通经致用”，力求考察经文的本义以用之，反对向内的主观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学问，一生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为人为学方法，著述极丰，传世之作有五十余种。主要著作有《日知录》三十二卷，考订精详，内容宏博，分科研究，贯通古今，是其得意之作，也是考据学的典范之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规模宏大，精审渊博，为掌故学、地理学者开启先路。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彻底否定叶音说，分古韵为十部，上承明代陈第，下接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朱骏声等，强调“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其古音学在材料、方法、理论、成果上的建树对乾嘉之学的兴盛影响巨大。其它如《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等，利用文字来校正古籍，所得良多。顾炎武在为学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对清代朴学范式的建立可谓有开启山林之功。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治史学，最重视史料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考证，注重学术史的梳理。史料纂集有《明文海》482卷，《明史案》244卷。学术史著作有《明儒学案》及初步整理了《宋元学案》。所著《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尚书古文疏证》等经学类著作，对胡渭、阎若璩等人多有启发。政论方面，其《明夷待访录》主张“无君”，掀起思想解放之波澜，堪称人权宣言第一人。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王夫之为学尤重考据，著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周易稗疏》、《老子衍》、《庄子通》等，不泥前人成说，多有新解。同时又注重义理，多有思想上的创建，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其著作多收集在曾国藩兄弟刊刻的《船山遗书》中。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了《船山全书》。
继清初三大家之后兴起的，是清代前期对古书的疑古辨伪之风，代表人物为阎若璩、胡渭、姚际恒等人。阎若璩（1636-1704）用其毕生精力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在兼采前人之说的基础上，从来源、篇数、经文内容、语言风格、文化基础等方面对《尚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证明东晋梅赜所出《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的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传都是东晋人所作的伪书，虽然毛奇龄撰有《古文尚书冤词》与他抗辩，但定案难翻。早在宋代，吴棫、朱熹等就有疑古意识，然未能展开证伪。阎若璩则在《潜丘札记》卷六中认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他以锐利的目光发现问题，以内证为主来系统论证，确有超越前人之处。这种不迷信经典、务求考实的精神，正合了清初避浮趋实的朴学考证风气，阎若璩因此在清代学术中地位甚高，影响至大，以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考证之学，未知或先”。然近来也有人撰文指出其不实之处。
胡渭（1633-1714）在辨伪学上与阎若璩齐名，撰《易图明辨》将“河图”、“洛书”与《周易》剥离开来，认为《易图》为陈抟的附会之作，辗转传于邵雍而大肆发挥，被朱熹等理学家尊为《易》学圭臬，其实都是枉伪之说。又撰《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攻驳宋儒谬论。又撰《禹贡锥指》，广搜博采方志舆图来阐释《尚书·禹贡》，明九州分域、山水脉络之沿革，强调治水的重要性，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姚际恒（1647-1715）历十四年撰成《九经通论》，诸经皆有论说，证《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不谋而合，又著《庸言录》杂论史学、理学与诸子书，末附《古今伪书考》，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计六十九种，真伪错杂者十多种，又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还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其治学注重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见，为清初疑古最勇者，故或批评其好为异论太过。
此外，毛奇龄著《四书改错》、《周礼问》、《河图原舛篇》，俞汝言撰《春秋四传纠正》等。一大批考证辨伪著作形成一时风气，也形成了清初考证之学的基本方法，声势浩大的疑古精神撼动了经学不可动摇的神圣性，大大拓宽了清代学人的学术视野。
清初学术名家众多，如万斯大（1633-1683）著《学礼质疑》二卷、《学礼偶笺》三卷、《仪礼商》二卷、《周官辨非》一卷、《学春秋随笔》十卷，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多被后人称道。惠栋（1697-1758）学承顾炎武，一生以复兴汉儒《易》学为己任，后成为乾嘉考据学派中吴派的代表人物。再如全祖望（(1705-1755)）著述丰富且扎实，上承黄宗羲、万斯大，下启邵晋涵、章学诚，在史学、经学、学术史诸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成为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又如杭世骏（1695-1773）精通史学，著述达百数卷之多，等等，不遑俱列。
汪中在《国朝六儒颂》中评价清初学术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评价是很高的。
二、乾嘉学派的学术特点与成就
从康熙到雍正、乾隆朝，清代朴学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到乾隆、嘉庆时期各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一般称为“乾嘉学派”。
