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肾病的研究
古代中医肾病的研究_古今中医肾病辨治
第2章 中医肾病学发展源流
中医肾病学是由中医内科学分化出的一个分支学科。数千年传统中医实践经验的积累，融入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使中医肾病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
一、古代中医肾病的研究
中医古籍中虽然没有各类肾病的名称，但与之相关的一些症状及证候，如水肿、尿浊、尿血、腰痛、淋证、癃闭、关格、溺毒等，均有记载，尤以水肿最为详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内经》奠定了中医肾病学的理论与辨证基础。书中明确指出了肾的解剖部位，阐述了其生理功能，对水肿的病因、病机及治则治法也做了精辟的论述。水肿在《内经》称为“水”“水气”或“水病”，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篇》有：“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目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足胫肿，曰水。”《素问·评热病论篇》有：“诸言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肿在皮者，必使目下肿也。”
《素问·水热穴论篇》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指出肾空虚是外风客肾的内在病理基础。风邪犯肾，《内经》称为肾风。风水是肾风的一种临床表现。汉·张仲景发展了这一理论，并提出了其临床见证及治法。如《伤寒杂病论》：“风为百病之长，……中于项，则下太阳。甚则入肾。”“风病，面浮肿，脊痛不能正立，隐曲不利，甚则骨痿，脉沉而弦，此风邪乘肾也，柴胡桂枝汤主之。”《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岁水太过，寒气流行，……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是寒邪直中伤肾。《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曰：“五之气，惨令已行……寒气及体，君子周密，民病皮腠”。指出元阳内盛，肌腠固密，寒邪只能伤及太阳之表，而不能深入少阴，伤及肾脏。亦从反面论证了寒邪伤肾的内在病理基础。《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又说：“凡此少阴司天之政……终之气……寒气数举，则病生皮腠，内舍于胁，下连少腹而作寒中。”指出寒气太盛，或反复内袭，则肾阳不克抵御，而成太少表里两感之势。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也提到：“寒喜中肾。”《素问·调经论篇》有：“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指出气血失和是肾疾病的常见病机之一。《素问·水热穴论篇》曰：“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素问·逆调论篇》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是人者……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皆为论述水邪伤肾的病机。《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岁上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又曰；“岁土不及，湿乃大行……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甚则胕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则论述了湿邪伤肾的病机。
