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自述：1911年，马勒去世，我的外公丁善德出生

1月15日晚，指挥家余隆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女高音歌唱家黄英和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演绎马勒和丁善德的作品。

以下为余隆演出前的自述：

余隆与外公丁善德

有个巧合，1911年，古斯塔夫·马勒在维也纳逝世。同一年，我的外公丁善德出生了。

110年过去了，我想用一场音乐会，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找到生与死、东方与西方的一个交汇点。

马勒和我外公都写艺术歌曲，你可以在这场音乐会中听到，马勒的作品有死亡的叹息，我外公的作品更多的是对生的憧憬。

没什么比爱更值得我们歌颂

我年轻的时候赴德国留学，对马勒情有独钟。他是一个很矛盾很复杂的人，犹太人的身份，让他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也充满悲剧，在他许多作品里都能听见死亡的主题。

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

这次我选择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是他晚期的作品，里面有对爱情的赞美，更多的是生之无奈，这部作品在上海已经十年没演过了。

《吕克特之歌》歌词选自诗人吕克特的诗集，其中有一首叫《我已消失于世界》。写这部作品的时候马勒刚刚大病一场，经过了死亡的煎熬，他对世俗生命更为超脱。《在午夜》里则可以听见人与现实的矛盾。

我外公的艺术歌曲，大都来自对中国民歌的改编。包括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哈萨克民歌《玛依拉》、云南民歌《想亲娘》等，这些作品都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

《滇西诗钞》写于上世纪80年代，我是看着外公写这些作品的。改革开放后，他那一代艺术家拆除了固有的思维藩篱，呼吸着不一样的空气。《滇西诗钞》写的是传统的中国，但你能听见非常现代的技法、非常大胆的创新，演唱难度也很高。

女高音歌唱家黄英

我排练的时候还在跟女高音歌唱家黄英聊，这些作品都是小曲子讲大故事，都是充满质朴的情感。

你看《爱人送我向日葵》的歌词。

“我和爱人来相会，盼他送我一枝红玫瑰。哦！没有玫瑰，没有玫瑰，一团圆圆的向日葵。听他语调多么美，他是初次下乡种向日葵。”

这样的歌词，今天很难再写出来，那么朴素单纯却又那么炽热的爱情。每一句词，每一个音符，都是对生活的美好写照，对爱的写照，没什么比爱更值得我们歌颂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早上我还在跟我女儿讨论东西方的审美差异。传统的中国审美是很含蓄的，辗转曲折，委婉流露。可能随着时代的改变，东西方的这种审美差距在消失。

音乐会排练中

我们今天可能也会送爱人一株“蜂窝般”的向日葵，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从种子开始种了。以前写一封信，很慢，可能要两天才能收到。可是今天，一条微信发过去你总期待秒回。如果两个小时还不回，就急不可待了。

时间这个概念，其实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因为人们开始重视效率。所以如今，没有人再这样不计时间成本为爱人种一棵向日葵了。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前阵子我走到家门口，看到小区保安蜷在他的小亭子里，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在听京剧。我就看着他，等他听完了再过去，请他帮我开个门。虽然天很冷，但我宁愿等一会儿。如果那时候去打断他，我觉得是一种罪过。

英文有个词叫“appreciation”，可以翻译成欣赏、感恩。我最近最开心的事，就是懂得了欣赏生活中细小的美。和朋友喝一场没有目的的酒，帮助一个可以帮助的年轻人，都让我觉得快乐。我们这代人就是在前辈的提携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轮到我们去帮助下一代年轻人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音乐使命。我外公那一代中国音乐家，更多的是向西方学习，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中国民族音乐的语汇和中国人的精神。他曾经在法国巴黎求学，在和声、对位、配器方面打下的基础，大大帮助了他日后的创作。

余隆演绎马勒和丁善德

而今天，到了我们一代人，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更多地追求东西方音乐的平等对话。前段时间，为了一张唱片的录制，海外歌唱家和录音师，在疫情下跨越重重阻隔来到上海，隔离14天后在上海录制上交与DG合作的新唱片，纪念马勒去世110周年。马勒的《大地之歌》和中国作曲家叶小纲的《大地之歌》，相隔百年用音乐对话。在今天的世界，这样的对话尤为重要。

我外公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与人为善。他对音乐非常严谨，总是在追求艺术的极致，但是对人特别真诚、特别宽容。就像我外公这些曲子，今天去听，你仍然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良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