雍正、乾隆时期，满清的统治日趋稳定，朝廷对汉族文人渐次采取严酷的思想禁锢政策，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甚至在诗文奏章中有一言疏失，也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于是，只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考字疏文，借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考据，广收旧籍，编纂《四库全书》，以吸引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考据之学，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毕生致力于考据之学。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主动学习汉族文化，大兴编书之风，组织了大规模的典籍整理、编纂与修书活动。经学方面，有《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等。史学方面，有《清世祖实录》、《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钦定八旗通志》、《御批通鉴辑览》，多次开《明史》馆编纂前代历史，于乾隆四年刊刻成《明史》336卷。类书方面，编有《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古今图书集成》等。小学方面，为实现不同语言的沟通而编《清文鉴》、《清文合蒙古文鉴》，又编成鸿篇巨著的《康熙字典》和韵书《音韵阐微》，便利查询使用。文学方面，编有《全唐诗》、《全金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乾隆朝官方修辑的《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分法分类，收录书籍3461种79309卷，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这些书籍的修撰耗资巨大，参与人员众多，如《四库全书》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很多都是著名学者。客观地讲，清代声势浩大的修书事业与学者以及学术发展保持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文化建设举措。
“乾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一般认为，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都是重视儒家经典研究的大学者。其中，顾炎武是公认的开清代考据学先河者，是乾嘉学派最重要最直接的奠基人，只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们更多沉溺于故纸堆中，潜心汉学，脱离实际，有违顾炎武治学的“经世致用”之本意而已
乾嘉学派的学风大体一致，基本要点是：立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援引证据以古为尚。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文体贵朴实简洁，词旨务笃实温厚。乾嘉学人反对宋明理学空论无物的弊病，务求实证，着意从古书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以解决难题为荣。“考据”虽然是各时代都用的治学方法，但乾嘉学派则是专业从事考据，把其时的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以致“考据”就等同于“学问”。乾嘉学派中有很多严肃的学者，继承和发展顾炎武求实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实证，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这种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上的严谨踏实，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可以说，在思想发展史上，乾嘉学派的建树并不大，但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在考据方法和成果上，他们是有很高的造诣和重大贡献的。
根据地域、治学方法、治学旨归等方面的不同，乾嘉学派又分为不同的支派，主要的有惠氏父子开创的吴派、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由黄宗羲开启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以及由戴学发展出来的以高邮二王、汪中、阮元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其中又以吴派和皖派最著名。各派治学虽各不相同，且互有争议，但都重汉学、考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推动了对前代文化的全面整理与保护。
吴派起源于惠氏家学，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三代传经，均治《易》学，至惠栋尤光大之。惠栋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等，驳诘宋人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说，为吴派经学奠定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吴派名家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顾广圻、贾田祖、江藩等人。吴派学术主张博通，因文字音训以求经义，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建树颇多。但固守汉儒《易》说，“唯汉是信”而不复甄别，不免引来“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派治学“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梁启超直指吴派的功过曰：“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3]
皖派的奠基者为黄生和江永，戴震为集大成者。因其主要成员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洪榜、凌廷堪都是徽州人，故被称为皖派。皖派学术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尤其是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江永（1681-1762）为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皖派经学创始人。江永一生蛰居乡里，著作多至39种凡260余卷，如《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数学补论》、《金水三星发微》、《律吕阐微》等，而音韵学著作《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最有建树，其音韵学上承顾炎武下接戴震、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三部，创“数韵共一入”之说，精熟等韵，详辨韵之弇侈，与其弟子戴震为“审音派”代表人物。