至汉代，张仲景著书《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有不少章节涉及肾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中将水肿分风水、皮水、石水、正水进行讨论，提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的水肿病治则，其中的方剂至今仍为临床治疗肾病所常用，从而为中医肾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历代许多医家均对水肿提出自己的见解，如《症因脉治》将水肿分为外感肿证和内伤肿证。《杂病源流犀烛》将水肿按虚实分类。明·李健斋《医学入门·杂病分类水肿·论阴阳》中云：“湿热变化总属脾经，下注肾经则阴腑肿，脾气上升则为喘。”张景岳认为水肿“惟在气水二字”，“病在气分，则当以治气为主，病在水分，则当以治水为主”。肺、脾、肾三脏在水液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发病机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凡水肿等症，乃脾、肺、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唯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发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清·唐容川《血证论》则提出了“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的理论，丰富了中医对水肿的认识。
在水肿的治法上，《内经》确立了治水三法。《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云：“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开鬼门，洁净府”是治疗水肿之宗。《内经》亦云“诸气
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腹胀大，皆属于热。是三者相因而为病。……凡治肿，皆宜以治湿为主，所挟不同，故治法宜异。更宜清心经之火，补养脾土，火退则肺气下降而水道通，脾土旺则运化行，清浊分”，指出水肿为肺脾心三脏相互作用而为病，治疗水肿应重视治湿。又曰：“肾为胃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然关门何以不利也？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金匮要略》设有水气专篇，《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所创越婢汤、越婢加术汤、防己黄芪汤、防己茯苓汤等治疗水气，其效甚好。晋唐时期，多以“发汗利小便”为治疗水肿的宗旨。严用和认为，“治疗之法，先实脾土，脾实则能舍水，土得其政……，肾水行矣，肿满则自消。次温肾水……，中焦温和，阴水泮流，然后肿满自消而形自盛。”并在《济生方·水肿论治》中首先论及疮毒内归。他创立的实脾饮、疏凿饮子至今仍沿用。元朝朱丹溪根据证候寒热虚实的不同，将水肿按阴阳分类，有阴水和阳水之分。指出“腰以下肿，宜利小便，腰以上肿，宜发汗。”“诸家只知治湿当利小便之说，用诸去水之药，往往多死，又用导水丸、舟车丸、神祐丸之类打下之，此速死之兆。大法宜大补中宫为主。”“水肿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使脾气得实，则自健运，自能升降运动其枢机，则水自行。”
明清时期，中医对肾在调补阴阳中地位的认识有所提高，张景岳提出：“古法治肿，大都不用补剂，而多用去水等药，微则分利，甚则推逐，如五苓散、五淋散、五皮散、导水茯苓汤之类，皆所以利水也”，“但察其果系实邪，则此等治法诚不可废，但必须审证的确，用当详慎也。”指出治从肺脾肾，虚实夹杂本无定法，治取温补消，各求其宜，尤重气化。其在继承王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观点基础上，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借命门学说的兴起，创立了许多调补肾之阴阳的方剂，如左归丸、右归丸等，清·张璐认为“右边肿甚者，肺胃中有积滞也，导气为先，大忌琥珀、郁金、苏木、五灵之类，左半边肿甚者，肝肾间有瘀血也，散血为要，大忌胃苓，非特苍术性燥能阻滞恶血，即白术亦须生用，生则有逐湿散血之功而无雍滞之患。”清·陈士铎认为“治水肿之法，焉可舍补肾之火而他求蓄水之土哉。”李中梓在《证治汇补·水肿》中提出“治水之法，行其所无事。随表里寒热上下；因其势而利导之，故宜汗、宜下、宜渗、宜清、宜燥、宜温。六者之中，变化莫拘。”这一时期，开始用“坐药”“贴膏药”等外治方法治疗水肿病，使中医肾病理论和治法进一步完善。
