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九世纪，第一批希腊城邦出现以来，各地的松散的君主制逐渐被贵族制取代，这是历史所表现的一般规律。而自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这一进程明显地加快了，中间可能还夹杂有僭主制。这种政治制度变革的结果，一般将城邦引向两条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一种是基于财富的寡头制，而另一种是民主制。到了公元前480年，雅典和斯巴达成为了希腊大陆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城邦，斯巴达城邦的起点，是南侵的多利安人对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地区数量众多的希洛人(Helots，作为斯巴达的国有奴隶)的征服与控制。这种征服为斯巴达人提供了大量的土地与奴隶，这也使得斯巴达人自身可以不用参加农业生产，而成为完全的寄生阶级。不过，为了镇压希洛人的反抗，以及斯巴达人内部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斯巴达不得不采取措施：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重新分配土地——每个斯巴达人分得一块由希洛人耕种的土地，诸如此类。除此之外，斯巴达人逐渐发展出了一套颇具军事化色彩的社会生活方式：这建立在统一的军事化教育基础之上，但这不是本文介绍的重点。另一方面，自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雅典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梭伦改革开始，世人所熟知的是一条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之路。不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惨败告终后，斯巴达在雅典扶植了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史称“三十僭主”，不过他们的恐怖统治最终迫使斯巴达恢复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的继业者战争。而本文将介绍的主要便是前5世纪雅典的社会状况。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特征，在当时，拥有土地与房屋是区分公民与外邦人的一项重要标准。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政治精英集团基本都是土地所有者，而与此同时，经营工商业的奴隶主作为“新富人”在政坛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不过，在公元前5世纪20-30年代创作的诸多戏剧作品中，往往对这些“暴发户”进行调侃或讽刺，这或许正反映了戏剧创作者所代表的传统贵族与保守主义者对这一新兴势力的不满与偏见。
反映商船被海盗船打劫的陶瓶画
在这一时期，致富与经济发展的途径明显增多了，这其中包括向外邦人出租房屋与土地，而有息借贷，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国家层面，阿提卡半岛东南部的劳里昂(Laurion)银矿为雅典带来了巨额财富，用以支撑其政治、军事、宗教活动。到公元前4世纪，许多传统家族已经消失，而社会对“新富人”的偏见也逐渐减少，事实上很多富裕的公民只拥有少量的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据记载，公元前400年，只有5000雅典公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有产阶级包括能够定期为公共事务捐赠的富人，约1000~1200人，以及那些能够缴纳战争税(eisphora，为战争而设置，向较富有的雅典公民与外邦人征收)的人，可能有1000~4000人，因为考虑到政治活动带来的死亡、流放与破产，以及经济活动遭受的巨大损失，快速的阶级滑落是常见的。
劳里昂银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因深层矿藏枯竭被废弃
与富人阶级相对的，是约25000~30000人的普通公民，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小农场主，能够以重装步兵的身份在战场上作战，也是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常为歌颂的对象，不过在这些人中，有着10000~20000人的贫民，在战场上以轻步兵与海军水手参战，他们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绝少见诸于演讲与艺术作品中，在公元前4世纪，约8%~10%的富人占有雅典1/3的土地，而大多数能以重装步兵身份作战的公民（主要是第三阶层）和较贫困的公民，可能只拥有6公顷，甚至更少的小块土地。而贫民阶层或许或者担任受雇的农业劳动力，又或是在城中从事手工或零售活动，也有公民从事海上贸易，与非公民在此行业上竞争。
反映重装步兵对垒的陶瓶画
虽然大部分公民忙于为生计奔波，但他们仍可以通过城邦政治活动参与经济的再分配，譬如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观剧津贴，以及关于税收制度的改革。除此之外，较低等级的公民能够在民众法庭中担任陪审员，这对贵族的行为确实存在监督作用。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拥有雅典公民权的人，即成年男性公民只占阿提卡半岛全部人口的15%左右，即20万人中的3万人。每一个成年男性想要获得公民身份，必须由其父亲或男性监护人将他的名字登记在他出生或生活的“德莫”(demos,村庄之意)的户口上，这样的村庄在阿提卡地区有近140个，每个德莫的人口不定，小的甚至只有70~80人。尽管公民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阶层差异，但他们或多或少都对非公民，诸如妇女、奴隶与外邦人行使某种权力。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奴隶主，并能够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雇佣奴隶。尽管人们普遍将城邦看作是“成年男性公民的俱乐部”，但事实上，除去政治领域之外，在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妇女、外邦人，甚至奴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公民的妻子享有公民身份，但这主要是赋予她们生养未来的公民的权利。除此之外，在城邦的各项宗教及节庆活动中，妇女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譬如在播种节(Thesmophoria，纪念谷神德墨忒尔而设立)中，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能召开公民大会(Ecclesia)，并选举自己的公职人员。但是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妇女并不能参与公民大会的诸多事宜——甚至一名女祭司要传达神谕，也必须由他的男性亲戚将信息带到公民大会会场上。而在经济生活中，只有微利行业，诸如纺织、零售与奶妈等才有女工与女商贩的身影。当然除了性行业——这个暗中盈利的商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妇女手中。不过一般而言，并不会有女性公民从事这一行业，只有外邦女性做所谓的“高级情妇”(hetairai，“女性伴侣”，为金钱从事性交易)，而妓女(pornai,“待售的女人”)通常是在妓院工作的奴隶。
位于pnyx山的公民大会会场遗址，远处为雅典卫城
而大多数外邦人，同大多数的公民一样，是拥有中等财富的人，但也有部分外邦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享受极高的声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从事手工业、商业、银行业等，积累了大量财富，当然也不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外邦人成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外邦人与公民一样生活在德莫中，并受到德莫的管理。在一般情况下，外邦人被公民大会拒之门外、并不能担任公职，但他们可能被叫到会场上提供信息或代表自己群体的利益在会场上发言，不过这需要递交一份请愿书。不过外邦人与其他非定居的外国人(Xenoi)可能单独或作为一个团体被授予公民权，也可能被赋予各项特权，诸如拥有土地与免除赋税。对于奴隶而言，情况则又有不同，公共奴隶(demosioi douloi)是城邦的私有财产，在公元前5世纪，他们或许担任警察，在公民大会会场维持秩序。而大部分的奴隶则在矿山、农场、手工业作坊中担任工人，有些从事手工业、银行业的奴隶是“独立生活”的奴隶：他们独立地生活或工作，并定期向主人付款。尽管奴隶不是公民，但一个男性奴隶想成为公民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一个被释奴隶会成为外邦人，便有可能获得公民权，而从事某些行业的奴隶也很有可能变得十分富有。有趣的是，雅典人将所有奴隶都看作是蛮族，认为由于征服而成为奴隶的蛮族较希腊人低劣，尤其是希波战争期间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令他们坚定了这一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