戴震（1724-1777）字东源，徽州休宁县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后赐同进士出身，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二十岁师从江永，从此学问大进，三十三岁之前就有撰著十多种。三十八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于音韵、文字、历算、地理等无不精通，进而阐明义理，批判程朱理学，求真务实，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影响深远，被梁启超等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戴震一生著述极丰，先后撰成《筹算》、《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及《考工记图注》、《原善》、《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诗经补注》、《声类表》、《声韵考》、《方言疏证》及《孟子字义疏证》等，还先后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其治学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览，务为专精。在文字、音韵、训诂及地理、数学等方面，都以断制精审著称，成就超越前修。戴震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突出，音韵学上为“审音派”代表，分古韵为二十五部，提出“阴阳入”三分且相配相转的理论，强调“故训音声恒相因”、“因声而知义”等主张，并撰《转语二十章》，主张寓义理于考证、从训诂中去求义理，对音韵学、训诂学的发展贡献巨大而影响极为深广。戴氏为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注重实事求是，不盲目信古泥古，强调言必有征，在考释名物、典章、制度方面最见皖派功底。戴震为学“淹博而不泛滥”，对皖派学术的学风有很好的影响。皖派形成的朴学特点是：通过文字、音韵的贯通来考订古书词句的内容和涵义，即以小学（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重要途径。戴震之后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匡衷、胡承珙、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都是学风严谨、小学功底扎实、考据成果斐然的大学者。其中，戴震的受业弟子段玉裁、王念孙为乾嘉小学的突出代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广雅疏证》成为“因声求义”的典范著作，也是乾嘉之学的巅峰之作。乾嘉小学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故训，故训明然后经义明。正是因为有了顾炎武以来古音学的先进研究方法和厚重成果，文字、训诂之学才在段王手中得以飞跃性的发展，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才在“因声求义”中得以彻底解决，乾嘉学派的成果才可能如此丰硕且遍布各个学科领域。章太炎在其《检论·清儒》中评论道： “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介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活跃于扬州一带的扬州学派从皖派戴学拓展而来，其代表人物中，王念孙是戴震弟子，任大椿与戴震同事，焦循一生推崇戴学。纵观乾嘉学术，皖派最精，吴派最专，而扬州之学最为淹通。该派继承和发展戴学特点，尤重创建，如黄承吉治文字学，焦循治《易》学，均自创新例而不袭古人。淹通方面，高邮二王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及汇纂资料，汪中辨明学术源流，都能融会贯通，吸取各派之长而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学术领域上，不仅研究经学，也研究史学、诸子、历算、词曲、谣谚等，在训诂、校勘、编书、刻书以及哲学、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较多的贡献。
浙东学派是以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为中心而形成的学者群，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为代表人物，将史料研究和通经致用结合起来，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贯通文史，在史学理论、明代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与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
总体看来，乾嘉学派在百余年间汇聚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治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中心，治学方法以考据为主，学风朴实，成果丰硕，全面而系统地整理、研究、保存传统典籍，对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特殊的政治因素影响，乾嘉学者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有复古、佞古倾向的，考据、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有机械、烦琐之嫌，有一定的抑制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嘉庆朝以后，清廷面临内忧外患，学术思想上的高压统治不得不放缓，学者们也逐渐放弃沉醉经典而不问世事的态度，乾嘉学派也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三、晚清学术的变迁与成绩
嘉庆之后，清代学术形态逐渐发生转移，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开始分化，“反汉学运动”开始兴起。这场19世纪初的运动“导致学界分裂，江南考据学派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最终在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带来的双重打击下衰落了”。[4]
“反汉学运动”是指清代后期宋学派、今文经学派、汉宋折中派的兴起。清代前期，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等人皆治宋学，但因朴学诸大师大张汉帜，致使宋学影响日见衰微，难成气候。随着朴学的日益深入发展，乾嘉之后，汉学只从文字求经义、任意删改经文、不注重文章的义理精神等弊病日渐暴露出来，这就给注重探求义理的宋学以复兴的机会。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崇尚宋学，创立古文义法，后被称为“桐城派”，曾试图与汉学分庭抗礼，然终是不敌乾嘉之学。咸丰以后，桐城派古文受到权臣曾国藩的推重，形成对晚清学术的较大影响。恽敬、陆继辂、张惠言、李兆洛等人承方苞“义法”之说，崇尚魏晋古文，世称“阳湖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尊汉抑宋，引起姚门弟子方东树的不满，因作《汉学商兑》以回应，力陈汉学之弊，将“汉宋之争”推向了白热化。论争之后，学人逐渐趋向兼采汉宋之学的态度，如阮元就曾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所著《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就在阐发义理上颇为精到。此外，有邵懿辰的《礼经通论》、陈澧的《汉儒通义》和《东塾读书记》、夏忻的《檀弓辩证》和《述朱质疑》等，都是兼采汉宋之学的代表作。