蛋白尿在中医的典籍中无明确记载，根据其表现，可属于“精气下泄”范畴。《灵枢·口问》有“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诸病源候论》也提及“劳伤肾虚，不能藏于精，故因小便而精液出也。”“此肾虚不能制于肥液，故与小便俱出也。”《素问·经脉别论篇》：“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说明脾主运化水谷精微，主升清，“脾主统摄，升清降浊。”脾有统摄清（精华）浊（糟粕）之功能，其摄清者上升，统浊者降下，是精气升降运动中的枢纽。若饮食失调，或劳逸失常，或情志所伤，或湿邪困脾，损伤脾胃，脾虚不运，统摄失常，升降失司，则清气不升反而下泄导致蛋白尿。如《灵枢》所谓的“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指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说明肾藏精，主封藏，五脏六腑之精气皆藏于肾。肾气足则精气内固，不足则精关不固，蛋白精微失守而下泄尿中，则出现蛋白尿。《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谓：“水液浑浊，皆属于热”，指出湿热是蛋白尿形成的原因之一。后世医家在经典医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微启蒙，认为肾性蛋白尿最主要的病机为肾元亏虚，阴阳失调，人体精微物质外溢。脾失于运化，水湿之邪内留，不能布散四方，日久形成湿浊，湿性缠绵难愈，是形成肾性蛋白尿又一个难于根治的因素之一。由于先后天的功能失调，体内水湿、湿浊、瘀血内生，虚实相互夹杂，病情迁延难愈。根据机体整体的阴阳偏盛偏衰、病机的寒热虚实进行辨证施治，在治疗中针对病机对扶助正气、利水渗湿、活血化瘀等治法各有侧重，常能起到很好的临床疗效，充分显示中医辨证施治的优越性。
中医古医籍对尿血的论述，最早见于《素问·气厥论篇》的“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秘不通”，最早提出尿血二字。概括指出其病因以热为多，发病部位在下焦。《诸病源候论·小便血候》说“风邪入少阴，则血尿。”历代医家对尿血的基本病机的基本共识为火热熏灼、迫血妄行及气虚不摄、血溢脉外两大类，并根据临床实践进行发挥。《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对尿血的病因病机认识为“病者小便出血，多因心肾气结所致，或因忧劳房事过度，忧思气结，心肾不交。”《景岳全书·血证》说“凡治血证，须知其要，而动血之由，惟火惟气耳。”明代王肯堂又提出五脏病变均可以出现尿血。在血尿的治疗上，《血证论》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法为治疗血尿的基本方法，历代医家常在此基础上临证灵活应用。
对腰痛的论述，《内经》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肾虚是腰痛的原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肾生骨髓”，《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篇》曰：“肾主身之髓。”这说明肾具有主骨生髓的生理功能，肾中精气充盈，可以充养骨髓，骨质才能强壮，所以《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指出：女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男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素问·经筋》云：“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并足太阴之筋，邪走内踝之下，结于踵。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结于内辅之下，并太阳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循脊内挟膂上至项。”指出肾所藏的精气灌溉于腰域，对腰起着滋养、温煦的作用。肾之经络贯脊络腰，足太阳之经布于腰部。肾中精气充足，腰主活动的功能才能正常。一旦肾的精气亏虚，骨髓失充，骨骼失养，腰脊不能得到温煦濡养，则发为腰痛。《金匮要略》有“肾着”一证，言“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认为肾着为寒湿浸渍，阳气为寒邪所伤、足少阴肾脉经气凝滞不畅而成。治疗以温运肾阳，化湿散寒。清代医家程国彭说过：大抵腰痛，悉属肾虚，既夹邪气，必须祛邪，如无外邪，则惟补肾而已。
淋证病位在膀胱和肾，与肝脾相关。古人把淋证分为石、劳、气、血、膏、寒、热7种，而以“诸淋”统之。隋·巢元方指出“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指出石淋的病源在肾。《备急千金要方》提出“五淋”之称，现代仍沿用五淋的名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有治淋证的八正散、五淋散、石韦散，治腰痛的青娥丸、无比山药等。古代医家认为“淋有五，皆属乎热，热在下焦。”后世医家认为，其主要病机为湿热蕴结下焦，导致膀胱失司，伤阴损气，久之脾肾两虚，临床可见由实转虚，或虚实夹杂。淋证的治法，有忌汗、忌补之说。《金匮要略》认为“淋家不可发汗”，《丹溪心法·淋》指出：“血淋一证，须看血色分冷热，色鲜者，心、小肠实热；色瘀者，肾、膀胱虚冷。……若热极成淋，服药不效者，宜减桂五苓散加木通、滑石、灯芯、瞿麦各少许，蜜水调下。……痛者为血淋，不痛者为尿血。”“最不可用补气之药，气得补而愈胀，血得补而愈涩，热得补而愈盛。”此种说法应当视具体情况而论。
