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妙招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什么样的?历史总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苏联在建国十五年之后也遇到了大饥荒,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施新经济政策,随后开展了农业集体化改造,1931年,苏联粮食作物出现减产,1932年初,在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开始出现饥荒,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饥荒发生在苏联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5000万人处于饥饿之中,大约饿死600至800万人。这一阶段苏联国内矛盾突出,主要体现在富农对社会主义的仇视上。

从满洲里到新疆的塔城,抗日义勇军将要穿越的地域就是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中国驻满洲里的外交代表先期与苏联边防军联系,苏联拒绝中国义勇军进入苏联国境。

拒绝中国军队进入至少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中国东北军在1929年的时候因为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苏联边防军打过一仗,苏炳文当时任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也就是说他的部队曾参战,因为中东路事件,苏联与中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第二个因素是苏联才从农业大国完成向工业大国的转型,又遇饥荒。加之苏联与日本关系紧张。美、英等帝国全方位的遏制苏联的发展。而日本也曾参加了反对苏联的“十四国远征”,试图扼杀苏维埃政权。苏联并不想在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中国人来添乱,造成苏日关系的破裂。

有一种手段叫制衡。制衡的行为在国家层面称为外交,在政客之间称为共识,在生意场称为共赢,在中国民间则被称为耍赖。其实作法很简单,你不让我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破坏你的利益。

如潮水般拥向满洲里车站的不只是军人还有商人、家眷、难民,苏联并没有派出重兵防守口岸。这说明苏联也不想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毕竟斯大林元帅还要向全世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于是,张大同将军代表苏炳文再次约见苏联外交人员,并要求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加伦将军通话。

张大同将军、加伦将军在我们的历史中似乎已被忘却。

张大同,东北滨江县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红军大学,1923年8月,蒋介石访苏时,就是由张大同担任翻译。他与加伦将军有很好的私交。

第一次通话,张大同告诉加伦将军,如果不同意义勇军进入苏联避难,那么义勇军会集中所有的炸药炸毁安岭隧道。

安岭隧道有两座,一大一小,始建与1900年,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中国境内重要隘口,大隧道长3077米,小隧道长71米,这两个隧道在大兴安岭的群山中开凿,双轨单线通车,用标准的中式官样文字可以这样表述:“大兴安岭隧道凝聚了中国、俄国、意大利工匠的辛勤劳作和智慧”,隧道修了3年时间,隧道的拱形结构全由石块砌成。铁路修建时,在中俄铁路交汇处俄国人修有一个火车转盘,只有接轨的火车开到,俄国站长才会打开转盘接口,火车才能进入俄国境内。

穷途末路的义勇军只有这一个条件可以和苏联人谈了,实际上这根本吓不倒苏联人,苏联如果担心义勇军炸铁路,马上可以出兵中国,但这隧道还是成为了那根救命的稻草。苏共中央同意了中国义勇军进入苏联国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加伦将军的极力争取。二是放中国人入境符合斯大林扶助“弱小民族”的国家政策。

苏联的条件是,进入苏联境内,必须按国际公约规定解除武装。

1932年12月4日,第一批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苏炳文部共4090人,义勇军的入境促成了另一件事,12月12日,中苏复交。

当然,中苏中东路事件断交后,再一次复交是由很多因素在起作用,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录:“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倭患的问题,用中国古语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中苏重新建交,对退入苏联的义勇军生活保障当然是有一定好处的。

我们应该感恩,当日本政府提了引渡苏炳文、张殿九假道 苏联抗日义勇军等义勇军将领时,斯大林摇摇头说:不!我们有责任保护中国人。

整个苏联也处于饥饿之中,甚至很多地方出现饥民捕捉老鼠充饥,那么突然涌入苏联的2万多中国义勇军用什么来保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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