清代“今文经学派”源自乾隆嘉庆年间庄存与、庄述祖叔侄创立的常州学派，庄绶甲、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大张其学。该派以公羊之学经世，庄存与著有《春秋要旨》和《春秋正辞》，刘逢禄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和《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陈立著有《公羊义疏》，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刘逢禄之后，邵懿辰、戴望、王闿运、廖平、崔适、皮锡瑞等人沿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方向继续前进，产出了一批成果，对学界影响较大。鸦片战争之后，龚自珍、魏源等人用《公羊》三统三世之说议论时政，并将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拓展到五经研究之中，开辟了公羊学从经学向政治话语转进的新路径，推动了晚清的社会改革。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所著《新学伪经考》对经书真伪提出质疑，引起学界的震动，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思想解放，开启其后“疑古史学派”的先序。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经文经学精神引入政治实践，促成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力地推动了晚清政治变革的进程。
晚清时期，朴学虽受到反汉学运动的冲击，但其积淀仍旧深厚，后继者不乏其人，出现了俞樾、孙诒让、章炳麟等大师级的殿军人物。俞樾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功力厚重，考证精详。孙诒让撰《古籒拾遗》，开辟利用钟鼎文字来研究小学的新路，又撰《墨子间诂》而彰显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底。章炳麟著《国故论衡》、《文始》、《新方言》，阐发的见解多为乾嘉诸大师所未发明者，在小学研究中引入西方系统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撰《论语言文字之学》以界定学科内涵，使传统小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语言文字学”。章炳麟继承发展乾嘉至俞樾的古文经学研究，力举恢复先秦经文的本来面貌，著《春秋左传读》、《驳箴膏盲评》、《今古文辨义》等与今文经学派的刘逢禄、廖平等辩论，捍卫汉学的正统地位。章炳麟在国内外多次开馆讲国学，要用文字、历史来激发国人爱国保种之心，宣扬反清革命的思想，其弟子吴承仕、黄侃等人在经学、小学领域内亦有相当高的成就。
清代末年，殷墟卜辞、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大量出现，为国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成果迭出，清代朴学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四、清代朴学各领域的巨大成就
清代是一个对前代学术进行系统整理和大总结的时代，梁启超谓：“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5]清代多数学者在治学态度上讲求实事求是，不盲目信古、泥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学方法，并将这种治学方法运用到经学及其他各个学科。清代朴学得到全面发展：经学、史学的成果最为丰厚；且在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辨伪、典章制度、金石、天算舆地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传统经学是清代学术的主导，各种经书在清代都有众多质量高的整理注疏本，上文多有言及，不遑备列。梁启超谓：“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正义》。其在《公羊传》，有孔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6]所列都是清代经学之力作。而阮元等纂集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和《清经解》、余萧客编集的《古经解钩沉》等，则是经学研究成果荟萃之作，极便于参用。
欲通经学必先治小学，清代学者极为重视小学的研究。文字学方面，对《说文解字》的研究用力最多，著述有百十种之多，其最有成就者为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代对《尔雅》、《释名》、《方言》、《广雅》等字书都有很好的注疏。《康熙字典》、《音韵阐微》、《经籍纂诂》的出现，代表着清代文字、音韵、训诂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钟鼎、器皿、玉玺、货币、碑文等出土器物日益增多，对上面大量的古文字进行研究，被称为“金石学”，清代金石学形成存目、跋尾、录文、摹图、摹字、义例、分地、分代、通纂、综论等一整套系统的研究体例和方法，多以金石证经史，形成重要著作数百种。清代金石学大家有顾炎武、黄宗羲、钱大昕、朱彝尊、阮元、孙星衍、邢澍、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等，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对清代金石学研究有较全面的总结，成绩非常可观。19世纪末，甲骨文在安阳出土，古文字有了新的研究领域，刘鹗《铁云藏龟》，孙诒让《契文举例》，罗振玉《贞卜文字》与《殷墟书契》四种，王国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等，在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明古音，不可以读古书，音韵学研究尤其是古音学研究在清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顾炎武撰《音学五书》，离析唐韵，入声配阴声，分古韵为10部，开创了科学的古韵研究方法。其后江永《古韵标准》，戴震《声韵考》及《声类表》，段玉裁《六书音韵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江有诰《音学十书》，章炳麟的《国故论衡》等，研究愈来愈精密。清代音韵学研究逐步完善了上古韵部体系，并建立了阴阳入相配及对转的理论。在声母方面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日归泥等重要结论。古音学的成果用于“因声求义”的实践，产生出一大批具有突破性价值的考据成果。