肾功能不全引起的尿少、尿闭，属中医“癃闭”“关格”的范畴。癃闭和关格之名，始见于《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云：“膀胱不利为癃。”《素问·藏气法时论篇》有“肾病者，腹大胫肿，咳喘身重”的记述。《素同·六节脏象论篇》指出：“人迎与寸口脉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关格之脉赢，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但其论述的关格，均非指关格病。张仲景《伤寒论》正式作为病名提出，认为关格是以小便不通和呕吐为主症的疾患。《伤寒论·平脉法第二》指出：“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这一病证的严重性历代医家均有认识，《灵枢·脉度篇》指出：“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景岳全书·癃闭》有“小水不通，是为癃闭，此最危最急症也。水道不通则上侵脾胃而为胀，外侵肌肉而为肿，泛及中焦则为呕，再及上焦则为喘，数日不通则奔迫难堪，必致危殆。”形象地描述了关格的主要症状。
《证治汇补·关格门》中有“关格者……既关且格，必小便不通，旦夕之间，陡增呕恶，此因浊邪壅塞三焦，正气不得升降，所以关应下而小便闭，格应上而生呕吐，阴阳闭绝，一日即死……最为危候。”《类证治裁·关格》：“下不得出为关，二便俱闭也，上不得人为格，水装吐逆也，中焦气不升降，乃阴阳离绝之危候。”《重订广温热论·验方妙用》：“溺毒入血，血毒上脑之候，头痛而晕，视物朦胧，耳鸣耳聋，恶心呕吐，呼气带有溺臭，间或猝发癫痫状，甚或神昏痉厥，不省人事，循衣摸床，撮空，舌苔起腐，间有黑点，其症极危。”《诸病源候论·卷十四》指出：“关格者，大小便不通也，大便不通谓之内关；小便不通谓之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也。由阴阳气不和，荣卫不通故也。”《注解伤寒论》解说：“浮则为正气虚，大则为邪气实。在尺则邪气关闭下焦，里气不得下通，故不得小便，在寸则邪气格拒上焦，使食不得人，故吐逆。”《景岳全书》中说：“总由酒色伤肾，情欲伤精，以致阳不守舍……此则真阴败竭，元海无根，是诚亢龙有悔之象，最危之候。”清代名医张璐在其所著《张氏医通》中引先贤诸家之说指出：“阴阳易位，病名关格，多不可治”，明确指出了这一病证的严重性。并进而论述了一些主要见症，如“舌上苔白而水浆不得下曰格，格则吐逆，热在丹田。小便不通曰关，关则不得小便”，指出了该病的主症是少尿或尿闭。在治疗上，《证治准绳·关格》：“治主当缓，治客当急。”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没有癃闭的名称，直至宋元时期，仍淋、癃不分。明代以后，始将淋、癃分开，成为独立的疾病。《医学心悟·小便不通》对癃闭和淋证作了明确的鉴别：“癃闭与淋证不同，淋则便数而茎痛，癃闭则小便点滴而难通。”《千金方》中所记载的导尿术是关于外治法治疗癃闭的最早记录。张璐提出了催吐以促升降，补中助运以促升降，以及从尿闭之时头有无汗出判断预后等，对“关格”病因、病机、症状、治疗、预后等有了完整的认识。
二、现代中医肾病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第一部中医内科肾病学专著《中医肾病疗法》问世，以邹云翔教授为首的中医肾病科研小组相继成立，结束了传统中医靠个人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历史，成为现代中医内科肾病学研究开始的里程碑。
邹云翔认为肾病蛋白尿的产生，乃初伤气分致气机怫郁阻滞，久延血分致气滞血瘀，变气血精微为湿浊痰瘀所致。治疗肾病强调：肺肾相关，从肺治肾；顾护后天，调理脾胃；维护肾气，治病求本；久病入络，养肝活血；清热渗湿，疏滞泄浊。治疗肾炎水肿常用大法有：疏风宣肺利水法，补气健脾利水法，补肾温阳利水法，活血化瘀利水法，疏滞泻浊法。并总结出：急性肾炎多犯肺系，从肺论治，可使原发病及早处理。慢性肾炎从肺论治，对于调整脏腑气化功能，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病者有胃则生，无胃则死，药物的作用须借胃气敷布，所以重视调理脾胃的功能，以补后天而养先天。(www.guayunfan.com)
蒲辅周认为肾病急性期症见脉浮，舌质正常、苔白，恶寒，宜用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加苦桔梗、前胡，宣肺解表、疏风除湿。慢性期虚实互见，脉沉细弦滑，舌微淡苔白，宜温补脾肾，通阳利水为主，可用理中汤加茯苓、桂枝。晚期肾功能衰退，宜用济生肾气丸和理中法兼进，脾肾并调。
