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预防疫病的思想和经验

导读：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尽量隔离在家能有效地阻断病毒传播，这些日子，大家一定要少出门，戴口罩。那么在中国古代，人们又是如何预防疫病的呢？下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两汉时期

两汉以来，中国人民在防治疫病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尽管古代的科学技术很不发达，更没有发现细菌病毒等，但劳动人民群防群治中的创见有许多是值得当今借鉴的。比如：

1)隔离治疗，阻断传染：

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就已采取了隔离措施，并设立“临时时疫医院”，隔离传染源。此后历代效仿，至今也是一条根本措施。

2)颁布医方，群防群治：

在村口要路立牌晓示或编撰一些简单的强体避疫的药方引导群众运用，增强机体抵抗力，控制疫病蔓延，切断疫病的传播途径。

3)开仓放粮，减免租税：

这些措施让百姓能得到休息，并且稳定社会环境。

4)巡视散药，赐棺埋瘗：

未感染者送药预防，一旦死亡，政府免费制棺深埋，以防疫病的进一步扩散。

《素问·刺法论》中有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歧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这一论述中的扶正祛邪思想基本奠定了后世防治疫病的两大基本原则，即养内避外：一方面增强体质, 巩固正气，使外邪无法侵入；另一方面避开疫气，不受其毒。

早在公元前 6 世纪，据《左传》记载，人们便懂得了预防狂犬病。公元前 4 ～ 5 世纪《山海经》中就有着明确的与防疫相关的记载，如“其中多箴鱼……食之无疫疾。”“有鸟焉……名曰青耕 ,可以御疫。”都体现出中国人民在防疫方面的尝试。而公元 3 世纪，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指出“疗狂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他还列举了数首“ 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剂，这应该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预防与治疗疫病专方 。

隋唐时期

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把“一岁之中，病无少长，率相似者”归属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疫疠病中，其中伤寒病、时气病、温病都有“令不相染易候”。唐代孙思邈做过一些用疫病患者的脓汁、血清进行接种以防治疣、疵的尝试。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还载有近 20 首辟疫方，在药物的使用方式上， 除佩戴胸口外，还有口服、烟熏、粉身、身挂、纳鼻、浴体等，药物剂型除蜜丸外，还有散剂、汤剂、酒剂、膏剂等。药物以辛香味厚者为主，如在雄黄丸 、屠苏酒、粉身散、太乙流金散、疫瘴发汗青散等代表方中，雄黄、雌黄、细辛、川芎 、蜀椒、桂心、白芷等都是最多的药，为后人进行疫病的药物预防提供了很多借鉴 。

明代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有常食大蒜可预防疫痢、霍乱等传染病，胡正心在《简易备验方》中提出了蒸汽消毒法，张景岳的《景岳全书》中记载了用“福建茶饼”进行口腔消毒，以防病从口而入。

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吴氏认为，温疫之为病，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即“疠气(戾气)”。它从口鼻而入,造成“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等”的疫情，其性毒烈，不同于六淫。吴氏认为，温疫病的发生与否，除了与疠气的强弱之外因有关外，更重要是决定于人体正气的盛衰。

清代

到了清代，温病学已形成体系，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为代表的四大温病学家出现是其显著标志。对于温疫，吴鞠通说 :“温疫者，疠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即温疫是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的温病。陈修园认为，避疫之法，惟在节欲，节劳，仍勿忍饥，以受其气。胆为中正之官，胆气壮，则十一脏之气赖以俱壮，邪不能入。其在《医学三字经》中载有方剂预防温疫，后人据其功效拟方名为神圣避瘟丹，另以羌活、独活、白芷、香附、大黄、甘松、山柰、赤箭、雄黄各等分，苍术倍用，上为末，面糊为丸弹子大，黄丹为衣，晒干，正月初一清晨，焚一炷避瘟。

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提出瘟疫流行时节“四不要”原则，即“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 ……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刘奎的《松峰说疫》记载了用屠苏酒方、麻豆投井方、苍术、贯众、赤小豆等进行饮用水的消毒。书中还载有避瘟方 65 方，使用方法有内服、纳鼻、取嚏等不同 ,其中不少预防疫病的方剂为其自创，对现代传染病的预防这些方剂仍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在与天花的斗争中，人们发明发展完善了种痘术。《本草纲目》中引用明初谈伦的“谈野翁方”用白水牛虱预防天花, 则反映了近乎牛痘接种的预防法。雍正五年俞天池所著的《痘科金镜赋集解》中所云：“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 —1572 年)宁国府太平县 ……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按俞氏之说，我国的人痘接种术最迟在 16 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被宁国府太平县的医人发明，并逐渐将人痘术传播至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