清代官私藏书之风均很盛行，出现了常熟瞿绍基、聊城杨以增、吴兴陆心源、杭州丁丙、苏州黄丕烈等私人藏书大家，以江浙地区最为集中。他们为考证、校雠、收藏、鉴赏、贩卖书籍等目的而从事藏书工作，精心而用力，成果极为丰富。书籍的数量多了，就要对其进行分类整理、鉴别善本、辨明真伪，便促进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四库全书》的纂集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成就了《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规模浩大的官方修纂目录，录入典籍数十万册。其余各家刊刻的丛书目录、版刻目录、提要款识等有数百种之多，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则是一部具有系统性的目录学理论著作。
古典文献历经辗转传抄，讹误甚多，学者们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校对，便形成校勘学。清代学者校勘以“求古存真”、“正讹求是”为旨归，形成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科学而系统的校勘方法，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校勘成果。清代校勘的最大功绩在于对流传渐疏的先秦诸子典籍的校勘，一大批校勘家遍取古籍而校之，厘定正文文字、句读并对其进行注疏，解决了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俞樾的《诸子平议》和《群经评议》代表清代校勘学最高成就。有些古籍或亡佚不闻，或流散他书之中，这就需要从大量的引用与转述中钩沉出原始资料，努力恢复典籍的本来面貌，这便是辑佚。明代编成的《永乐大典》收录了大量的庞杂资料，为清代学者辑佚提供了文献来源，《四库全书》就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385种，《全唐文》、《一统志》和《宋会要辑稿》等都利用了《永乐大典》中的材料。从事辑佚工作的学者往往“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虚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共辑录佚书681种，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尚书》及三家诗等书籍的辑佚上做了大量工作，为后代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洪颐煊《经典集林》、王绍兰《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王谟《汉魏遗书钞》、茆泮林《十种古佚书》等，收罗佚文的工作量十分庞大，成果也十分可观。
典章制度的研究在清代很受重视，尤其是“三礼”制度的研究。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拉开清代典章制度研究序幕。毛奇龄治礼制的成果颇为丰硕，体现“明经致用、以礼经世”的实学特色。万斯大《学礼质疑》、万斯同《庙制图考》、李塨《禘袷考辨》和《郊社考辨》、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都是名家巨制，收获良多。清中叶典章制度研究蔚为大观，胡匡衷《仪礼释官》、戴震《考工图记》、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洪颐煊《礼经宫室问答》、任大椿《弁服释例》和《深衣释例》、焦循《群经宫室图》、程瑶田《通艺录》等都是很厚实的成果，均以礼学为中心，考官制、军制、名物、宫室、丧礼、服饰、燕寝等，考证精审详备、扎实可信。
清代地理学以《水经》为研究重点，多采取考证的方法，释地名与水道变化，考历代地理沿革，介绍国外地理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开清代地理考古的风气。清代一流的学者大都对《水经》进行过校对与注释，全祖望《全氏七校水经注》、戴震《水地记》与《校水经注》、孔广森《水经释地》、全祖望《新校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张匡学《水经注释地》、杨守敬和熊会贞同撰《水经注疏》、王先谦《合校水经注》等，都是《水经》校注研究的重要著作。《禹贡》的校勘有胡渭《禹贡锥指》、徐文靖《禹贡会笺》、程瑶田《禹贡三江考》、丁晏《禹贡锥指正误》等。《山海经》校勘有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历史地理的考证则有阎若璩《四书释地》、徐善《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名考实》、焦循《毛诗地理释》、程恩泽《国策地名考》、杨守敬《历代疆域志》和《隋书地理志考证》等。清代官方极为重视地方志的修纂，官修和私修地方志多达五千余种，优秀者如《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襄阳府志》、《松江府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等，资料丰富，信实而精审。此外，清代边疆地理、国外地理、地图编制等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富。
清代史学极为繁荣，可分为官修史书、私修史书、考证与校释、补修正史、旧史改编等几种类型。清廷在官修正史方面用力极深，所修《明史》质量较高。私修史书较优者有万斯同独著的《明史稿》、魏源的《圣武记》和《元史》、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清代学者将大量的考证功夫用在史学研究上，对史学典籍进行丛考的重要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剳记》、洪颐煊《诸史考异》、洪亮吉《四史发伏》等，单部史书的整理之作有数百种之多。清代史学重视表志的研究，一方面对前代史书的表志进行补充，另一方面系统整理各史表志，较著名的有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周嘉猷的《南北史表》、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十五种》等，补史书表志的著作则多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之中。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李清《南北史合注》、古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是对旧史的改编之作。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史论巨著，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泽被甚广。黄宗羲《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则是开学术史研究之先河的重要著作。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1、2页，东方出版社1996。
[2] 皮锡瑞《经学历史》299页，中华书局1981。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5页，中华书局2010。
[4]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中华书局2010。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