刘渡舟结合舌脉的特点提出，慢性肾病以实证居多，病机为湿热之邪，久郁成毒，壅滞三焦，下注于肾，气机不利，诸脏功能失调所致。对此病的治疗以清利湿热、宣通三焦气机为主，方用加减败毒散。此外还重视患者的饮食调养，禁食肉、蛋、腥荤食物。
赵锡武主张慢性肾病治应调理五脏，兼顾气血，体用兼补，更别先后次第而调之有序。
赵绍琴认为蛋白尿的产生乃热入血分、络脉瘀阻所致。其病属实非虚，多热多瘀，并从脉、舌、色、症及病史等反映疾病本质的各个方面辨析推断，其“虚证”的出现是“大实若羸状”，而络脉瘀阻，功能失调是造成虚象的根本原因。在治疗上反对温补，主张以凉血化瘀为基本治则，并在临床中得到了验证。
张琪提出肾炎涉及病证较多，不能单从水肿病考虑，提出下列治疗方法：①化湿浊，解毒活血，急则治标。②益气血、补脾肾，缓则治本。张琪认为，慢性肾衰竭通过祛邪治疗，一般可见血肌酐、尿素氮有所下降，病情初步缓解，随之则应从本图治。如以脾虚证候为主者，当益气健脾和中；若以脾肾两虚证候俱现，则宜脾肾并补。临床针对此类患者拟补益气血、健脾和中法，以资化源。常用方药为六君子汤加当归、白芍。③补脾肾、泄湿浊、解毒活血，标本同治。
刘弼臣认为小儿肾炎一病，与中医的水肿虽近似，但却不尽相同。其应用鱼腥草汤，根据临床的不同证情，分别配合以传统的“发汗、利尿、逐水、燥湿、理气、清热、健脾、温化”八法，灵活配伍，辨证论治。
时振声认为肾不藏精，脾不摄精，或脾不升清，可致精气下泄而出现蛋白尿，其原因一是气血阴阳亏损影响脾、肾的摄藏功能；二是其他脏腑病变的影响，如肝失疏泄，木逆悔土，脾不升清，精微下泄。主张扶正法和祛邪法。对于邪实标急者，治宜祛邪为主。同时发现气阴双补具有保护和恢复肾功能的作用，促使蛋白尿减轻或消失。
叶任高认为肾移植后发生的排斥反应相当于中医学的“瘀证”范畴。尿毒证病人本质多为脏腑虚损、脾肾阳虚、气血不足而夹瘀浊内蕴，因肾移植后抗排斥反应而使用免疫抑制药，则进一步耗伤人体正气，容易遭受六淫之邪内侵。正不胜邪而使湿热阻滞于内，并发各种感染，致气血运行欠畅，瘀血内阻。因此，肾移植后其本为肾气亏损、气血虚弱，当发生肾移植排斥反应时则为湿毒内伏兼瘀血阻滞。
叶传惠教授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强调重视3个结合，即宏观与微观辨证的结合，补虚与泻实治法的结合，中药与西药用药的结合。强调一个方面，即活血化瘀在慢性肾炎临床上运用。
邹燕勤重视“保肾元、护胃气、泄浊邪、利咽喉。”认为肾病的发生发展，以气虚为本，湿热、瘀血是主要病理因素，补气益肾、活血清利是治疗大法。
王永钧系统总结中医对慢性肾衰竭的认识，强调泻浊逐毒。他认为慢性肾衰竭中期以肾不化水为主，此时尿液渐少。末期可因溺毒导致多脏腑的病损，不同的脏腑虚象及水湿、夹湿浊、夹瘀阻、夹风寒、湿热、湿毒之邪外袭，多数夹邪在两种以上。对于慢性肾衰竭的治疗，调理阴阳、安宁肾络是中医辨证施治的总原则，但还需重视驱邪逐毒，主张使用大黄灌肠，认为肠道给药是一个较好的泻浊逐毒的途径。
陈以平主张慢性肾衰竭的中医辨证以正虚为纲，邪实为目，主张扶正祛邪，标本同治。陈以平教授认为肾小球基底膜上皮细胞下弥漫的免疫复合物沉着，从中医理论分析当属湿热胶着成瘀的一种状态。膜性肾病总的治疗大法是清热利湿，健脾益肾，重用活血化瘀药并加入清热解毒药，可控制免疫复合物的产生，防止感染，减少复发，增加疗效。
黄春林主张肾衰竭患者应保持整体健康的治疗措施。对胃肠道症状较为突出者，多顾及脾胃，以香砂六君为基本方，使消化道症状减轻，同时投以补肾降浊之品。对病情稳定者主张使用黄芪、山药、何首乌、淫羊藿、山茱萸、肉桂、女贞子等益气固肾诸药。并特别指出何首乌不但具有益肾补血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大黄样的降浊之功，可借用于慢性肾衰竭的治疗。
余青萍主张培补脾肾，重视饮食疗法。制定了四联疗法：低蛋白饮食、高必需氨基酸、保证供应充足的热量、中药调理脾胃增进食欲。
马骥认为肺的宣发肃降和通调水道有赖于肾的蒸腾气化，脾的健运和输布津液须借肾的温煦，肺脾功能失调则水湿泛滥，肾虚精微不固，脾不升清，精微下注，脏腑失养则病程迁延，经久不愈。
皮持衡认为各种肾病后期，久病失治误治，致脾虚运化无权，肾虚不能化气行水，水湿内停，水谷精微的吸收、转输和布散不足，进而造成精气、津血的生成减少，脾不升清，统摄无力，清气下陷，精微物质泄漏。
20世纪80年代，邓铁涛等教授根据历代论述，结合现代资料，提出尿血的病位在肾与膀胱，将其病因病机进行了高度概括，归纳为热迫膀胱、火毒迫血、心火内盛、阴虚火旺、痨伤气阴、脾肾不固及气滞血瘀7个方面。
近20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功能形态学、血液流变学、物理、数学、基础医学的引进和应用，中医肾病学有了更进一步的更新和发展。目前全国已拥有多家中医肾病医疗中心，为适应临床科别不断细化的需要，肾病研究进入了以西医肾病名称为纲的系统性专业化的研究阶段，雷公藤、冬虫夏草、大黄对慢性肾病的治疗作用受到许多西医肾病专家的认可，并被广泛用于临床，随着中西医结合手段介入到肾病的治疗研究中，中医治疗肾病所不可替代的优势益显突出。
（高祥福 孙 静 盛 蕊）